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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解剖康有为

文化 | 2016-03-24 19:04:56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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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首倡除旧布新,作“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如冯桂芬(一八〇九~一八七四)和容闳(一八二八~一九一二)等人都比康要早。甚至在位的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策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的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个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趋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陲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梁……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5.1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入侵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满清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廉”,“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一八六一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等,在后来的国共两党政权中能找到几位?有之,“有古大臣风”的泥水匠周恩来差可与之甲乙。可是周氏之外还有谁?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型态”,不能应付后一型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杰杰、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5.2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也是二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它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快捷方式”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让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5.3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菁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ladderof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着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5.4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5.5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元一八九〇年,时康有为三十三岁,启超十八岁。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点钟)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五〇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十九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一八九一,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5.6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掘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远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

    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经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毗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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