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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没抢救出去的大师们,文革期间一个不剩!

文化 | 2016-04-06 14:2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余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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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今闻解读(ID:jinwen365)


图为1954年3月25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蒋介石为第二任总统,胡适与锺莫德惠(左一)、国大秘书长洪兰友(右一)代表国民大会致送总统当选赠书。(网络图片)

 

1948年底,国民党输掉大陆已成定局,只好布局退守台湾。国民政府发出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础,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要人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了“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由蒋介石手谕指令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制定,并在具体执行和实施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负责具体“抢救”事宜的研究谋划和具体操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指派的飞机也冒着炮火飞抵北平,停留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待被“抢救者”登机南飞。

 

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此计划中以下学人是要必须“抢救”出来经南京送赴台湾的:一是大陆各大专院校的负责首长;二是原中央研究院院士;三是因政治原因必须限令离开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四是在国内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者,等等。于是,一份经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三人共同商议拟定的“抢救”的名单很快出炉了,名单上几乎全是清一色当时国内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

 

图为北大校长胡适与蒋介石


争抢胡适

 

由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巨大,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他的统战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出走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劝他留在北大,不要跟着国民党。

 

胡适回答:“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并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高层没有放弃,改为直接向胡适喊话。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回忆,“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撞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夜里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着国民党逃跑。”

 

1948年12月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催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适临行前,派人劝好友、辅仁大学校长、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同机飞南京,陈垣不从。不但陈垣不从,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让胡适夫妇大为吃惊。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国当大使的父亲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回国,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什么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只好随其自便了。(此节内容摘自《南渡北归》一书)

 

“抢救大陆学人”计划结局

 

被誉为南开大学之父的张伯苓没有被忘记。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在重庆的张去台湾或美国,费用不用操心。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实际上是周恩来早就托人传来话,要他不要走。张伯苓是周恩来的恩师。1950年5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

 

在北平的大多数卓有成就的杰出知识分子人各有志,许多人不准备去南京跟蒋介石赴台,而是愿意留在大陆。1948年12月14日,“抢救大陆学人”的飞机在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了两天时间,才有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著名教授登机,大部分机舱座位都被空闲着。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也只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20几位教授。到达南京后的梅贻琦,当着蒋介石的面似乎该为不能多载几人前来南京而表示惋惜。

 

蒋介石为“抢救”学人费尽心机。据资料统计,因此,在国民政府1948年3月选出的包括郭沫若在内的81名院士中,有59位选择留下来,只有22位选择了“南去”,其中10人去了台湾,其余远走美欧等国,令蒋介石大失所望。比如,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就被列为“抢救”名单,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依然不为所动。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来,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陈垣天真地认为:“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据中国科学院估算,当时散居海外的中国科学家大约有5000余人,到1956年底有2000余名科学家陆续返回大陆,但后来的遭遇大概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

 

大陆学人对“新政府”抱幻想的原因

 

当时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留在大陆,以及后来大批留学欧美的科学家放弃舒适环境和优厚待遇,毅然回国,其原因很多。这些优秀的中华儿女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感到失望等。

 

但是,促成他们留守大陆或是回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印象颇好,对共产党的统治抱有希望和幻想,那么,这种希望和幻想是从哪里来的呢?

 

1947年1月,国共双方在前线打得正欢,《新华日报》却在国统区庆祝了创刊9周年,也无人阻拦,郭沫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许广平、陈铭枢等等所谓民主人士纷纷写贺信贺词,说它是“人民号角,民主喉舌”。《新华日报》,1939年创刊,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自创刊后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针对允许其自由办报的国民党政府,该报采取“愤怒控诉,彻底否定,置之死地”的态度,坚持不懈地骂了近十年,公开号召工人和农民一起推翻国民党,甚至公开号召国民党军队站出来对政府反戈一击。

 


留守大陆学人的结局

 

那么那些留在大陆的学人们,等待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留在大陆知识分子的结局。

 

一代大师陈寅恪:他学贯中西,通晓十余种语言,甚至包括梵文、西夏文和突厥文,被称为“中国最博学之人”;文革开始后,他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红卫兵还把几个高音喇叭放于其床头,使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彻底崩溃。去世前一天下午,气脉已竭的他还要“口头交代”,他说“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了“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曾昭抡:曾国藩侄重孙,与妻子俞大絪,都是民国知名学者,1949年两人滞留于香港,蒋介石欲抢救二人去台湾,两人断然拒绝,归来报国。文革时红卫兵将俞大絪教授上衣剥除,用皮带死命抽打,俞教授悲愤难抑,是夜仰药自尽。4个月后曾昭抡也被含冤折磨死,兴盛百年的曾氏传承,至此香断。

 

胡适一家,右为胡思杜

胡思杜:胡适幼子。北京沦陷前夕,蒋介石派专机接胡适,胡思杜不愿随行,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他们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1950年,胡思杜发表《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判》,骂胡适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1957年,胡思杜被划为右派,“畏罪上吊自杀”。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也不知其子已先他而去。

 

大师吴宓:1966年“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成为重点批斗对象,戴白纸高帽游街示众,接受造反派的打骂与侮辱。其间,大量日记、文稿、藏书遭到洗劫。在一次批判大会上,已经72岁的他被勒令下跪,跪了两个多小时。批斗会结束后,有人偷偷问他身体可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到批林批孔时,吴宓不肯批判孔子,说“没有孔子,中国仍在混沌之中”,并说“宁愿杀头也不批孔”,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陈梦家:新月派诗人,后专心于史学,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曾任教于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1951年经历思想改造运动,遭猛烈抨击,1957年被划为右派,是史学界五大右派之一,妻子被批判至精神分裂。文革初遭残酷批斗,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1966年9月3日自缢,年仅55岁。巫宁坤教授曾回忆,1951年,燕京大学被撤前不久的一天,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突然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淡淡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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