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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

文化 | 2016-04-10 17:19:26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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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是著名的书法家、诗人,一直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历任驻神户大阪领事、张之洞幕僚、广西边防事务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等职,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寓公,不再出任任何职务。但在晚年时,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结果招致骂声遍野。

严复,字幼陵,翻译家、教育家、海军创始人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安徽高等学堂、复旦公学、北京大学等校任职,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此外,翻译了许多西学名著,成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辛亥革命后,因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所诟病。

郑孝胥和严复同为侯官(今福州)人,共同经历清季民初的几场变革--变法维新、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洪宪闹剧、张勋复辟……二人从相识到深交再到最终关系的淡漠,反映了清季民初动荡激变下保守派文化精英的不同走向。

一、1885~1894年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十五岁的郑孝胥投直隶总督李鸿章幕下。6月22日到津,两天后与严复相遇。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十二日,雨。晤严幼陵。"时严复三十二岁,他留学英国二年毕业回国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被李鸿章从马尾调至天津,在新创设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郑孝胥则在水师营务处做事。

自从郑孝胥同严复在天津会面后,两人交往甚多,互吐心曲。在郑孝胥日记中有多处与严复交往的记录:"日来但与稷臣、幼陵纵谈。" "幼陵归,剧谈半日。""晚,严幼陵请至天端轩饮……二鼓始归。""旋至义和成饭庄,幼陵亦至。""幼陵来谈,索余遗诗。"……

在日记中,郑氏记述了对严复的印象:"观幼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从一开始,郑孝胥就对严复赞赏有加,认为他天资绝高,只是文采修饰略逊一点。"阅稷臣文一首。其人好深思,可与诣古,视严幼陵气不如而思路过之。"

六月初一日(7月12日),"作诗赠幼陵。诗曰:慷慨怀不志,平生行自哀。嗟君有奇骨,况复负通才。时事多荆棘,吾侪今草莱。天津桥上见,为我惜风裁"。"严得之大悦。"从郑的日记中可看出严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但未得到李鸿章的重用,任职五年职务未升,这对于严复实在是大材小用。郑孝胥甚为之感惜。在写给严复的诗句之中表达了自己的惋惜之情,因此严复得之大悦,深引其为知己。三天后(初四日),"幼陵酬诗二首"。

初七日(7月18日),"严幼陵如辞行。幼陵奉母归,且应乡闱……幼陵以其儿璋未得代师,嘱余为之暂督,诺之"。第二天,"幼陵行,送之岸侧"。隔天,就开始"入斋,督幼陵儿读。儿十二岁,名璋"。由此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二人相识至今只有二十多天,严复便把儿子托付郑孝胥帮忙督促,可见对其是很信任的,对其才华学识也是极其赞赏认同的,不然不会把长子的学业交代给他。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啊!这从郑孝胥五十岁生日时,严复写来的贺诗也可以看出来:"早岁天津桥,长揖识公始。与公俱少年,双眸对秋水。清言多摆落,高论颇历诋……"

同年十月初二,郑孝胥到水师营务处,"见颂岩、仲容等,幼陵已醉卧"。这时,严复刚刚经历了第一次科举考试的失败。此后二人多次往返交谈,直到十一月初郑孝胥去了北京城。分别后,二人开始书信往来,十一月廿六日,"得严幼陵信";十二月初四日,复幼陵信。四月,郑孝胥南归路过天津,与严复有短暂的会晤,之后,一南一北,间有书信往来。

1891年5月至1894年9月郑孝胥出使日本,这段时间,天各一方,二人暂时断了消息。在郑孝胥的日记里,录下了自己写给严复的完整的一封信件,可以说明这段时期二人的交往。1890年7月5日,《与严幼陵书》:

幼陵仁兄大人足下:
去冬过津,惊闻足下丁内艰归。……昨奉手书,承转寄眼镜,即已收到。……然足下、弦龛之于我,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倘能不惮作字,常惠楮墨,则足下、弦龛之踪迹,吾可咨而得之也。至于学术之进,识力之增,旁人所不能道者,吾奚从而闻之?岂虑其阙于报命耶。祗候素履,惟起居慎卫,晤弦龛,幸以示祗,致念无。

严复寄信件和眼镜给郑孝胥,这在二人的日记和文集中都不见有记载,说明了两人留下来的资料都没有能够详备记录二人的交往,二人之间的交往只有比郑孝胥的日记记的更多,这在后来严复的日记和郑孝胥的日记比较后可以得到印证(如1909年)。严复写信给郑孝胥,还在遗憾两人阔别太久了("详味语气,若憾契阔之太久者"),郑在回信中亦表达了自己的无限思念之情,同时认定他们之间的交往,"相得之意,非泛然交游之列,相重之雅,又非山川之所能疏也。纵暌违老大,阻隔泥云,宁改故时之尔我哉"!

