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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自认搞政治才是专长的国学大师

文化 | 2013-07-26 09:4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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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时代学人中,章太炎(1869—1936)是最难定位的一个。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书香门第,祖父为他留下了5000多卷藏书。到他父亲时,家势开始衰微,因此更加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为此还立下《家训》,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要求子女们不得对清廷卑躬相事;二是希望子女们精研经史,而不是专心于词章、书画等。这两条家训,成为了章太炎日后走向革命道路、精研学问的人生起点。
 
与民国政治人物分分合合
 
父亲死后,22岁的章太炎遵照父亲遗命,来到杭州的诂经精舍求学。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两部足以显现他学术功力的著作——《膏兰室札记》和《春秋左氏读》。《春秋左氏读》书成后,章太炎很自负地宣称,如果刘逢禄看了这本书,只能是爬着逃走,刘逢禄是比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还长一辈的清代经学大师,曾著有《左氏春秋考证》。
 
1897年春天,在诂经精舍苦学8年之后,章太炎来到上海,此时他经学研究已小有成就。此次抵沪,是受时务报的邀请,前往担任撰述,参与维新变法大业。章太炎一到时务报馆,就受到时任主笔梁启超等的热烈欢迎。章太炎不负众望,很快写出《论亚洲宜自为唇齿》等文章。
 
在时务报期间,章太炎对梁启超等康门弟子尊康有为为“圣人”的做法充满鄙夷,说“这群康门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滚粪球”。每次与梁启超等人论学时,都水火不相容。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后竟发生了一场群殴事件。经此事件,倔强的章太炎愤然离开时务报。
 
1898年,章太炎被张之洞招入帐下。章太炎以为可以通过张之洞实现自己“依靠汉族督抚改变现状”的念头,但没想到张之洞只是利用他打压维新派。最后,章太炎失望离去。

在民国政坛上,与章太炎理想最为接近的当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是在1899年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间。那次见面,章太炎被孙中山“当今中国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满清王朝”的议论深深打动,连连叫好,称其“卓识”。
 
1902年,章太炎回到了国内,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参加中国教育会。教学之余,两人经常带领学生演说,公开宣传革命;还一同在《苏报》上撰文宣传排满。正当章太炎在革命浪潮中充分施展才华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发生了,这是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案。1903年6月30日,章太炎被捕。
 
“《苏报》案”案发前,蔡元培等人闻风相继逃往外地。只有章太炎照常去报社上班,邹容劝他暂避风头,他只是笑笑说:“小事扰扰。”“革命必流血,吾之被清政府查拿,今为第七次矣。”当几个凶狠的巡捕叫嚣着冲进来,一个小头领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票,高声念着章太炎等人的名字时,章太炎忽地起身,进前一步,指着自己的鼻子高声说:“其他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其风范直追“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从此历经3年牢狱之灾。
 
1911年,武昌起义打响后,章太炎异常兴奋,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提议由黎元洪和黄兴分别担任元帅和副元帅。当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归国后立即对章太炎进行了批判,双方成见日益加深。
 
1922年,53岁的章太炎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梦想破灭之后,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讲学成为了他晚年抚慰心灵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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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的一代宗师
 
对革命的单纯与理想化,并不能掩盖章太炎学术思想的深邃。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无论是在思想史、学术史,还是文学史上,都是当时学界的中流砥柱、一代宗师。
 
章太炎的国学成就大致可分为小学、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等方面。小学是章太炎学术的立身之本。章太炎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作风,他所撰写的《文始》(1913年)、《新方言》(1909年)等著作,成为近代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此外,章太炎还创造了58个注音符号,上声下韵,相切成音,是中国第一套汉字注音方案。
 
章太炎的文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国故论衡》中卷,这本书清楚地表明了章太炎所倡导的“文学复古”思想,并不是唯古是从,而是要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学艺术遗产中,发掘、整理出适于现代民族发展需要的新型文学与艺术。推翻了当时古文家狭隘的文学观念,为之后新文学浪潮的到来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源泉。
 
章太炎的诸子学则主要反映在《国故论衡》下卷,该书集中了章太炎在东京讲学期间对诸子研究的进一步深化。章太炎认为,诸子学说最具独立精神。他对于儒家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尤为不满,直斥为矫言伪行的“国愿”。这一观点,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批判儒家最为犀利的文字,直接开启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闸门。
 
章太炎一生不仅勤奋著述,还积极讲学,传播国学。其生平比较集中的讲学有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08年流亡日本,第二个时期是1913年被袁世凯禁锢于北京期间,第三个时期是晚年在上海、无锡、苏州三地讲学。他的每一次讲学都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造就了不少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人才。
 
这其中,成就最为集中的是东京授业的一班弟子,后来皆成为中国新旧文化的翘楚。这批弟子(陈大齐、康宝忠、朱希祖、黄侃、钱玄同、周作人、马裕藻、朱宗莱、沈兼士、刘文典、鲁迅)民国初年自日本返回中国,大都被罗致入北京大学,进而转变了北京大学文科乃至民初学术之风,在确立中国现代学科领域和学术规范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

太炎逸闻
 
章太炎讲学时每到兴奋处,常常烟一根接一根地抽。一次他给学生上课,转身写黑板时,拿手中的纸烟在黑板上猛划,写完也不看是否写上了,转过身仍旧滔滔不绝地讲。另一只手中的粉笔也就被误认为是香烟,猛吸了几口。学员们忍俊不禁,都笑了起来,而他却全然不知,依旧神情自若地讲课。
 
章太炎到北大讲学,可以容纳几百人的北大风雨操场座无虚席。章太炎在北京任教的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吴检斋等五六人围绕着老师登上讲台,然后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地侍立在老师旁边。满头白发的章太炎穿着绸子长衫,个子不高而双目炯炯有神。他向台下望了望,就开始用他的浙江余杭话演讲。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于是由刘半农翻译。又因演讲中常常引经据典,钱玄同便不时在黑板上用板书写出。涉及到的人名、地名、书名,有拿不准的,担任翻译的刘半农会和写板书的钱玄同当场商量,或者向侍立在老师旁边的其他人询问,就是不去烦扰老师。商量定当之后,再翻译和写板书。
 
在赵家铭的《章太炎与胡适之的一些是与非》中,曾讲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了。这是我国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书籍之一,担心国人不理解,胡适还专门在此书的《凡例》中对新式标点的具体使用办法做了详细说明。书刚一出版,胡适便特地送了章太炎一本,还恭恭敬敬地写上“太炎先生指谬”,下署“胡适敬赠”,在“太炎”和“胡适”4个字的右边,各加了一条黑线,表示是人名符号。
 
不料,章太炎接到书,翻开一看,见自己的名字旁多了一条黑线,竟生起气来,开口骂道:“何物胡适!竟敢在我名上胡抹乱画!”再往下一看,又见“胡适”两个字的旁边,也有同样一条黑杠,气才稍微消了一点,自言自语道:“他的名字旁也有一杠,就算互相抵消了罢!”
 
语言文字学家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一晚,黄内急,忙不迭地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也报之以骂。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二人的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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