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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中法马尾海战中的“罪人”?

社会 | 2013-07-22 10:3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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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其人

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号璞山,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光绪初年出任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为中日外交、琉球事件交涉、朝鲜对外开放、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和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同被誉为杰出的外交官。何如璋的才能得到赏识,任满归国后接连升迁,光绪九年(1883)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然他到任仅半年,便爆发中法战争,在马尾海战中,中国舰船沉毁,船政局船厂和学堂也遭到法军炮击,因此遭到弹劾,被清廷从重惩罚,与张佩纶一起遣戍军台效力,在张家口度过近四年流放生活。期满后返回故乡,主讲于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年五十四岁。

何如璋蒙冤的由来

百余年来对何如璋的评价有很大争议,原因是许多史书记述其事迹有悖历史真实,毫无根据的污蔑和歪曲使他长时期蒙受冤枉与指责,乃至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澄清。所以有必要对此作出辨析,还历史人物以公正。

流传最广、最易使人相信的是《清史稿》的记载。在《清史稿》中,何如璋传记附在《张佩纶传》之后,文字简短,记述马尾海战时说:“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绐如璋出。士论谓闽事之坏,佩纶为罪魁,如璋次之。”指责何如璋一心秉承李鸿章的意旨,指望通过和谈解决中法争端,大敌当前,仍然严令各舰将士不得轻举妄动。马尾海战失败后,借口押运银两出逃,所到之处不被接纳,张佩纶骗他返回船政局。福建战败,张佩纶是罪魁祸首,何如璋居其次。

这一段记述,完全抄录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的奏折里的话。而潘炳年弹劾张佩纶、何如璋,自言是根据“闽信”,也就是福建家乡人来信,他说:“臣等于马江失败后,迭接闽信,具言张佩纶、何如璋闻警逃窜。”他在京城就是依据乡间传闻而上奏。列举的罪状一条是“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驾张诚,张诚达之何如璋,秘不发”,说何如璋隐匿了法国侵略者的战书,贻误战机。第二条是“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遁”, “何如璋逃奔快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夤夜到洋行投宿,早晨入城,栖身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复踉跄出就张佩纶。张唯恐众人踪迹及之,骗何如璋回厂”,指责何如璋临战脱逃,四处躲避。 第三条是“何如璋督办船政,旦夕谋逃遁,弃厂擅走,已有罪矣。复于六月一日,将船政存钱二十六万两,借名采买,私行兑粤,不告支应所绅员。而私交其昌、汇丰各洋行。群众议论其盗国帑”,认为何如璋早就有心潜逃,侵吞公款。

清廷遂即命令赶赴福建前线的大臣左宗棠、杨昌浚调查,经过仔细查证,上奏说:首先,法国侵略军的战书应当递交总督何璟,不应递交船政大臣何如璋。事实也是如此,何璟接到战书,而后电告马尾前线,译出电文时战斗已经打响。扬武管驾张诚从来没有接过战书,当然何如璋更没有隐秘战书的事。其次,针对说何如璋逃窜一事,经查“皆系里巷快心之说,未足为据也”。乡间百姓道听途说,不是事实。战斗发生时何如璋同张佩纶都在前线观战指挥。对第三条责难,调查后发现,何如璋连续两天击退法军后,唯恐船政经费银两有失,于是连夜押运到省城福州,寄存到藩库。汇兑银两系按照正常手续,为采买造船材料所用,有人证物证,“均相符合,其非盗帑,无待言矣”。这样本来已经洗清何如璋的罪名,但是左、杨却遭到朝廷申斥。原因很简单,必须有人对战败负责,何如璋一定要做替罪羊。

《清史稿》依照潘炳年奏折中“莫须有”的传闻之词,写入史书,影响极其恶劣,多年来在教科书以及近年的影视作品,都将何如璋描写成马尾战败的罪人。而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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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主战、保卫马尾船厂

何如璋自从担任船政大臣以来,他的政绩和表现如何呢?