此段时期,二人都有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尽管郑孝胥初出茅庐就得到重视,但他的抱负极大,所以也是很不满足的),惺惺相惜,但又忙于各自公务,很难有交错的时间。

二、1895~1911年


回国后,郑孝胥入张之洞幕,很受张的赏识,被时人称为张之洞的"郑总文案",甚至有"当代范增"之誉,他参与策划了张之洞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

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但受甲午海战失败的刺激,从1895年开始,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等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了对西洋的精深认识,介绍了许多西学理论。同时致力于译述以警世,翻译了一系列作品。1898年6月,《天演论》正式出版发行。严复迅速成为思想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1897年,严复对"保教"的公开冷漠招致了张之洞的反感,据《侯官严先生年谱》载:4月12日(三月十一日),《时务报》转载先生《辟韩》一文,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屠仁守"作《〈辟韩〉驳议》",先生"且罹不测,嗣有向张督解围者,其事始寝"。有人说若非郑孝胥为严复解围,张甚至一度还想加害于严复。我想并非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当时郑是张的红人,而且和严复的关系又很好,不能排除他会出来替严复说情。但严复没有提及,郑的日记也没有提及,因此不能确定究竟是谁替严复解的围。


1.戊戌变法时期

观1897年郑孝胥的日记,和变法名将谭嗣同来往甚密,而康有为和其弟康广仁亦前往拜会郑孝胥,可知他对变法是支持的。洋务维新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在张之洞幕府里所从事的也都是洋务维新的活动,因此,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廿九日(1897年8月26日)《荐举人才折》中极力推荐郑孝胥:"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该员学识清超,志趣坚定,曾充任出洋随员,讲究洋务,骇通透彻,能见本源,于商务尤为考求详实。臣前在江南,备知其才,委充商务局委员,其时初拟筹办商务,尚无端绪,尚未能尽展其才。今日时艰方亟,讲求富强要政,如该员之才,实不易,可否恳恩敕令送部引见,以备录用。"(《张之洞全集·荐举人才折并清单》第二册,第1256页)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1898年8月2日),郑孝胥得鄂督署来电,督办亦送来电稿,云:"盛京堂,郑苏龛:总署来电,'奉旨:张之洞奏览悉。分省补用知府钱恂,江苏候补同知郑孝胥,著该督即饬该二员来京预备召见。钦此。寒。'等因,特奉达。何日启程北上?即候电复。洞。咸。"

因此,郑孝胥得到了入京接受皇帝召见的机会。

到京后,郑发现严复也得到保荐来到北京,"阅昨日《京报》,陈宝箴保举陈伯潜,王锡蕃保举沈翊清、严复、林旭,皆饬预备召见"。二人又一次得以会面了。

七月廿三日(9月8日),"归寓,严又陵到馆,林季鸿同来。夜,与又陵谈,观所为《上皇帝书》,文词深隽,诚雅才也"。以前郑认为严复之文"粗服未饰",现在则是"雅才",说明对严复更加欣赏了。之后二人又有几次会晤,9月18日,郑专程"诣通艺学堂听严又陵演说西学门径,听者约四十人"。

想过去二人所谈,无非变法维新大事。但是,维新变法只进行短短的百日就结束了,对于郑孝胥和严复来说,亲身经历的就更短了,因为他们两人受到召见的时间都比较晚(郑孝胥是9月5日受召见,严复是9月14日受召见,离9月21日的戊戌政变都不远了),还没来得及参与到变法中。9月22日,严复就黯然回天津去了。过了一个多月(10月29日),郑孝胥也离开了北京。

