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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谈《百年文言》:风雅不灭,高贵长存

文化 | 2015-12-04 10:1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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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如博士,字康侯,号胡马,儒学大家,著名诗人、古文家,青年思想家。出版《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大学诗词写作教程》、《忏慧堂集》等著作十余种,与陈永正教授共同主编《百年文言》。腾讯儒学明德讲堂《晋如说儒》主讲。讲座获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通识教育优秀课程。

 

《社会科学论坛》(以下简称“社”):今年1月,令师陈永正教授和您合编的《百年文言》一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应该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文言文选。选择在今年出版,是否有意借此书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思呢?

徐晋如(以下简称“徐”):我们编选这部总集,最初是出诸偶然。2012年初,原广东省文联主席刘斯奋先生(号蝠堂)拟主编一套丛书,定名为《今文选》,包含人文、社科、论争、时评、译作、艺谭、序跋、品鉴、政论等各分卷,准备从新文化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1919年开始,一直选到20世纪末,希望选出白话文学的经典文章,作为当代人学写文章的典范。蝠堂先生是岭南名宿刘逸生先生的长公子,精擅古典诗文,开会时他就提出,是否单独选编一册《今文言》,以见出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也还有一批人孜孜矻矻,不趋时流,能写醇雅的文言。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今文选》编委会成员的一致认可。尽管如您看到的,《今文选》的其他各分册,都是按内容分的,惟有《今文言》是按文体分的。


蝠堂先生把《今文言》的选务交给了业师陈沚斋先生,沚斋先生又交待我和他共选。业师认为,如果只选19192000年的文言,2000年以后中文互联网上很多非常漂亮的文言文就不能选入,未免有遗珠之憾;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有不少精深粹美的文章,同样会由于体例问题失收,不如在我们开始编选的2012年往前推一百年,从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选起,一直选到2011年。业师专门为这本书撰写了一万五千馀字的前言,我也给这本书撰写了文言的序文,但交稿后蝠堂先生对前言、序文中的观点不能认同,也不同意《今文言》打破整套丛书的体例,于是大幅删削了前言,又让我们删去了1911-191820012011十几年的文章。业师和我都觉得这样未免太可惜。我当时看了一眼出版合同,合同订的是这套丛书的简体中文版,遂立即向沚斋先生提议,另外再找出版社出繁体中文版。这样,我们就联系了浙江古籍出版社,按照我们的意愿出版了《百年文言》。而《今文言》和《今文选》丛书中的其他9册,一直迟至今年7月才出版。


但是我们的这部书并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第一部文言文选”。早在1953年,东莞的袁功甫先生,就选编了一册油印的《珠海拾遗》,收录的都是现代人的文言文;2008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罗维扬先生的《现代文言》,都在我们之前。但是罗先生的《现代文言》选文有些泥沙俱下,很多文章,我们认为并不是纯粹的文言。须知白话与文言的分际其实并非泾渭分明,如果不是邃于此道的斫轮高手,可能会把一些旧式白话文当成文言。比如罗先生把哄动一时的2001年江苏高考作文《赤兔之死》也选了进来,而实际上那篇文章是够不上文言的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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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似乎的确没有必要打倒文言文。但是一场语言的变革,就一定会导致社会的巨大变革吗?

 

徐:美国学者JB•格里德指出:

 