首先何如璋是位有作为的清廉官员,他上任伊始便筹划扩建船厂,计划制造新式舰船;拓展学堂,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因经费短缺,所以在战争时刻留心保护经费银两不受损失。他洁身自好,其后人家藏的家信中,多次告诫家乡人船政局不能安排闲人。使用公款和经济开支上自律较严。

其次,在保存至今的奏折、电报、信函中发现,在马尾港碇泊的中、法舰船首尾相衔,停泊在一处一月有余,日夜监视并牵制法军舰队,为此还曾经受到嘉奖。因舰船力量对比悬殊,他和张佩纶一方面多次请求调拨兵船援助,一方面一再请求先发制人,在火力和吨位远逊敌军的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清廷先后指派李鸿章、曾国荃与法国人谈判,命令何如璋只准被动防守。新披露的何如璋家书中,他表述了昼夜面对强敌的焦急、无奈:“此次法人以全力注闽,口外内大小兵船十余号,我以小兵船九号,与之相持月余日,兵力既疲。迭请南北洋拨船来援,不应。迭请决战先发,又不应。惟饬静以待动,毋涉轻率,故只得株守,以俟指挥而已。”侵略军狡猾地利用了下达战书和开火攻击的时间差,精心选择潮向有利时机,抢先攻击,疲惫又处于劣势的中国舰船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又次,文献资料中表明,李鸿章等曾经指示必要时放弃船厂,让与法军占领。何如璋认为船政局自从沈葆桢开始经营多年,实属不易,所以积极备战,赶制武器,招募亲兵,在厂侧校练门安设大炮,选善于操炮的工匠掌握;船厂埋设地雷,防备敌军占据。因为有这样周密布置,法军在七月初三、初四两天进攻并炮轰船厂时,不但打退敌军进攻,而且击伤敌船,迫使敌军不敢登岸,保卫了船厂。他身为船政大臣,船政是他的专责,军事失利,他也不应该是主要责任人。可以认定何如璋是主战官员,船厂和学堂获得保全,何如璋功不可没。

再次,何如璋的奏疏中总结了船厂受损情况,敌军炮火并没有完全摧毁船厂和学堂,只是部分设施严重受损,战后他又及时组织官兵工匠和学员努力恢复。船厂既没有失陷,又没有被摧毁,他被清廷从重处罚,于理实在讲不通。

遭到惩办的根源

最终何如璋有罪而无功,被严厉惩罚的原因何在呢?

许多文章以为他在船政管理上撙节经费,裁汰冗员,得罪了福建籍官员。我们发现《船政奏议》中何如璋的所有奏折,他既没有裁员,也没有降低官兵待遇标准,相反,为谋求发展,前任船政大臣张梦元裁抑的部分,何如璋还予以恢复。他十分重视人才,信任并且依靠船政局原有人员。他曾经向朝廷列举历届船政学堂毕业生的不凡业绩,建议船厂添置设备,提高制造能力,发展技术,拓展规模。同时呼吁培养学生,造就中国新式军事人才。他的计划和措施,只会得到闽籍人士的欢迎与支持,没有理由为难他。因此,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为了弄清其真实原因,需要从中国政局变动的大背景去做探讨。

何如璋之所以被严厉惩罚,唯一的合理解释是:这一年4月8日,慈禧太后与以恭亲王为首的内阁矛盾加剧,利用中法冲突,罢黜恭亲王,彻底撤换内阁、军机处大臣。史称“甲申易枢”。这次政局的大“地震”彻底改变了何如璋的命运。

