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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聘礼到底是给谁的?

文化 | 2016-02-24 01:1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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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当下中国,娶妻要付出大额聘礼(现代社会也称彩礼)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新闻,比如:据中国新闻网报导,吴佩慈结婚收取男方10亿聘礼,而在农村,结婚要彩礼似乎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北京晚报》报导,在中国农村,结婚彩礼30万已成为标配,高额彩礼成为压垮部分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不少人感慨,「封建糟粕」迄今未能清除,依然在毒害世人,那么,聘礼真的是「封建糟粕」吗?真的是卖女儿钱吗?
 
 
聘礼与彩礼最大的不同在于受法律保护
 
现代中国,聘礼被当做一种社会习俗和文化习惯,在民间社会十分盛行,但在法律上却不被认可,这与中国古代的礼法习惯完全不同。在古代社会中,聘礼一直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调整。
 
《礼记》中对婚姻有细致规定,结婚要经过六个步骤,被称为「六礼」:(1)纳采,男方派遣媒人提亲;(2)问名,男方询问女方姓名,占卜吉凶;(3)纳吉,如果占卜吉利,则派人告诉女方;(4)纳征,纳吉之后男方向女方交付正式的聘礼;(5)请期,通过占卜确定婚期;(6)亲迎,也就是迎亲。这六步中,纳征是最重要的仪式,决定婚礼能否成立的关键条件。《礼记》原话说:「纳征者,纳聘财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
 
也就是说婚礼能否成立,必须有聘礼,完成这一步后,男女双方均不能随意反悔。女方如果按照《礼记》的规定完成婚礼仪式,那便是明媒正娶,是为正室。周礼对婚礼的规定,对后世影响极深,历朝历代几乎都有关于聘礼的法律法规,到清代时达到完备。
 
古代法律首先对聘礼进行了法律上的认定,继而对聘礼的法律效力作出认定。古代法律并未对聘礼的数量作出规定,只要双方都认为某些物品是用来发挥聘礼的功能时,就可以认定为聘礼,但不包括酒食。另外聘礼必须通过媒妁传递,而不能私下交换,聘礼一旦交付,则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反悔,假若一方违反约定,聘礼就成为惩罚,需要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比如男方悔婚,或者伪造年龄、身份,则男方需要对女方作出补偿,这种情形下,男方不能要回聘礼。
 
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双方约定婚姻后,也可能发生意外情况,比如一方突然死亡,古代法律对此也有规定:婚礼主体不复存在,婚约自然解除,聘礼也不再追还。清代法律规定比较详细,比如一方身故,则另一方无需承担风险,即便是男方死亡,也不能要回聘礼。
 
在古代社会,约定婚姻,男方必须出聘礼,女方接受聘礼后,意味着婚约成立,任何一方都不得反悔,婚约受到法律保护。
 
 
聘礼并不等于买卖妇女的金钱
 
婚姻有多种形式,在古代社会,存在着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共诺婚等形式,即便到了今天,这些婚姻形式也依然存在,表面看起来,聘娶婚和有偿婚十分相似,都是以一定物质代价作为婚姻成立的条件。
 
实际上,聘娶婚和有偿婚(买卖婚)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一、适用对象不同,聘娶婚只适用于明媒正娶的正室,中国古代实行一妻多妾制度,一个男人可以娶很多小妾,但只能娶一个正妻,正妻必须通过聘娶的形式;二、婚后男女双方的关系不同,聘娶婚意味着男女双方结合后,以夫妻身份相称,妻子和丈夫间虽有从属关系,但绝非主奴关系,「聘礼并没有授予作丈夫的以任意处置妻子的权力。」(李照斌,《豫东乡村婚姻聘礼研究——以李集为个案》)
 
有偿婚则有很大不同,首先适用对象一般是小妾,其次男方对女方有很强的控制权,甚至可以任意处理,包括双方的子女,男子多妾不违法,但如果多妻,则必然违背法律。
 
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说法,也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法规定,但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这些说法并未被严格认定。以清代法律为例,尽管明清政府鼓励贞洁烈女,但法律上从来没有反对寡妇改嫁,甚至对妇女改嫁的聘礼归属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按照清代法律规定,妇女(正妻)若因丈夫死亡,可以改嫁,改嫁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如果翁姑(公公、婆婆)俱在或一人在,则由夫家主婚,母家可享有部分聘礼;第二种,如果翁姑俱不在,则夫家失去主婚权,只能享有部分聘礼,而母家除父母外,兄弟可以享有聘礼,叔伯也应知晓。(参见吴欣,《清代民间社会的权利与秩序——以档案与判牍中妇女再嫁的「聘礼归属」问题为中心》)
 