但是正如这场运动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从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样,这场文学革命本身具有深远的社会含义和政治含义。中国的古文不仅是由许多世纪的传统和很多人对其文学特质的真诚崇敬所维持着的,而且也是由一些重要的社会原因所维持着的。深入学习复杂的古汉语是艰巨的,也是令人痛苦地缓慢的。对于古汉语本身、它的语法规则,以及由古文写成的文献的掌握,可能会占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报酬与成本是相当的,因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识文断字能给极少数拥有闲暇和从事文化学习才能的人带来文盲大众所无法染指的高贵社会地位和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因而,这种书面语言,与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维护了传统中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甚至在旧的政治制度于1911年崩溃之后,古文言的遗存不仅确保了传统文化的存留,而且保证了传统社会态度的永久延续性。所以,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反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4页,鲁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格里德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对胡适一辈人倡行文学革命的隐心直抉入微。我十多年前著文《白话文运动反动在何处?》(收入拙著《高贵的宿命——一个文化遗民的怕和爱》,华龄出版社2010年版),认为白话文运动的后果是煽动民粹,最终消灭了知识精英。业师在《百年文言》的前言中这样说:

 

白话文,本身就承载着不少民间暴力语言,白话文运动,也滋长了语言暴力。当时盛行的“打倒”一词,竟成了数十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社会习惯语。当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极端的时候,举世皆以愚贱为荣,以“大老粗”自我标榜,端庄的举止、高雅的谈吐、优美的文辞也成为批判对象,美德遭到践踏,人格日趋卑下,终于出现“砸烂狗头”一类的流氓黑话了。暴力语言挟同着暴力行为,给全社会带来巨大的劫难。近二十年,随着经济的勃兴,拜金的教义驱使文化进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昙花一现的审美觉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荡然无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样滋养着群众。在网络时代,点击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标准,网上流传的文字,低俗化的倾向尤为严重,闹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欢,没来由的语言群殴,黄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热击,荧幕充斥着大量的暴力语言,连学者、教授的微博争辩,也粗野得如同泼妇骂街,古人那种即使绝交也口不出恶言的风范,于今再也不复见了。语言的堕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堕落,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民族的悲哀。从民间产生的网络语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当它直接影响到知识分子,并左右其对语言核心价值判断的时候,就值得我们警惕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名言:不是你在说语言,是语言在说你。中华文明有确切纪年的历史是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开始的,近三千年的文明延绵而不绝,汉字和雅言居功至伟。雅言,是包括了统一的语音(即古代的官话)和统一规范的书面语(即文言)的完整语言体系。传统中国人敬天尊贤、崇贤而不从众、对文字心存敬畏的文化基因,都是来自规范的汉字和雅言。我们选了黄节的《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序》,文中说:“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邪?”雅,是一个社会赖以向上的根本保证。我们之所以要编选这部文言总集,无非是以雅抗俗,不愿与浊世相浮沉而已。我的《〈百年文言〉序》不长,全文附此,大抵可见我们的立场了:

 


《百年文言》序


昔在周公,践祚履位,制礼作乐,以导正天下,乃作《尔雅》,以齐殊言。尔者昵也,雅者正也,天下殊途,义一归于雅正也。孔圣序《乾》,始作文言,又不仅诗书执礼,所雅言焉尔。夫诗书执礼之教,以之成德,谓之温文尔雅。故君子初学,必先文雅其辞,庄敬其行,非惟其言行若是,亦慎其独耳。以是观之,雅国柱,当无疑致。是以雅存则国兴,雅废则国微,政昏于上,雅成俗乎下,固有之矣,雅道迹废,国无君子,而欲天下理者,未之有也。


华族挺生东方,号曰华夏。华者文也,夏者雅也,华夏之义,亦曰君子成德之文耳。故周公孔子而下,何莫由文言而止于雅也。洎乙巳废科举,壬子废读经,国柱倾圮,固不待陈胡而推掩也。新青年诸人,趁势逞志,浅士少年,心悦其说,景响从之,自斯而后,雅道绝而凶人兴,道德者路旁之刍狗,文章者驵侩之唾,人心向贱,堕落无底,非雅废之失耶?又有说焉。昔漆雕将仕,以斯之未能信为惧,今也不然,宦者临民,鄙陋不学,言而无文,行不由雅,辄必趋功逐利,以盗国家,以成聚敛。政昏民困,莫之为甚。雅道之重,尤重乎政也。