何如璋从日本回国后,一再升迁,先后主持政局的大臣沈桂芬、李鸿藻都看重他的才干。法国侵略越南以后,何如璋呈递《整顿海军以规久远折》,提出巩固海防、建设海军六项措施,建议设立水师衙门(相当于海军部),划分六个战区,编舰队、练海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不仅熟悉外国海军情况,特别关注日本海军近年来发展状况,而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出设想,所以不久便任命他出掌船政,并且升任詹事府少詹士,所以很自然被认为是以恭亲王为首的中枢机构一向重用人员。“易枢”之后,他随之成了政治纷争的牺牲者。后来,一同发配到张家口的张佩纶、当时问成斩刑的扬武管驾张诚等人,均获重新起用,何如璋却一直被排斥,直到病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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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原因,是他同当时“清流”党人的著名人物如张佩纶、邓承修关系密切,在富国强兵、力争国权的主张上,认识相当一致。现在我们认为他虽然还不算在“清流”之列,但是在晚清时期,可能把他也列入“清流”党人,民国初年撰写《清史稿》,执笔者和何如璋生活时代接近,其传记和黄体芳、宗室宝廷、盛昱、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合传,于“传论”中说:“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那一时期,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和邓承修又有“清流四君子”之称。与这些人物合传,正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看法。在他出任船政大臣前后,张、邓等人也分别调离朝廷,主持地方军政事务。易枢之后,慈禧太后任命的中枢机构,不再容忍和允许清流官员说三道四,任凭他们主导舆论,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清流官员的命运,或先或后都被剥夺要职,清除出重要部门。

另外从何如璋个人原因来看,他是爱国和强烈反对列强侵略的官员,他洞悉国际形势,向李鸿章、刘坤一等大员呼吁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外交态度强硬,处理“琉球事件”主张力争不让,不惜“撤使罢市”,以撤回公使、断绝贸易,甚至建议以武力解决琉球事件交涉。马尾海战爆发前,他积极备战而不愿执行“弃厂”指示。言辞愤激,行为坚定,难免不合时宜,“易枢”后自然会被排斥。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隐匿战书、避战求和、贻误战机、临阵出逃、贪污经费等罪名,始终伴随着对他的评论,这些污蔑不实之词流传,对何如璋的评价带来极其恶劣影响。有不少文章辨明事实,还历史人物以真实、清白的呼声,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长期存在争议。更有甚者,近年仍有人为制造轰动效应,歪曲事实,污蔑、误解何如璋。

是否“日本间谍”的争议

何如璋究竟是不是日本间谍?

一位教授(孔祥吉)和日本一学者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新探》一书,宣称有“惊人的新史料发现”,根据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发现的两封写给日本公使馆的密信,内容涉及中法战争的一些传闻,断定何如璋出卖国家机密。同内容的类似文章,又在《广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发表。继而有人(张伟)撰写《清首任驻日公使竟成间谍》登载于《环球时报》。于是给何如璋又添一大罪状“出卖情报,充当日本间谍”。

爆出这一新闻立即引起不小反响,广东大埔何如璋研究会撰文质疑,何如璋嫡孙何欢言提出质问,刘宝干、何永年著《还爱国外交家本来面目》一文反驳。

经过对《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新探》一书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视,发现对密信的解读存在“擅改、曲解、臆断”等一系列的错误。例如:密信书写字迹与何如璋笔迹完全不对;信笺中缝印有“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系日本驻华使馆公用笺;但是随意删去“在”字,于是误解为中国使馆用笺。信中所说“支那某官”,没有确证是指何如璋;尤其是第二件“内报”文后的红笔注文“右者何如璋寓所暂居的井上生致渡边书记生之内报,侍读系指何如璋云”。这本来再清楚不过表明是他人所写了,却被改为“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边书记生之内报。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删掉“寓所暂居”等文字,凭空增加“经”字,对“侍读”的解释,变成“自称”。何如璋哪里有自称“侍读”的道理?之后,有学者(清华大学刘晓峰)在《历史研究》发表《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文章,终于澄清此事,其实密信乃是何如璋收养在身边的日本孤儿楢原陈政所书,何如璋在日本任公使期间结识友人得能良介,他将外甥楢原陈政托付给何如璋,何如璋任满时携带这个日本孤儿一起归国,这日本少年利用生活在何如璋家之便,将何如璋的一些日常活动密报公使馆。

何如璋生前坎坷多难,死后百余年仍然争议连连。随着资料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新的清史著作应当还原一个真实何如璋,拂去障翳,一洗《清史稿》的冤词,予何如璋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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