对于变法,郑孝胥一直都是担忧的。他认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改革的大环境。在入京前,郑孝胥特意拐去见了张之洞,谈及自己的见解:"余极论宜及时破蠲积习以作天下之志气,因言:'举世方共保护积弊,非变法之世也。今京师元黄颠沛,是非溷淆,观朝中士夫皆不足有成;两湖,天下之中,亟当养士、劝商、兴工、励吏,以待北方之变。'"他认为当时当政者"皆不足有成",而且朝廷吏治混乱,是非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怎能成功("非变法之世也")。而且,通过以前和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交往,对于他们的激进态度郑孝胥也是极不赞成的,他的观点是"养士、劝商、兴工、励吏"等先来,一步一步地渐进地进行改革维新,等时机成熟了再行变法,如果仓促进行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严复也倾向于曲线救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刊行。他宣传西学,认为只有效法西洋,才能使中国富强,在京演说西学门径。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严复在理论上对维新运动做了这么几方面的贡献:

⑴、透视西洋世界;⑵、研判中国时局;⑶、提出应变方略;⑷、介绍西学理论。

同时,严复也积极参与维新运动中,他协助成立了通艺学堂,创办了《国闻报》,等等。严复对维新运动不仅是支持的,而且还积极参与,不像有些人说的:被康有为等排斥压抑的心态导致严复对1898年戊戌维新运动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二人尽管受到召见,并不见得有什么狂喜,对于变法的失败,虽然伤心,却也不以为突然,只是对因变法而牺牲的同志感到哀伤。9月28日得知林旭等六君子被杀,次日郑孝胥做《感事》诗三首,10月2日,"步至清慈寺哭谷(林旭)、叔峤(杨锐)而返"。10月11日,"午后,偕贻书等往清慈寺奠于敦谷之殡,明日归骨矣,伤哉"。10月13日,"作《哀林敦谷》三诗"。在众人纷纷撇清与维新人士的关系时,郑孝胥却逆潮流而动,不仅不避嫌,反而多次参与祭奠六君子的活动,并作诗纪念。

严复也是如此,离开北京后,受到了弹劾,自己很危险了,还是作了几首诗感怀戊戌变法。《戊戌八月感事》(戊戌政变发生在农历八月):"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另外还有悼林旭的诗一首。在《国闻报》上以《视死如归》为题对谭嗣同被捕前大义凛然的态度做了报道,表达了对他的敬意。此后,另有指斥朝政的评论,等于和慈禧太后公开唱反调。郑孝胥虽然自己也参与了很多纪念活动,但他作为严复的密友,还是为严复的处境担心,担心有人会抓此把柄陷害严复。"闻前数日或劾严复……军机大臣为力救乃免。……日来《国闻报》指斥朝政,略无忌惮,意在挑衅。彼必有待之者,惟幼陵当益危耳。"
正像郑孝胥和友人所说的:"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着,则士君子尽矣。"历史就是这样的奇怪。


2.立宪运动前后

京城离别后,二人又开始了书信往来。对于严复,郑孝胥还从实际行动给以了支持,"过广学会买《天演论》""是日,阅《天演论》终卷"。

《原富》出版后,购买了十部,赠送给朋友、上司。1904年,《群己权界论》出版后,严复很快寄了一册给郑孝胥。

再看郑1905年的日记:"阅《群学肄言》,其发合群之蔽,善矣……"第二天,又告诉孟森说:"今日宜立群学会,分门调查,编成二书:一曰《万国国制利病考》,二曰《世界家法利病考》。此二书成,群学必大明于世矣。"对于严复的译事,郑孝胥一直都是关心并身体力行的。

同样,严复对于郑孝胥的才情诗学亦赞赏有加。"严幼陵谓余举哲学入诗,自古所无也。"在严复作《郑太夷时文》中,有"读君制艺文,同时须膺服"一句,说明了对郑文章的叹服。另外从1905年严复为《广西边事旁记》一书所作的跋,更可窥其一斑。
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余归自欧西,郑君稚辛以其兄太夷之意,致阳湖孟生所记广西边事于余曰:"读此,知故人二年在边所为事。"则受而读之。既卒业,唱然叹曰:贤者真不可测。犹忆戊、己之际,与太夷抵足卧京师,太夷数数言兵事。心窃谓兵微万变,今尤异于古所云。太夷文学士,容貌颀然,身未受武学教育,足未尝一至欧洲,顾乃言兵,书生习自豪耳,不必符他日事实也。别七八年,乃今观太夷在边所为,虽泰西健者,当其时地,殆无以过。今夫士居高位,所百为而于国终无补者,其故无他,坐务为声光以钓名实。不幸名实之至,又常视其声光。彼孤行其意,求心之安,冥冥然,悃悃然,于祸乱则消于未兆,于事业则发其未萌,或图难于其易,或设此以致彼,虽所济者至大,举世之人不知重也。何则?声光蔑如也。今太夷所名为者,治匪也,边防也,顾所困苦力行委折求达者,军实而外,乃在通民力,利转输,设学堂,开医馆。以经费之微而民智之也,故其成功,仅仅如此,然于一边,已拔水火而衽席之矣。向令权藉不止如是,则年岁之间,其转贫弱以为富强,有以决也。孟生不云乎,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呜呼,二语尽之矣。乃为校讹别,加圜点,题签背,以付诸手民。”
文中用"'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呜呼,二语尽之矣"来盛赞郑孝胥,可以说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了。