壬辰之岁,业师有编撰百年文言之议,其去壬子废经,适值百年。越半载而编目粗定,余披览竟夜,不觉怀抱空狂,绕室叫啸,万慨遂生。顾宁人尝辨亡国亡天下矣,崇俗蔑雅,其足为中华乎?法人涂格维尔以贵族为一国纲纪所系,为自由骨干,一旦倾覆,极权酷政,则必随之。吾华自秦汉以后,几无世代簪缨之族,然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孰不由诵古贤往圣之言,以立身扬名乎?士夫君子,以古之道临民,其失之者盖鲜矣。严几道当其易箦之时,所疾书者,首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旧法之环中,厥在礼乐人伦,修身用极,止于至善。文言者,则旧法之轨涂,积学之舟楫也。溯兹百年,如电如露,间气渐衰,而文多芜杂,然抱残者夷齐,守缺者巢许,以视媚时悦人、趋新徇众之辈,不亦稍愈耶?编此碎锦,岂希心史,但使后之览者,知风雅之不灭,高贵之长存耳。

 

社:在您看来,文言文的发展前景如何?

 

徐:文言是历史文化遗产,谈不上再发展,也不该再有什么发展。就像诗词、古琴、书法、昆曲、京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都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不能再讲发展了。但还是有几个观点不得不谈。

首先,文言与白话,不如雅言与俗语的分别更恰当。我师龚鹏程先生说,如果你整理过自己的讲课录音,就知道白话文完全是一个伪概念。何以这样说呢?白话文提倡者说的是“我手写我口”,话怎么说,文章便怎么写。可是谁说话时还没有“嗯啊这个”这类的赘语呢?没有人会把它们写到文章中去;说话时逻辑有时跟不上语速,写成书面语,一定要使之通顺条达。故龚先生以为,所谓的白话文,不过是比较浅俗的文言而已。雅言与俗语,都是中国语,它们是一母双生的同胞,雅言为俗语树立了向上的标准,俗语也会充实进雅言,增强雅言的表现力。废除雅言,俗语便会堕落,从而带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堕落。人类应该把追求高雅作为文明和修养的表征,那种持有鄙弃高雅、自甘贱俗的心态的人,也许在现在是大多数,然而我们必须要指出,这种心态无益于社会文明的建构。文言是君子之学,孔子说,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学习文言,可以通往向上一路,养成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美德。一个社会君子多了起来,才会有希望。

其次,当今国学热、儒家热,国学大师满天飞。我们认为,判断一个人的国学水准,最简单的一条标准就足够了:他是否能作合格的诗古文辞。比如某热中于儒家宪政的学者,原来是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半路出家成了儒学的拥趸,写的书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看起来天花乱坠,可是你一看他只要解释古文,鲜有不出错的,就知道他的所谓学问全是阉然媚世之言。不通诗古文辞,无法传承国学。诗、古文、辞赋(含骈文和赋),这些是国学基本功,决计绕不开去。大学的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师、研究员,也应该学习诗古文辞,如果自己没有操觚之能,是不能真正领会古人幽微隐约的道心诗思的。我们在《百年文言》的最末,各附了二首编者文,不是为了敝帚自珍,也不是冀附骥尾以求不朽,我们是要宣布一种姿态:这是两位有操觚之能的学者编选的文献,我们希望所有的古代文学研究,应该由懂创作的人从事,这样学术垃圾会少得多。

最后,我认为现在的大学中文系应该作彻底改革。现行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设置,仍未脱前苏联的影响,以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为主,这种现象极其荒谬,如原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所言,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试问如果中文系都不培养作家,什么系该培养作家呢?我以为中文系应该改为以作品为主导,开设各体诗文选及写作课,这是向香港、台湾的教学看齐,是对民国时期教育传统的复归。只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都能写出合格的诗古文辞,中小学的传统文化教育才能落到实处,也才会成功塑造学生的君子人格。

 

社:除了《百年文言》,浙江古籍出版社还再版了您的《大学诗词写作教程》,您觉得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是学诗重要,还是学文言更重要?

