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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昔日武斗杀人红卫兵的自责

文化 | 2013-08-01 11:28: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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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我打死过人
      
“喂,我是黑子。请问找我什么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队时的伙伴、《工人日报》老记者吴琰的电话。
      
吴琰向他转达民间学者王克明(他俩共同的朋友)的请求。王克明正组织一系列稿件,预备出书。而这批稿件的作者,必须亲历“文革”,以自己刻骨铭心的体验,对那段岁月有所反思。
      
“我们持有一种理念,拒绝遗忘。”事后,吴琰谈起。
      
一如既往,王冀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更痛快的是,他在电话那厢坦言:“‘文革’武斗中,我打死过人。”
      
“我心想,我算找对人了。”尽管,吴琰听后大为震惊。那次组稿,她极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对于在‘文革’中的作为,有些人会刻意掩饰,还有些人想彻底忘记。”
      
未几,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写的《背负杀人的自责》——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所谓“大院”,潜台词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即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粮校(即北京粮食学校)的‘四·三派’阶级报复,昨天把我们学校‘老兵’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绑架了,学校军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里面他被殴打、侮辱。他们还正在这条路上抓捕殴打穿军装的同学呢。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
      
我积极响应,并招了几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二十几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
      
大约一个小时后,绕道进师院附中的空军大院张某某对我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的‘四·三派’同学,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
      
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我们都“混蛋”了,一场恶战开打。……
      
我们到了粮校附近,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一个小时后结果来了,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对方的柳条帽、工作服、标枪和棍棒使很多看热闹的师院附中同学“傻了”。
      
……我心里很藐视这些不中用的“好学生”,给他们做个样子,捡起一块鹅卵石,跳起来扒住卡车的大箱板,冲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抡起来对车上的“四.三派”同学乱砸。我方的同学清醒过来,乱石如雨,甚至砸到我背上。
      
……我拄棍呆了一下,眼睛的余光又见人群中一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头,就用左手护了一下,手腕剧痛,倒把我刺激正常了。
      
这是一场武斗中真正的胶着,双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两分钟,胜败即成定局。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得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
      
……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反应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身体呈爬行状态时,我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
      
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转身又追其他对立派同学。……看着满地的抛弃物:田径标枪,长柄斧头,各种棍棒、柳条帽,我竟对天狂笑,像头野兽。
      
“乐极生悲”,此时“我方”同学陈某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
      
我惊呆了,怎么能打死他!还要拿他换人呢!
      
那一年,王冀豫16岁,北京翠微中学的学生。

踏上救赎之路
      
“我打他的那根棍子,棍头呈四方形,上面还有钉。”
      
“当校医告知,他没救了。我一把揪住医生的衣领问,他真的没救了?!”
      
“他平躺在那里,颈部仍在喷血泡,双眼微睁,面色惨白,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样子惨极了。”
      
“我犹如五雷轰顶,浑身发抖。从心里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远不能改变——我杀人了。”
      
如今,60岁的王冀豫,军人般稳坐,面无表情地诉说。
      
10岁时,王冀豫才意识到“人是会死亡”,他第一次“害怕极了”。
      
大人们淡定告诫他,是的,人确实会死。但《钢铁是怎样炼成》里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要为解放全人类的壮丽事业献身。
      
稍大,他和他的伙伴同志学会了穿皮鞋猛踹“阶级敌人”,因为“对待同志要像春风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寒冬般无情”。
      
搞武斗,他是王朔笔下的“动物凶猛”,要如“林彪说,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
      
“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被我狠狠打死了,他不该死的,我真的非常非常内疚。”王冀豫袒露。
      
素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开始惶惶不可终日。
      
“那种滋味难受极了”——“我想到抗美援越。我想多杀美国鬼子,以洗清自己的罪孽,兴许能重新变成好人。”当然,这也是为圆他儿时的“英雄梦”。
      
1967年9月18日,王冀豫踏上南下的列车,他要去海南岛当兵。
      
从保定起,他一路闻到武斗的硝烟。在某招待所附近的海军医院,他数过二十多具尸体,“全被流弹打死。有头被打碎,进城的老农。也有胸口中弹,卖甘蔗的小女孩。还有一个干部,子弹从左脑穿过右脑。”
      
这时,他想到了王彦宏,“非左即右”的大脑陷入思索,“咱们这个社会到底在干嘛?凭什么这些无辜的人们要枉死街头?”
      
