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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我的老师严侨

文化 | 2016-06-10 18:32:45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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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
  
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台湾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后来有一天,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慧的灯》的作者华严)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后来我果然“去了那个地方”。严侨也被再度捕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后来“中国信托”一事,我狠狠敲了辜振甫一笔。辜振甫自知势态严重。他挽小姨子华严出面,前来谈判。于是,华严带了她的许多新作,到我家来,十多年不见,相见甚欢。华严是风华绝代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她。经华严好说歹说,最后以八倍价钱,买回股票。作为“答复、谢罪并赔偿”,才算出了我累积二三十年的一口恶气。后来华严再来我家,完成了退股手续。我在11月19日,请来了已经十多年不见的严师母,当面送了十万元即期支票给她。我告诉严师母:“这个钱你可以拿,这就是三十年前对你闭门不见那人的钱,今天我总算给你出这口恶气。”严师母哭了,她收下了钱、收下了温情与旧情,也收下了人间绝无仅有的李敖式的正义。后来她特别亲手做了西点请我,表达她对我的感谢。
  
从严师母的口中和严方、严正的口中,我得知了严侨死前的一些情况。
  
严侨死前六年,他已经遁入皈依宗教的境界,他绝口不谈人间的许多事。他皈依的是密宗,家里佛像、法器一大堆,整天耽迷在这里。他的师父是一位屈老师,叫屈映光。我听了一笑。严师母们问我笑什么,我说你们不知道屈映光是谁,我可知道他是谁。他是民国初年的大军阀啊、是放下屠刀的大军阀啊!他们听了,顿时一惊。屈映光垂老学佛后,变成了有道之士,严侨很信服他,为了怕他老眼昏花,看不清文字,特别写斗大的粗笔字,向屈映光上书不绝。我参观了严侨的遗物,看到了这些佛像、法器和这些走火入魔的上书等文件,心里为之浩叹不已。严侨说他“不断寻觅二十余载”始得成解脱,其实他错了,他其实没有真解脱,因为他“寻觅二十余载”,最后取代自己的,只不过是更旧的玄学而已。恰像那外国许多远离共/产/党信仰的理想主义者一样,他们最后皈依的不是独立自主,而是圣母与上帝。——他们永远不是自己的主宰,风霜与苦难打倒了他们,他们不能不抱佛脚!
    
可怜的是,严侨最后的佛脚,也是假的。严侨的父亲严琥,在1962年9月22日死在大陆。他在死前十五年(1947年9月2日),写信给严侨的弟弟严僖,就说道:
    
真实的佛教,颇有高明之处。……不过中国的佛徒,十有八九皆十分庸暗,因“广大”之名而引了许多邪神野鬼,此最为可惜。金刚经云:佛无有定法可说,无定法者无偶像之成见也。又曰:“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则不为一切法所拘囚,自然日进不已矣。然而无成见、无所住,非无头无脑、无主意之谓,佛之头脑在何处?在智慧,故曰金刚般若波罗密,言智慧如金刚,能摧坏一切愚暗烦恼,令人到彼岸也。故为佛徒而不求智慧,只讲礼拜、烧香、祷告是佛教之大罪人,非佛徒也。虽信得性命不顾,亦非佛徒也。只是邪教而已。
    
佛教不拜偶像,金刚经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做佛教徒,为何行邪道。可惜了!
  
可怜的严侨,他在生命的晚年皈依佛门,竟也皈依错了。他千辛万苦去做佛教徒,可惜却误信了邪教!当然,严侨绝不以为他走错了路,相反的,他认为他在子夜里、在孤单里,已经成功地摸索到了彼岸。智慧如金刚,多年的折磨,使严侨的金刚已坏,可惜他已老惫、已懵然无知。在五十五岁那年(1974年7月31日),他终因心肺衰竭死去。回想他生的那年,他的祖父严复曾兴奋地写诗期许这个长孙,告诉他:神州须健者,勿止大吾门。
  
又告诉他: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太平如有象,莫忘告重泉。
  
但是,五十五年过去了,在严侨的灵堂上,赫然有他太太叔祖林柏寿的横挽——“怆怀宅相”!可怜的严侨,他以不止光大吾门而生,竟以怆怀宅相而死。《北齐书》李浑传记邢晏赞扬李绘,说:“若彼云雾,如见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严侨、严侨,他被资本家这样一挽,真要死不瞑目了!
    
看了严侨的一生,我始终以他未能生归故国、一展抱负为憾。严侨饱更忧患,晚年油尽灯枯,看破红尘,以至神明灰灭,守邪教以终老。在国共斗争中,一位这样的不世之才,就这样的被牺牲了!
    
我总觉得严氏一门,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好的家传资料。第一代严复,身逢帝制不绝,志在引进新潮,赍志以没了;第二代严琥,身逢新旧交替,志在富国强兵,家破人亡了;第三代严侨,身逢国共斗争,志在建国大业,自己报废了;第四代严正,身逢国民党在台湾通吃,志在经济挂帅,埋头做白领阶级了。严氏家传的横剖,岂不正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严侨生不逢时、死不逢地,音容醉貌,长在我心,他一生与中国现代史的横剖关系,绝非他一己之私,因此我在五十之年(1985年4月17日),写下《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纪念他。我最后说:
    
既伤逝者,行自念也。严老师英灵不泯,必将在太平有象之日,魂归故国,以为重泉之告。上一代的爱国者永生,他们虽为消灭反动政权而牺牲了自己,但是,震旦不再沉陆,中国毕竟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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