 

徐:现在热爱国学的青年,多是因为喜欢诗。从儒家传统来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诗教是最易感人的教育手段,所以我一直视诗教为毕生事业。拙著《大学诗词写作教程》自2007年初版,至今已出版过四种不同的版本,包括在香港所出的一版。新版的《教程》又作了大幅修订,乃因我近年一直在高校开设《诗词写作与吟诵》课程,教学相长,体悟更深。但诗要写得好,需要一定的天分,没有天分的人,写一写醇雅高古的选体诗,可以唬住外行,但往往难以真正打动人。而古文不同,只要下工夫,一定能写得不错。当然骈文也是要较高语言天分和审美天分的。《百年文言》相比唐宋名贤的作品,可能更适合今天的初学者入门摹习。这是因为,首先,近百年文言,在文学技巧上穷尽前人的经验,新文化派要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指集了古文创作理论大成的桐城派,选学妖孽指继承总结了六朝骈文的六朝文派,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对今人而言,都是非常宝贵的镜鉴。其次,近百年文言多有切于时事者,离当代学者时代较近,情感上、思想上易于产生共鸣,学之易有所成。我的太老师朱庸斋先生于分春馆设帐授徒,教填词以学清词及近代词为主,也是因为这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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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今文言》似乎更有当代意识,为什么要以《百年文言》之名出版此书呢?比如龙榆生先生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其实是清词选,为了表示对抗清义士遗民词人的尊重,才用今名。《百年文言》之得名,与编辑体例有何关系?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百年”一词具有独特的意味。老杜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又曰:“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业师为此书定名为《百年文言》,我想首先是因为他出于诗人的直觉。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并没有订立一个编选体例,但编辑思想、选文的理念却是高度一致。我们之所以选择以辛亥革命作为选文的开端,因为我们并不认同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我们以为,废除了二千年的帝制的辛亥革命,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中国的起点。而我们开始选编工作的2012年,往前推一百年,则是国民政府废止读经的1912年,如果没有官方层面的废止读经,改革教育,就不会有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也不会有此后苦难交织血泪交迸的历史。我们的反思,首先是对一百年前废止读经行为的反思;但后来编选过程延续了三年,以致今年才顺利出版,却是我们所没有逆料到的。今天的人写书恐怕都会比编书要快,大抵无法想像为什么一本六十万字的书要编三年,但曹旭教授说,编这样一部文献,三年算是特别快了,他认为应该用十年的时间编这本书。


最初的时候我提出,能否按《古文辞类纂》那样,按照文章的体类编排,但我们很快发现,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文言不再承担过去那样多的实用功能,现代文言作者,要么如钱钟书先生那样坚持用文言论学,撰写《谈艺录》《管锥编》这样的巨著,要么只是用文言遣情达意,最多的应用是书籍的序跋,以类纂的形式编撰,各类之间篇幅会畸轻畸重,反为不美。所以后来我们只确定不收赋,骈文、古文一体收录,只是按照写作时间的先后为序。

 

社:选政诚不易为,要想编撰出一部可以传世的著作,就更难了。我们注意到本书选入的很多作者,都是很少被各类文学研究著作提及的,而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他们的文言作品也让人惊诧。


 

徐:我们这本书可参考的前贤选本很少,主要是从现代人的别集中去寻找,这方面香港的图书馆收藏最丰,我得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为我们选编此书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更要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邹颖文女士,她的《香港古典诗文集经眼录》是一部特别实用的书目。另外,民国老期刊是一个大宝藏,像《学衡》《同声月刊》《清华周刊》《文学杂志》(中山大学)《文史季刊》(国立中正大学)《岭雅》(《广东日报》副刊)都是琳琅满目。在《清华周刊》里,我们找到好几位名流十几岁时写的文言作文,如叶企孙、闻一多、罗隆基等,文笔、思想都已经非常成熟了。叶企孙先生《革卦解》思想之深邃,真不像是十几岁的少年,罗隆基的文章,奇瑰无方,只能用才华盖世来形容。