在海南岛,他待了两个多月,曾经阻止了一场武斗。
      
“一派头目要拿刀扎另一派抢枪的人。我冲上前去,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夺下那把刀。那人其实很浑,可我杀过人,我知道他这么干,一定会后悔。”王冀豫每每想起那幕,都称自己特别勇敢。
      
奔赴前线的请求未被批复,北京又不断传来消息——警方正在追查凶手。
      
于是,他给家人写信,他杀了人,要投案自首。一生教导他要“做个正经人”的父母,对此没有异议。
      
同年12月14日,正当他与朋友们离别饯行,有人通知他,他父亲的战友来了,想在外面见见他。
      
他一溜小跑到门口,只见数名军人伫立,“我们奉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命令,向你宣布拘留。”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事吗?”一人问。
      
“我是一个杀人犯。”他相当平静。双手铐上的时候,蓦地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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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农村,价值观被颠覆
      
1968年年初,王冀豫被押送回北京半步桥监狱。
      
“我早想到了死刑,我非常服。”他肯定道,那次蹲监狱于他,“关键及时,恰如以后人生的每一步。”
      
他像一个文盲,掉进了一所“大学”里。
      
以前为了塑造成“忠诚的革命主义事业接班人”,骨子里尚武的他也在读书,“但要好看才行,比如《八十天环球旅行》、莫泊桑、杰克·伦敦,《红楼梦》我可看不进去。”
      
监狱里多是政治犯。他们劝他,好好看看吧,那可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他们为他讲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
      
“在这样一个‘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环境,这样一群人对我的轰击就是要读书,动脑子,像他们一样善于表达。”他说。
      
1968年9月27日,王冀豫转入中央学习班。那里聚集的更是政治犯中的“精英人物”。他直喻自己升入“EMBA”,或者“党校”。
      
1969年春节前夕,王冀豫从学习班放出。
      
在家,父母告诉他,他能活着,要感激王彦宏的父母。那对朴实善良的老人,经过痛苦的内心挣扎,考虑到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原谅了他。
      
1975年,王冀豫执意回到农村,抱着“投奔延安革命圣地”的心境,来到河南驻马店的“最穷的县”——新蔡。
      
那里有邓英淘(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之子,现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吴琰(中宣部教育处处长吴寄寒之女)、金观涛(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回头一想,我生命中结缘的人,多是思想境思高于他人。”
      
在生产队当队长的邓英淘率先接纳了他。不久,邓发现他是一个“难办”的主儿。
      
“我能不发飙么?就拿城市的经济现况说吧,粮票、油票、鸡蛋票、布票、买火柴,样样都要本。芝麻酱一年才二两,香油在过年有,总共也才二两。农村生活只会更惨。除了物质生活供给困难,还有文化的流失。一切的一切,你要一个要求下乡、立志改造与再造中国的人怎么想?”王冀豫摊开手地求问。
      
“我们现在要的不是牢骚,而是怎么办?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写的——《怎么办》。”同样为国家前途忧虑,在争论中,邓英淘对他深刻地指出。
      
那时,吴琰跑来找王冀豫,“黑子,你上我们徐营去吧。我们小队更苦。”
      
