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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共——重温大公报老社论

文化 | 2013-08-07 16:22:09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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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天之福,我们的抗战胜利了。现距日本宣布投降才三个多月,全国同胞于欣庆胜利狂欢胜利之后,人人的心头,又笼上一层深忧,又压上一块重铅。其震荡惶惑的心情,甚至超过抗战期中任何艰难危险时期。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人满拟从此得见太平且为光荣胜利的国民,但是现实的演荡,却是一片战乱凶险的气象。多少人焦急着胜利不得还乡,更多少人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为乱世的鱼肉。明明胜利到来,升平得睹,纷纷战乱却又相逼而来,谁不为之震荡惶惑?

这局面怎么来的?在宣传的攻计中,政府说中共争城夺地,自由行动;中共说政府进攻“解放区”,发动内战。总之,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一个主角。我们忧国有心,与全国同胞同其苦闷。我们对这局面曾一再向政府与中共进言,以期有补于时局,今天拟特对中共讲几句话。

今天的局面演成,从文献上寻索,日本宣布请降之初延安总部发布的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是一个根源。那个命令,称为“延安总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得缴敌军之械,受敌军之降,编遣伪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理,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这命令,显然与中央的军事委员会对立,而以独特的统率,从事单独的进兵与受降。全国人看到朱总司令的命令,都为国家前途担着忧。幸喜蒋主席三电邀请,把毛泽东先生请到重庆,商讨国事,全国人的心情为之一松。毛先生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团结商谈连续举行,虽无大结果,而从一般空气上,从发表的《会谈纪要》上,确曾给予全国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希望。但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战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了,太原被围攻了。绥东的战事起来了,到现在战事已迫到了归绥与包头。在这时,豫西曾有动作,鄂北的枣阳被攻占,陕北的三边打起来,平津近郊,一日数惊。在这时,北方的铁路段段碎,路轨拆掉,枕木毁弃,桥梁折断,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这时,接收东北无消息,共产党的武力进入了大东北,山海关方面起了争战。这局面,已够乱了,而还在暖验扩大着。这局面,若说是政府进攻“解放区”,则范围之大,实不限于原来的所谓“解放区”。若说是为了争受降,则被攻的傅作义马占山等都是爱国军人,既不是敌人,更不是汉奸。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一个国家,于胜利之后,有两个系统的军队争降争地,已绝不应该;而争降争地复漫无止境,更如何得了?延安总部的命令说:“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部队及其指挥机关?…?”这个“附近”要“附近”到什么地方?遥远的大东北也在“附近”之中。陕北的三边,是在后方,并非敌区,为什么也打呢?看北方的战乱局面,很给人一种强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凭它的力量,凭它的武力,做到《会谈纪要》中所要求的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样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谓“南北朝”的局面了,国家便被分裂成两半了。要做成那样的局面,则兵连祸结,要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财产遭殃,国家要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岂可不加顾念?纵使力征经营弄成那样的局面,国家真个划成两半了,请问全国人民是否心甘情愿?请问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愿?共产党应该是生长于人民之中的,要实现这个大意愿,也应该问问人民的意愿。毛泽东先生在重庆时,曾屡次声言国家应该统一,他也同意本报“要变不要乱”的主张。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乱,那岂不也有违毛先生的本意吗?


凡是一个政党,都是为了争取政权而组成,所以政党要争取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而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则必然是强权专制,那是祸乱之源,绝对与民主背道而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可能博得众人的同情,我们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争政。共产党也许要说有兵是一种手段,是一种不得已。但天下事,绝不可不择手段,手段错了,则一切全错;天下事也绝不可倭诸不得已,原谅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谅了。中共可以说,我们的兵是“人民的武力”。这是值得一辩的。兵是国家的,只有国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无所谓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则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虽说是“人民的武力”,而实际是私兵。举国纷纷,尽是私兵,则国家必然大乱。我们主张军队国家化,就是只许国家有兵,不许人民有兵,也不许党有兵。我这话虽对共产党而言,其实也是对普天之下的政党而言,凡是政党,都不应该有兵。政争可问是非于人民,兵争则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杀害于争王霸或寇贼的争战中,谁还顾问什么民意?更有什么是非?事情闹到不论是非专斗武力的时候,那还不天下大乱吗?破坏铁路,陷民生于困敝,争城争地,而使血肉横飞。无论如何,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进化到运用原子能的时代,我们还在以驱市人为战的方式打天下,也实在太落伍了。为共产党计,应该循政争之路堂堂前进,而不可在兵争之场滚滚盘旋。我们希望共产党为国家人民争民主,争宪政。在这方面,应该一切不让。同时我们也希望共产党放下军队,为天下政党不拥军队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权,以争全国的政权。与其争城争地驱民死,何如兵气销为日月光?我们希望中共转此一念,那不但是国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诸公也将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了!
   

(原刊1945年11月20日重庆《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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