集中选文,大致进行了一年,此后我们又陆续发现补充了几十篇文章。初具规模后,我们分请当代学界素擅文言的学者加上评点,有一些录自民国时期选本的,则辑入原评。同事肖荣博士建议,此书应该附评点人小传,以便读者。我具体做起来的时候,发现点评人中有一位邓秉元先生,沚斋师也不记得是如何请到他评点的,我上网查到是复旦大学教授,只知他是朱维铮先生的高足,其馀一概不知。遂通过同为朱先生高足的姜鹏先生要到他的电话,联系后才知他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李舜华教授的爱人。后来我去上海拜访他,得其赠书《周易义疏》,全书以粹美的文言写成,跋语深情动人,当即赶在付印前选入。沚斋先生复信,谓涣斋(邓秉元教授)之文、复庵(李舜华教授)之词,当世学人罕有。


编辑过程中遇到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如陈钟凡先生《先君行述》,1987年柯夫所编的《清晖集》,删去了一大段而没有任何说明,我们对照了民国本,才把这段极其重要的内容补齐;他的《文艺季刊发刊词》,我们开始推断为1930年代作,查阅民国刊物,所见《文艺季刊》是白话刊物,斠玄(陈钟凡先生字)公此文谅非为此刊而著。后来终于发现,原来两个版本的《清晖集》,都录错了此文的标题,这是1919年斠玄公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教授时,为该校的学生刊物《文艺会季刊》所作的发刊词。又如罗维扬先生《现代文言》选录了一篇当年流传甚广的文章:徐移山《代曹操致郭沫若函》,此文殆自互联网上录得,颇觉文气未完,疑有脱漏,遂又检原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所著《〈光明日报〉十年自述》,原文标题为《戏拟魏王曹操致谢院长郭沫若》,果然缺了最后一段。但这还不算完,徐移山先生的生平资料尚付阙如,我们又托朋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假得《徐移山诗话自传》,据此书,徐公上文全文赫然在目,与穆先生所回忆的版本尚有少许不同,标题实应为《戏拟魏王曹操致谢郭院长沫若启》,谢启是古代的一种实用文体,例须以骈文写作,徐公的文体观念是十分讲究的。还有清华学校时期的一位学生廖芸皋,到处查不到他的生平,求助“万能的微博”,有网友说廖先生的女婿是某先生,在湖南省出版局退休。我立即给《书屋》杂志的创刊主编周实大哥打电话,要到廖先生女儿女婿的电话,这才为廖先生撰好小传。可惜的是,我根据《清华园观菊记》一文中作者自称,推测廖先生字短君,但廖先生的女儿说她并不知道父亲的字号。

 

社:我们注意到网上有读者的评论,认为此书选南方作者过多?

 

徐:这位读者比较客气,所谓南方,其实就是广东地区。在编选过程中,业师早就提出,是否广东地区的文章选得太多了?我和副主编许绍锋先生都认为不妨事,因为的确近百年来,传承风雅、保持古学最盛的,就是广东。这可能与粤语最接近唐宋古音,粵人天生就较北方官话地区情感上更亲近古典有关。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传统文士在1949年后都去了香港。像曾克耑、陈本、苏文擢、陈湛铨、饶宗颐诸先生,都是文言大家,我尤其佩服苏文擢先生,这是一位未获公正评价的大师,粹然宋学巨擘,他的《儒学论稿》《邃加室讲论集》都精粹绝伦,本书选他的文章也是最多的。


