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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九十三岁答某杂志问

文化 | 2016-02-28 22:0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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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为学。自问我一生内心只是尊崇孔子,但亦只从《论语》所言学做人之道,而不是从孔子《春秋》立志要成为一史学家。

古代中国学术界亦尚未有专门“史学”一名称。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时,亦只见其尊孔之意。我之爱读《史记》,主要亦在此。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成为一史学专家,亦非专为有志如近人所谓之治文学。只是生性所好,求为一“学而时习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学问,可说最不敢爱时髦或出风头,不敢仰慕追随时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从其所好而已。我到今也常劝我的学生,千万不要做一时髦人物。世局有变,时代亦在变,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变,时髦的亦就不时髦了。所以不学时髦的人,可不求一时群众所谓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无所谓失败。


我一生最信守《论语》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教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们做学问的最大纲领。

我自七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九十三岁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中国传统上做学问要讲“通”,我不是专研究想要学近代人所谓的一文学专家或史学专家。亦可说,我只求学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国传统之儒学子学,至于其他如文学史学亦都得相通。

如我的《先秦诸子系年》是讲的子学,非专为史学,但与史学相通。我写此书是因我在中学教书,学校规定每位国文教师除教国文课外,另需开《论语》《孟子》、国学概论三门课。

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讲到孟子见梁惠王,这事发生在梁惠王的哪一年?自古以来成一大问题。我为考订此事,于是启发了我写《先秦诸子系年》这部书的最先动机。

后来如我写《国史大纲》,乃是一本上堂讲过七年的教科书。那时我做学问的主要兴趣,只注意在中国史方面。以后我的注意又逐渐转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问题上去,我的主要兴趣转到文化比较上,但亦都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问题。


就我一生读书为学的心得,我认为根据中国历史传统实际发展的过程看,自古以来学术思想是居于人生一切主导地位的。上之政治领导,下之社会教养,全赖学术思想为主导。

我更认为不仅中国过去如此,将来的中国,亦必然应该要依照传统重振学术才有正当的进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各有他自己的一套传统文化。看重学术思想之领导,是我们传统文化精神之精华所在,这是不能扬弃的。

看重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必需看重儒家思想为之作主要的中心。换句话说,看重中国历史绵延,即无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内在一面有其永不可变的外貌,如修、齐、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随外面时代需要而变的内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

举个简单的例子,孔孟同属儒家,但孟子思想与孔子亦有所不同。这因时代变,思想亦必然随而变。但在追随时代的不断变化中,有一不可变的传统精神,是我们最该注意的。

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世界如一国。我认为儒家对今天以后的中国,仍当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对世界文化亦自有其应有之影响。至少可以说,对时下世界亦同时有其间接的贡献。

简单的说,我一生读书只是随性所好,以及渐渐演进到为解答在当时外面一般时代的疑问,从没有刻意要研究某一类近代人所谓的专门学问如史学、文学等。这是我一生学习的大纲,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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