1905年11月,郑孝胥辞官回到上海,严复在上海任复旦公学校长,二人又开始了把酒畅谈、唱和往来的日子,交往甚密。仅1909年1月22日(正月初一)到9月7日(七月廿三日)严复欲入京,郑孝胥等为之饯行,看严复和郑孝胥的日记,二人的唱和、来往多达十七八次多,这还不一定是完整的记录。郑孝胥的日记比较完整,但严复所记的事情很多他也没有记,可见二人的交往不仅仅如日记说述,只会更多。
这一年郑孝胥五十岁生日,严复作诗庆贺,该诗概述了严郑二人从初识到其时的交往经历,更有对郑推崇备至的赞赏:《苏戡五十初度,而所营海藏楼适成,敬述奉祝》:郑公桃李姿,生值闰上巳。兹岁再仲春,五十忽然至。百年同四时,流景每恨驶。惟公天所厚,富此中和气。著人如酒氛,拂披已心醉。跌宕三十年,寰宇仰名字。高视抚百灵,诗酒足驱使。未用千载期,看了一生事。……


立宪运动期间,郑孝胥是民间立宪运动积极筹划者之一,还是预备公会的会长。郑孝胥参与立宪运动,始于他从广西边防督办大臣任上归来。1905年11月郑孝胥回到上海,立即与主张立宪的张謇连日会面,立宪运动聊天的一个重要话题。此后,几个立宪派的领导经常会面讨论,直到1906年12月预备立宪公会选举结果产生。郑孝胥参与了预备立宪公会酝酿、启动、组建的全过程,是宪政研究会的最初发动者和组织者。他被选为预备立宪公会的会长,并连任三年之久,知道他自己辞去这一职务。在他任内的三年(1906年12月至1910年1月),正是全国规模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三年。郑关于立宪的思想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故不加以引申。


从1905年开始,严复便积极投身到立宪运动之中,或应邀发表演说,或撰写专题论文,以深厚的西学功底为立宪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晚清政府欲实行新政,奏派严复、郑孝胥等为头等谘议官。学部谘议官的任务是"在学务上充当各省和学部之间的枢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备参考顾问"。虽说谘议官只是虚职,却说明了时人对他们立宪运动领导人资格及其才学的认可。此段时间,严复任复旦公学监督一职,亦身在上海,所以看《郑孝胥日记》,二人此段时期的往来是最频繁的。后来严复到北京供职、郑孝胥参与清末路政改革,常往东北跑,但二人的家都在上海,所以碰头的机会还是很多。
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之前的这段时间,是郑孝胥和严复二人关系的蜜月期。而且他们是密友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这可以从很多人试图通过郑孝胥找严复办事,也有人找严复和郑说情这些事情看出二人的关系不同一般。但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袁世凯当政以后,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

三、1911~1921年


辛亥(1911年)日记,记十一月初二日,"严右陵来,谈甚久。右陵不剪辫,以示不主共和之意"。又曰:"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
其实严复并不是绝对不赞成革命。早年孙中山与严复在英国相见时,严复不主张暴力行动,所以孙中山才说:"君是思想家,敝人是革命家。"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严复还是满怀喜悦迎接光复。他以诗赞美:"灯影回疏棂,风声过檐隙。美人期不来,鸟啼蜃窗白。"诗中以美人喻革命,以彻夜等待的迫切心情,期待国民政府的诞生。从诗中不难看出严复对辛亥革命是期待的。但是,严复还有不安,"幼陵自言:'或询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