广东在保存文言文献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1986年,许衍董、汪宗衍、吴天任三位先生编选《广东文征续编》,洋洋近千万言,相对完整地展现了近百年广东地区的文言创作全貌;我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岭雅》。原为广东日报副刊,陈寂主编,194853日创刊,自四十五期后,改为中央日报副刊,傅静庵主编。计出七十期。是刊主要分文录、诗录、词录三栏。作者主要是粤籍或寓粤人士,有詹安泰、吴三立、佟绍弼、陈湛铨、黄海章、吴天任、叶恭绰、李沧萍、陈寂、何曼叔、傅静庵、陈荆鸿、方孝岳等数十家,是20世纪40年代文言创作的高峰。19669月,朱庸斋先生分春馆弟子王珩遣归故里,临行前把他珍藏的《岭雅》剪报赠给业师沚斋先生,此后二十年中,岭南诗人争相抄录,以作为学诗学文言的枕中鸿秘。后来,我师从中山大学图书馆取得全部七十一期的复印件,经他与李国明、李文约先生共同整理,在2013年列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岭南文库》出版。我目前也在整理中山大学1930年代中文系系刊《文学杂志》,同样将列入《岭南文库》出版。


《文学杂志》的实际主编是当时中文系主任古直。该刊发刊时的《撰例》就明确:“此乃私人文会。茍渊源有自,皆相须以成。取材不局一隅也。大学诸生如有佳作(平日诗文及札记试卷等),亦订而录焉。”故是刊多登与古直声气相求的学者的文章,论述考据诗文,不一而足。古直是客家人,性格特别直率,他与校长邹鲁很是相得。1935年初,胡适原定要来中山大学讲学,因为他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发布广东自古即是中国的殖民地、香港殖民当局想要改进中国文化,香港宜成为南中国文化中心的言论,古直就向邹鲁反映,遂由邹鲁签发校长布告,取消了胡适的演讲。这个布告就刊登在《文学杂志》第十二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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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自出版至今近一年,学者对这部书评价还是不错的。但也有一种声音认为,本书较有编者的成见?

 

徐:我们不敢说这会是一部传世的总集,但确实是耗了很多心血进去的一部大书。有读者评论:“此书装帧精美,选文精良,很多文章难得一见。这是此书的亮点,但点评者的水平实难恭维,强以文言解之,很多文章点评离题万里,估计点评者未细读前人之文,就妄下结论,实乃此书之败笔。每篇文章前对先贤的介绍也基本都带有自己的偏见,尤其是徐晋如本人点评过于偏激,且带有成见,可能是徐先生性格所致,建议读者阅读时尽量重点放在原文上面,以免影响正见。”赞扬的话,我不敢谦虚,这本书的封面、装帧和内文版式,都由本人设计,好友钱文忠教授说这是一本拿在手里太感觉舒服的书,我当然也很满意,春节前拿到样书,自己都爱不释手,成天捧着。批评的话,也不敢苟同。我回复了以下四点:


一、对文章的理解见仁见智,古人的评点也是随意性较大,往往不都是与文章特别相关。如果本书的书名是《今文观止》,点评就得像《古文观止》的点评一样,专注文章的作法了。我们有一个奢望,希望本书具有一定的思想史的意义,所以点评者可能有一些自浇块磊,我们也照录不误。


二、编一本书,如果不痛不痒,蹈袭成说,那还不如不编。我们的立场本来就是要超越新文化运动,怎么还能延续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陈见呢?学术思想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来“偏激”?对异量观点的不宽容,才是真正的偏激吧?