“行!哪儿苦上哪儿。”他二话不说,扛起背包就走。
      
麦收的一天,一个村民热情招呼,老王,晚上你过来喝酒。今天队里有人降生,从此又是144口人了。
      
这也没多大事呀?他不明就里。
      
“有。我们队在人民公社成立时是144口人。可到1959年,就饿死了73口人。直到今天,我们才恢复到最初的人数,”村民解释道。
      
“乡亲们‘忆苦思甜’。忆的不是1949年,却是1959年。我们说错了吧,你们应该谈旧社会。可他们说没错,1959年,家家没有不死人的。”吴琰记忆犹新。
      
王冀豫方知,包括他住宿的羊倌家,在那个年月,一家饿死了8口人,只剩羊倌一人。
      
“羊倌结婚后,生了两闺女。还是饿,我把自己每月的粮票给了他,饿谁也不能饿孩子。”他颇心酸。困难时期,他们一帮大院子弟正享受保育院与在小学寄宿教育制,“除了馋,真没挨过饿”。
      
日后,他和吴琰常聊,我一个无法无天的人,确实被徐营事实给震住了。
      
那次,是他俩过去灌注而成的价值观被颠覆的起点。

我不信忏悔,只信仰真话
      
1979年,王冀豫返城,进入北京特殊钢厂当工人。上世纪80年代初,他到深圳经商;1989年,在京承包下稻香湖马场,牧马至今。
      
老友王克明悉数王冀豫后来的人生之路。他以为,他与王冀豫,以及编进书中的大批作者心路也相仿:
      
“我们这代人生长在毛时代,从小接受教育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父辈辛苦打下的红色江山要由我们继承。这份责任感在‘文革’一系列变故中,产生嬗变,从而建立自己的独立思想。”
      
他们从“家国”意识扭转“国家”意识。从“崇敬个人,相信前面有很多敌人,相信阶级斗争理论,将暴力视为英雄行为,一切围绕革命价值观行动”到清醒认知,“那个年代导致恶的现象,恶的行为”、“只要一个群体只接受一个人思想的时候,那个群体必然什么思想都没有了”。
      
“我不认同‘忏悔’这个词,忏悔有用么?”王冀豫反问。
      
1969年,他被放出后,从未见过王彦宏的父母亲,“警方不让我们相见,怕再生闹派系间的矛盾。恐怕他们现已不在人世。”这个硬汉声音低沉。
      
当年武斗的很多情节,如烟消逝,“但有一种情绪至今还能感受到,就是“仇恨”!”一如他在文中描述,“好像我们的体能、智能都超水平发挥。其实以往的团队训练,集体主义精神往往在一个最荒诞的时代总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犹如希特勒的纳粹德国。”
      
这篇《背负杀人的自责》发表后,在美留学的女儿读到,很是郁闷地对他说,原来你过去那么坏啊?
      
“我怎么跟她说明这些?她受西方教育浸染,她能理解‘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从‘文革’之初,从我打死王彦宏的一刹那,不得不承认,我灵魂的异化就开始了。伴随其间,有金观涛、邓英淘等人不断地对我塑造。点点滴滴的积累,直至徐营时,它发生了突变。这个异化让我接受普世价值,认识到什么才是民主、自由、理性。”
      
“《约翰·克利斯朵夫》里有一句话,我们从小到现在被各种谎言灌满了,当他成熟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他要呕吐。我是生生吞咽进去。每个人在猛醒一瞬,哦,我上当了,我受骗了,它是一个伤口。每个人的伤口,形成了历史的伤口。可为什么会有?为什么不但今天有,上下五千年历史上也有?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断往这个伤口上洒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完整记录往事。”
      
“当人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有什么比真实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实的力量。就像我在农村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我感到我是真实的。就像我的马,它们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喜欢让你骑,偏不让你骑。它恣意使性,不会暗中害人,不会虚伪地说,我是伤害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
      
已到凌晨1点,这位马场主站起,他要去马棚巡视去了。
      
2008年冬至,他为已逝的奶奶和父亲,还有王彦宏烧纸。
      
轮到烧给王彦宏时,火就是点不着。他急道,不用你原谅,我欠你的!恨我,也别和自己过不去。
      
火腾地燃起。
 
(部分文字引用《背负杀人的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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