也就是说,在古代社会,明媒正娶的正妻,必须通过聘礼,即便她守寡以后,夫家也没有对她进行任意处置的权力。相比之下,男子通过有偿婚娶的小妾,则不享有这些权力,一旦婚姻成立,男女两家可以不认亲,不作为亲属来往。概言之,聘礼与买卖最大的不同,在于妇女权利上,前者授予妇女正当、受法律保护的正妻权力,后者则使妇女沦为奴仆,毫无权力可言。
 
 
聘礼的性质决定了女方父母无权处置
 
聘礼作为婚姻成立的关键条件,也决定了父母无权随意处置。聘礼并不一定是金钱,但肯定不能是酒食,聘礼表现为物质形式,女方父母不具备将聘礼收归已有的权利。
 
在传统社会,聘礼具备家庭财产转移的功能,通常情况下,女方父母在收取聘礼后,会将聘礼用于置办女子的嫁妆,再以嫁妆的形式一同返回给男方,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特有财产,自然,聘礼的所有权不属于双方父母,而是新家庭,会成为一个新家庭的物质基础。
 
一般来说,父母为女儿准备的嫁妆,要大于男方所出的聘礼,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女方父母会准备一份与聘礼相当的嫁妆,在成亲时,一起送到男方家中。只不过,此时的嫁妆,男方家(包括丈夫本人)不享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其所有权和处置权归属于新婚妻子。
 
以上所说的是正常情况下,自然会存在例外,少数父母可能将聘礼私吞,但如若父母这样做了,会遭到社会的普遍鄙视,会被人指责说是:「卖女儿」,女儿自然也会抱怨父母利用她了。
 
在中国古代社会,父母对子女的婚姻享有主导权,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在婚事上基本没有决定权,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肩负着相应的义务,聘礼与嫁妆便是表现。置办嫁妆,将聘礼和嫁妆一起返还给新家庭,虽然不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但却是礼法和习惯的义务,拒不履行这一义务,虽无法律惩罚之忧,但在一个靠礼法和习惯构建的熟人社会中,其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会比法律惩罚来得更轻松。
 
 
聘礼失去法律保护后逐渐沦为牟利工具
 
清朝覆灭后,聘礼失去法律制度上的保护,民国时期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来认可聘礼,只是通过判例确认这一传统习俗的效力,新中国建立以后,婚姻法明确反对包办和买卖婚姻,将婚约与聘礼视为旧社会的习俗,一并破除,聘礼由此成为买卖婚姻的标志。
 
但法律破除并未使习俗一夜改变,在不少地方,娶妻出聘礼依然被保留着,通常被称为彩礼,特别是在广大乡村地区,收取彩礼是民间订婚的重要步骤,彩礼的多寡,也是婚约能否成立的关键。彩礼的形式更多的表现为金钱,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
 
由于失去传统礼法的约束,彩礼逐渐成为父母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不少父母收取彩礼后,并不会置办数量相当的嫁妆,这使得彩礼成为男方家庭的单方面付出(新家庭也得不到这些财产),随着物质观念的进一步异化,彩礼逐渐成为关乎女儿「身价」的象征,成为关系到一个家庭的「脸面」,在华北农村,彩礼存在着「万紫千红一片绿」( 指1万张5元钞票,加1000张百元钞票,至于"一片绿",就是一片50元的钞票)、「一动不动」(汽车、房子)的说法。这使得彩礼沦为牟利的工具,成为赚钱的手段,也让婚姻成为炫耀的舞台。
 
在这种情况下,娶亲难,付不起彩礼,便不是什么新闻了。
 
 
结语:在传统社会中,聘礼显然不是卖女儿的钱,而现代社会中所谓的彩礼,与其说是传统习俗的流变,不如说是婚姻物质化的产物,只不过披着一层传统的皮。
 
Tab标签: 聘礼 婚姻 传统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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