三、所谓“成见”,不过是因为我治学有根脚,道以一贯,而我所持之道,又是你夙所未闻,所以你才觉得是“成见”。我的点评不是基于性格,而是基于学问。我的学问一言以蔽之,曰:持古典人文精神,以反对现代性的弊端。学问当有真理之勇,为己之德,决不因支持者多寡而转移。为人之学,媚众之言,恕不敢为。


四、何谓正见?鹪鹩之嘲大鹏,亦自居于正见。读者不需要刻意提醒,也会把阅读重点放在原文上,倘若读者跳去点评不观,也未见有多大损失,但不读点评,编者的苦心孤诣就见不出来了。


《百年文言》共分七卷,每卷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为划分,我们就希望能选出每个时期的有代表性的文章。无庸讳言,既然我们的立场是偏于保守的——保守也者,保粹守正之谓也,我们在选录文章时,必然会倾向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事实上赞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也绝不会用文言论他们的道;他们在不得不用文言的场合,还是会羞答答地用文言,如前述鲁迅为曹培元所书教泽碑文,胡适为他母亲所写的行述皆属此类。很多场合,文言是无法被白话完全代替的。


昔年广东有四位黄姓名士,皆享文名,时号“四黄”,其中凹园黄荣康先生的《保粹堂记》非常符合我们的基本价值观。作者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非常不满:“盖自变乱以来,天下汹汹,汨没于邪淫久矣。其始海疆多故,朝政不纲,法令屡更,民志惶惑。当时所谓乔木世家,流风渐沫,其子弟类皆不克自检,弁髦祖训,蔑弃彝伦,寒畯下士,尤而效之,狃于功利,往往剽窃苟且,以求急就,其于古者读书修己治人之理,茫然不加省。由是一二奸黠之徒,窥伺其间,盛倡异说,排斥陈篇,飙卷波流,转相煽诱,天命未鞠,人心已离,侵寻至于今日,败坏已极,而不可收拾,何其甚也。”这也是我们对1911年以后的社会历史的基本判断。他说:“君子之所学者,诗书礼易象春秋之文,所识者,尧舜禹汤文周孔孟之道。即有时旁及百家,兼收并蓄,而其所载者,要不背乎圣经贤传之旨,乃所谓粹也。”从前俄罗斯有一位老太太说,俄罗斯的一切苦难,都从背弃上帝开始,我们也得说,中国现代的一切苦难,都从背弃孔子开始。我们特别把夏双刃先生《驳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放到最后,表明我们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社:如您上面所述,希望本书具有一定的思想史的意义,那么书中所选究竟更偏于思想史的文献,还是更注重抒情达志的文学呢?

 

徐:我们现在的文学、思想的划分,是受到西方的影响。其实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国文学的意义,不同于西方。倘若按照西方的文学观,中国的文章只有骈文辞赋和一些叙事文、写景的游记才算得上文学,却不知中国的传统,最正统的文学就是载道之文。我们恪守文以载道之说,所选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有思想寄托的。另外的一些作品,虽然思想倾向有问题,但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我们也酌情选了,如龙榆生《同声月刊缘起》、梁鸿志《水民双监之轩》、张江裁《宿县陈胜井碑铭》等等。此外,我们对于现代文学健将的文言,也特别留意选录了一部分,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徐志摩、俞平伯。胡适的文章,选的是他的《先母行述》,这个人特矫情,说什么“此篇因须在乡间用活字排印,故不能不用古文”。其实假使他后来真以白话文重做一篇,决不会比现在的文言行述晓畅达情。袁枚《随园诗话》里记,有一乡间小贩,不甚识字,事母至孝,母死,哭曰:“哭一声,叫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听者无不动容。倘若他按照白话的哭法哭作:“哭一声哪,喊一声哪!你儿子的声音哪,娘亲你听得惯了啊!你怎么不答应唦?”试问又如何感人呢?这就生生把老生变成丑了。京剧舞台上有身分、有文化的人都念韵白,身分低下的人或没文化的人都念京白,就是这个道理。徐志摩的文章,也是得一位微博上的好友推荐,是一篇谈小说与社会的关系的议论文,业师评论说:“徐氏语体诗文,华美而荏弱,殊不类此,大奇。”俞平伯的文章业师认为“新文学家而能作醇雅之文,殊不多见”。俞氏家学渊源,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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