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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八千麻袋大内档案的世纪拯救

社会 | 2013-07-22 14:49:29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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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并引申出:“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这段话出自一篇有名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发表于1928年1月,谈的正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然而,这一事件当时并没有完结,而且断断续续延续到1958年。
  
所谓“大内档案”,是指存放在紫禁城内阁大库的档案。清代内阁,在雍、乾之前,为国家庶政中枢,雍、乾之后,虽军政大权旁落军机处,但仍为清帝承宣谕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及收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机关。其所属内阁大库是明孝宗时修建的,清朝继续延用。库内的档案材料十分庞杂,有诏令、奏章、朱谕、外国表章、历科殿试卷子以及其他文件,还有清初由盛京移来的旧档、部分明末档案,是研究明清历史的珍贵资料。清时就被人们视为秘藏之物,甚至“九卿、翰林有终生不得窥其一字者”。王国维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大库由于年久失修,渗漏严重,内务府决定修缮。议工期间,值八国联军入侵,事遂停顿,一拖十年。1909年(宣统元年),有一个库房塌了一个角,其他库房也很危险,必须马上修缮,库内几百万件档案被搬了出来。一部分年代近一点的档案移至文华殿,另一部分被认为年代久远,没什么大用处的,准备焚毁。
 
这事被考古学家罗振玉知道了,罗当时为清朝学部参事。有一天,他赴内阁办事,见库垣中档案文籍如山。顺手取来一束,打开一看,是关于督漕的奏摺,又打开一份,是一份征金川的奏摺,都是颇有价值的。他赶紧请张之洞奏准罢毁。张当时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就委派罗振玉处理这批档案。罗将其中一部分主要是历科殿试卷收藏于学部后楼,其他档案装成了八千麻袋,移到清王朝所称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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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军阀政府在1912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就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内阁档案是它的基本藏品。后来,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里,并有一部分堆在端门的门洞里。
 
这些麻袋仿佛常常减少,工役们不是国学家,所以他们将里面的宝贝倒在地上,单拿麻袋去卖钱。当时任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的胡玉缙,曾经是京师大学堂的教授,他深怕这些麻袋缺多了,更怕着火,所以忙到教育部请示如何处理这批档案。
 
教育部专管这类事情的是社会教育司,司长叫夏曾佑,是位历史学家,熟于“中国历史”。他知道,中国的一切事,是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主张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就这样,在“办”与“不办”之间,拖拖拉拉,“麻袋们”安稳地躺了好几年。
 
1918年,傅增湘当上了教育总长,开始整理这批麻袋。鲁迅说,当时之所以要着手清理是因为有人“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麻袋中也确有宋版书,傅增湘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在《藏园群书题记》中有这样的记述:“余于戊午(1918年)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散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宋版书当时的价格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人,搬了二十麻袋到教育部。回来后,他们俩就奉命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袋。搜拣过程中,教育部官员们经常在故纸堆中来往,有时将桌上拣出的东西拿走,送还时,往往比先前少一点。有的则边检查边塞到洋裤袋里。以后又清理了几次,反正不少人来“顺手牵羊”。一些工役们也手持长棍,搅着,拾取些黄绫表签之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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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袋们”的厄运并没有结束,接着就开始一次次被倒卖。1921年前后,北洋政府财政艰窘,政府各部门自筹款维持。已有几年支不出薪水的教育部就把这批麻袋作为废纸,称了称,大约15万斤,以银洋四千元拍卖给了西单同懋增纸店。纸店搜拣了一部分档案出售,大部分准备运到唐山、定兴去作“还魂纸”。
 
深知这批档案价值的罗振玉当时在外地,有事来京,见市肆上有高丽国王贡物表,识为内库档案之物。他打听到这批档案的下落,以两倍的价钱,把这批档案买了下来,并准备了书库储存它们。罗振玉从中淘出一些珍贵秘稿史册,择其珍件汇刊成《大库史料目录》六编,《清太祖实录稿》三种。
 
此时的北洋政府财政状况比前几年稍好一些了,看到档案中颇有油水,又欲从罗手中购回这批档案。清史馆也想要,海外也在窥伺。罗振玉均不允,1924年,罗将它倒卖给了上文中提到的李椒微,即前驻日公使、曾任民初新参议院议长、又是大藏收家的李盛铎。价格是1.6万元,分量约12万斤。
 
李盛铎又在里面淘了一次,捞出了不少珍奇东西,并将其中六万件给了溥仪。但他也没有力量把所有麻袋都检视一遍。1928年李盛铎又以1.8万元转卖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时的档案约十万斤,搬来倒去,十分杂乱,完整的约五分之一。历史语言研究所又从中选择、编辑出版了《史料丛刊》和四十册明清史料。
 
抗战前夕,该所将部分档案携至南京,几经周折,又迁到台湾。剩下的大约五万斤,约1700麻袋,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财产,仍存放在午门楼上。这1700个麻袋一直躺到新中国成立。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也让新中国有关部门和专家无奈了好几年。
 
1958年,已成立三年多的中国国家档案局认为不能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由于事关重大,国家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同意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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