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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严复的翻译

文化 | 2016-05-05 14:10:5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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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乃拙著《翻译西籍小史》第四章中之一节。原书共分五章。除第一章绪论,论研究翻译史之旨趣及我国翻译外籍之起源外,其余四章分论翻译西籍史上的四个时期:一,翻译西籍发轫时期——明末清初之翻译;二,翻译西籍复兴时期——江南制造局及同文馆之翻译;三,林纾严复时期之翻译;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之翻译。全书尚未脱稿,兹先发表此节于此。 

作者识 

严复字几道,又字又陵,生于咸丰三年(1853),卒于民国十年(1921),比林纾迟生一年,早死三年,享年六十九岁。他幼即聪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十四岁时(1866)考上沈文肃葆所创设的船政学校。光绪二年(1876)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诸学,每试辄冠其曹。最擅长数学,又治伦理学进化论,兼涉社会法律经济等学。这就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和翻译界贡献的出发点。归国后,在北洋海军学堂当教授。庚子义和拳起义后,避居上海七年,他重要的译著,多半都成于这个时期。民国初,曾任京师大学堂(即现在北京大学)校长。晚年似为老病纠缠,无甚建白。 

他回国后,曾就当时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就很深。陈宝琛作的《严君墓志铭》谓:“君邃于文学,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反为文学掩矣。”(见《学衡》第20期)他译的书所以能几与“晋、隋、唐、明诸译书相颉颃”(柳诒征语),所以“能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影响者”(梁启超语)实基于此。 

严复所译的重要的书,共有九种。(表略)严氏所译九种中,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是取原书全译的。《群己权界论》及《中国教育议》,都不过是较长篇的论文,不能算是整本的西书。《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全集(共十二册)第九册《进化与伦理》中的序论与本论两篇。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之半。故严氏的译品,质的方面,很少有人訾谇;量的方面,却嫌其太少。 

严氏何以仅译有薄薄的八九种,近不足以比林纾,远不足以比隋唐的大师呢?第一,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不似林纾“耳受手追,声已笔止,”那样笔记式的对译属文之速。第二,柳诒征所论似亦确当:“隋、唐译经,规模宏大,主译者外,襄助孔多。严氏则惟凭一人之力售稿于贾竖。作辍不恒,故所出者,亦至有限。”(见柳著《中国文化史》第五册137页,东大讲义本。)但严氏究竟也译了八九种名著,比近来等着译稿费买米下锅,或者只是课余抽暇从事的翻译家的译品,质与量的方面,都强多了。 

讲严复的翻译,最重要的就是他选择原书的精审。兹分四层说明: 

严复选择原书之卓识,他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空气中,人人只知道西洋的声、光、电化、船坚炮利;且他自己又是海军人才,他不介绍造船制炮的技艺,和其他格致的书,乃能根本认定西洋各国之强盛,在于学术思想,认定中国当时之需要,也在学术思想。《天演论》序说:“风气渐通,土知龠陋为耻,而西学之事,向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yi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又如他《原强》一文谓:“……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是他对于西洋文化的观察,也是他所以要介绍两洋学术思想的卓识。 

一、严氏选择原书,是认定先后缓急和时势之需要而翻译,故每译一书都含有极深远的用意。译斯密氏《原富》例言,最足表明此点:“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侯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又据蔡元培氏说,严氏译《天演论》时,本甚激进;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激进的多了,他乃反趋于保守。于民国纪元前九年,把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改作《群己权界论》。又为表示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特译一部《社会通诠》,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不管他译书的旨趣对不对,但总足见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深远的用意。这也是严译的一种特色。 

二、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凡与原书有关系的书,他都涉猎过的。不然,他作的案语,必不能夯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了。此点,试一阅严书的序言,小注,或案语便知,恕不具引。 