对于革命的矛盾心理,选择保守还是革命,严复没有来得及作出选择,历史又把他推上时代的舞台。严复因为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因此,很快就得到了重用(1912年2月25日),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接下去在袁世凯称帝时,又有了让许多人不解的行动:郑孝胥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日记,十月初六日记"严复等皆入筹安会,提议久安之策"。

对于辛亥革命和袁世凯,郑孝胥是深恶痛绝的。关于辛亥革命,郑的日记论述不多,但可以看出他是很赞同严复的观点的,对革命人士及"背叛"清室的人他一直不留情面地予以攻击。"吾不能自欺其良知。宁使世人讥我之不达,不能使后世指我为不义,故反对革命之举耳。"对于袁世凯,观《郑孝胥日记》,几乎没有只言片语赞赏的话,尽管袁世凯还帮过他的忙,甚至称袁世凯是"妖狐之露尾"。对于袁世凯称帝,郑孝胥说:"观之使人眦裂发指。""闻满洲皇族所争者,优待条款而已,是已甘心亡国,孰能助之,哀哉!"对皇室,郑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认为是孝钦后和袁世凯破坏了清王朝,二人是罪人。清皇室已经放弃了政权,而郑孝胥等遗老们仍然念念不忘要复辟。

接下来的日子里,郑孝胥与严复来往很少。六年里,不回复其信件也不见面,真是够顽固的!

1919年,严复到上海治病期间,郑孝胥曾前往探视几次,在《郑孝胥日记》里记载不多,但是在严复的日记中偶尔可见郑的身影,但二人之交往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

1921年,严复过世,郑孝胥提笔,"为吕季操代作严又陵挽联曰:'诸夏兴哀,无怪《太元》杂符命;后生安放,从今河岳罢英灵。'"虽说此挽联对严复的评价很高,但比较郑孝胥对其他友人过世的态度,可以看出郑对严复的"背叛"一直是耿耿于怀的。如1922年,"子培于昨夜三点钟身故,即往临哭",子培(沈曾植)是郑孝胥的好朋友,也是晚清遗老,郑孝胥一听说他过世的消息,马上到其家里哭之。"作《乙龛挽诗》",接着又参加了其公祭大会。1927年,"往视李星冶先生病,到门,始知昨夜三时逝矣,即入临,抚尸一哭","作李星冶先生挽诗","李星冶先生出殡于福建义园,往送不及,至万国桥立候久之",相比这些人,郑孝胥对严复之死可以说太淡漠了,不仅没有任何表示,唯一写了一副挽联还是代别人而作的。

从郑孝胥一生都追随帝制,民国时期不出任各项职务而甘愿在家当寓公,以示忠清,而后更不惜背上"汉奸"的罪名,充任伪"满洲国总理",辅佐溥仪,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为自己所认定的东西百折不回的顽固的老头子,这样其对严复的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了。甚至可以说他对严复算是客气的了,这从他对待别的他认为"背叛"了清室的人的态度可以看出。袁世凯在前面已有略述,这里举岑春煊为例。岑春煊是郑孝胥的上司、保荐人,因为其保荐,郑才得以在广西筹边,施展自己的抱负,也因为他的财力支持,郑孝胥的预备立宪公会才能成功,应该说,岑是郑的恩人,二人一直站在同一战线。但辛亥革命后,岑春煊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郑孝胥日记对其骂得相当厉害:"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肺肝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根本不念及旧交情,更谈不上感恩之情了。

假使严复活到伪满洲时代,对于郑孝胥跟着废帝投靠日本军国主义者,出任伪"满洲国总理"一事,他会做何感想呢?是愤而登报与之断绝任何干系,还是默然不理;是与之论战,还是劝其回头……不得而知。不过看严复对郑孝胥的一贯态度,应该不会像郑孝胥一样,对别人的不同取向耿耿于怀(对严复),甚至谩骂攻击(对岑春煊)。这一点也可以从1920年严复劝郑孝胥不要再迷恋复辟之举的信件中得到印证:"仆自始至终持中国不宜于共和之说,然恐自今以往,未见有能不共和之日。足下所云(指复辟),亦悬为虚望而已。"对于郑孝胥,严复始终都是关心的,这也是其性格使然。

郑孝胥和严复因志同道合走到了一起,后来又因为取向不同而关系淡漠,在那个全然失去了均衡的国家里,导致多少英才豪杰本身生命的失衡与人格的分裂。这在以后的年代还是不断地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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