三、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了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如《天演论》序:“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箍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两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又说:“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又《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云:“窃谓其书(指《群学肄言》)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又《原富》例言:“谓计学创于斯密,此阿好之言也。……中国自三古以还,若《大学》,若《周官》,若《管子》《孟子》,若《史记》之《平准书》,《贷殖列传》,《汉书》之《食货志》,桓宽之《盐铁论》,降至唐之杜佑,宋之王安石,虽未立本干,循条发叶,不得谓于理财之义无所发明。”严氏类似此种之论调甚多,究竟有无附会之处,姑且勿论,但至少可知其并无数典忘祖之弊。一面介绍西学,一面仍不忘发挥国故。这也是严氏译书的特点。 

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象严复的,实未之见。严复在翻译史上第二个大影响,就是翻译标准的厘定。他于《天演论》例言里发表他的信雅达三条标准,原文谓: 

“译事三难:信,雅,达。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择犹不择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了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他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办到。但影响却很大。在翻译西籍史上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在他以前,翻译西书的人都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严复既首先提出三个标准,后来译书的人,总难免不受他这三个标准支配。 

但是,严复自己的译品,究竟是不是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极忠实地道守他自定购标准呢?我们且看后人对他的批评吧: 

傅斯年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恉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恉而后已。”(见《新潮》一卷三号532及539页) 

蔡元培说:“……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见《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第1页) 

傅氏责严译失之信,蔡氏说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胡适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56页)前段说严译达,后段说严译雅。 

不过他们几位的批评,都失之笼统。比较有切实批评的是张君劢氏。张氏对阅严译后的批评,谓严氏“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之义理。故文学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张氏还是称其文之美,而责其义之不信。(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至于说严译三善皆备者,也还是有人:胡先彇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 

傅斯年和张君励所指责的是《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三书,而胡先彇所称赞的是《群己权界论》及《社会通诠》。他们三人的意见,其实并无冲突。 

平心而论,严氏初期所译备书如《天演论》(1898)《法意》(1902)《穆勒名学》(1902)等书,一则因为他欲力求旧文人看懂,不能多造新名词,使人费解,故免不了用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科学名词的毛病;二则恐因他译术尚未成熟,且无意直译,只求达恉,故于信字,似略有亏。他中期各译品,实在可谓三善俱备:如《群学肄言》,虽成于壬寅(1902)岁暮,但书凡三易稿;如《原富》几可算是直译,他于例言里说:“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又如《群己权界论》虽于1899年译成,但于1903年加以改削后才出版的。《社会通诠》亦成于1903年。这四种都算是严复中期的译品,比前后两期的都译得好些。到了1908年译《名学添说》,他更自由意译了。序里说:“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举例,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他这种“引喻举例多用己意更易”的译法,实在为中国翻译界创一新方法。我们可称之日“换例译法”。若能用得恰当,也是译外国书极适用的方法。近年如费培杰所译《辩论术之实习与理论》(1921,商务印书馆出版)廖世承译的《教育之科学的研究》(1923,商务印书馆出版)都是采用这种更易例子的译法。至1914年所译之《中国教育议》,乃系月报章文学体,译得更为随便。此两种代表他末期的译品。 

总结起来,我们可以下三个判断:一、严复的译文很尔雅,有文学价值,是人人所公认无有异议的。 

二、严译虽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但能使旧文人看明了,合于达的标准,这也是无人否认的。严氏自己对于此点也很有自信心。他说:“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天演论》例言)又说:“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见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群己权界论》例言)而且他附加的案语小注等,也可促读者对于原文的了解。 

三、讲到信的方面,第一期的三种,似乎偏重意译,·赂亏于信;第二期的译品则略近直译,少可讥议。第三期所译《名学浅说》,《中国教育议》,不甚重要,且所用译法也与前两期不同,我们可以不必深究。 

他在《天演论》例言里曾经声明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又承认他那种译法,不可为训,劝人勿学道:“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种真实态度,也值得称他一个“信”字。 

以上讨论严译信雅达三方面,现在让我从他三期译品中各举出几条来作实例。 

他第一期的译品当首推《天演论》,我觉得天演论中第一段最好: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列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革,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月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循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天演论》第1小页,英文原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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