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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交往的内情

文化 | 2013-07-02 16:2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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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漱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后来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他认为实现强国之梦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但由于不赞成用暴力革命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到头来仍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第一至四届政协委员,第五届和第六届政协常委。

梁漱溟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他1953年9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随后他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梁漱溟始终都没有对毛泽东批评他的“反动”而认错,但他始终都保持了对毛泽东的钦佩。1960年9月,即梁毛之争的事件过去了七年之后,梁漱溟之子梁培恕生了一个儿子,梁漱溟亲自为其嫡孙取名钦东。寓意“钦佩毛泽东”。

梁漱溟在延安与毛泽东八次交谈

“七七”事变,日寇的铁蹄开始向整个中华大地践踏,也踏碎了梁漱溟以“乡村建设”救国的好梦。他不得不关闭了在山东坚持了7年之久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不久即接受蒋介石之邀,以社会贤达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议会参议员。他本想以此身份为抗战出力,但事与愿违。到任后,他亲眼目睹了人民流离失所,争相逃难,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的惨象。更令人失望的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心抗日,有的舍弃大片国土,不战自溃:有的当了裸官,把资产、妻儿送到了国外。他对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无所希冀,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充满了悲观。在此情况下,他想到了自己一向同情其精神而反对其主张的共产党、毛泽东,于是他决定访问延安。

毛泽东亲自接待了梁漱溟。谈话伊始,毛泽东即告之他们已经是老熟人。梁才回忆起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经常拜访后来成为毛泽东岳父的杨怀中先生,那位常常来开门的就是当时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顿时,拉近了两人的距离。梁也不客气,很快就把话题引入到抗战的前途和中国未来之命运上来了

梁漱溟后来回忆到:“毛泽东是完全乐观的。毛泽东讲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梁和毛谈得很多,越谈越使梁兴奋,感到中国有希望,使他“由悲观变为乐观了”。毛的谈话使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梁后来回忆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这次访问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谈话共八次,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在梁有了抗战必胜信念后,即把话题转向抗战胜利后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上。梁坚持他的救国方案,即摈弃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而毛则心平气和地指出梁的改良道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两人为此激烈争辩,从前一天傍晚到次日天已大亮之时。末了,毛意味深长地对梁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做结论,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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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都希望国共合作,建设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蒋介石却倚仗美国这个世界最强硬的后台,处心积虑地想消灭共产党。但此时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抗日中展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但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刮目相看,更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誉与支持。有鉴于此,蒋介石只好躲在“和谈”的旗帜下磨刀霍霍,寻找时机。这一切,都是很多善良的中国人想不到了。这其中也包括当时在中国社会颇有影响力的,以梁漱溟为领导人之一的民主同盟。作为第三方力量,民主同盟一直在为国内和平而奔忙。由于梁尊崇的是反暴力,以劝和压倒一切,根本觉察不到蒋的真实面目。因此,在此过程中差一点被国民党所利用。

1946年,蒋介石破坏旧政协协议,开始发动内战。同年10月10日,国民党军队不顾中共一再警告,悍然攻入张家口,国民党政府于11月又公然单方面宣布了如期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但诡异的是此时蒋介石却又放出请第三方面再度出山主持国共和谈的空气。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想利用更充足的时间,调兵遣将,向解放区发动更大的攻势。而梁漱溟等民盟领导,以为和平又有希望,即兴高采烈地起草了一折衷方案,并自作主张地先呈交美国方面和国民党。

当梁等人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共代表周恩来时,周脸色骤变,立即痛斥民盟和国民党一起压迫共产党。此时梁等人才有点醒悟过来。事后梁回忆道:“当时仍留在京、沪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等,对蒋介石这一假和平真内战的又一招,肯定早有认识,并作好准备的。但在民盟方面,特别是我,却不往这方面深想,但有一线转机,‘死马当作活马医’,还真想把它治活呢。”好在此事随后经梁等人迅速补救行动而未造成严重后果,但梁深感自己搞不了政治,于是离开南京,到重庆办学去了。

人民解放战争以出乎意料的速度发展,短短三年时间就把看来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打得苟延残喘。当毛泽东发出“宜将乘勇追穷寇”的决胜关头,梁漱溟又在报刊发表文章,推行他的改良主义,反对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新中国终于在战火中诞生。梁惊异之余,不免有些尴尬。他一面仍在重庆办教育,一方面静观形势变化,直到1950年1月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进京。当他看到新中国开始走向了繁荣富强之路后,终于在1952年5月写出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对自己在抗战前后以及抗战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作了初步检讨和自我批评,一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此时,他算完全明白了1938年在延安毛对他说的“姑且存留下回分解吧”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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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一度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梁漱溟进京后深得毛泽东的重视,一时成为毛的座上客。毛经常就国事问题征询梁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迎接的第一场大考就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所有大决策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着棋。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难以估量。但是,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颇费周折的。毕竟建国伊始,百废待兴。

1950年9月23日,毛就朝鲜情况与梁交谈,表示中国不想打仗。根据当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尚未越过三八线,毛认为中国不一定会参战。时间过去才几天,美军即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即毫不迟疑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梁既看不到这个决策的战略意义,对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心。毛专门派员征求他的意见,梁在存疑同时仅表示既决定当支持,热度明显不高。

此时中国还成立了一个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意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特别是各阶层,包括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抗美援朝的意志。当时请梁参加,梁也拒绝了。为什么梁对毛的这个大决策缺乏热心?回顾进京后梁与毛的首次谈话即可察出端倪。梁当时对毛直言不讳道:“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所以简言之,梁认为双方实力悬殊,出兵不利今后治国;而毛则认为,出兵实属迫不得已,隔岸观火则于今后治国更为不利。

“为什么唯独共产党毛主席能领导,而旁人不行?”

抗美援朝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工作热情。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同时,抗美援朝也告诉中国必须走富国强兵之路。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重点就是统筹兼顾各行各业的发展,集中力量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后来广为人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当面激烈争辩,就发生在1953年9月的一次讨论总路线的会议上。现在就简单回顾一下这桩公案。1953年9月8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梁谈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时,讲曾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9月12日毛不点名地批评了梁的发言。到了9月17日的会上,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第一次点了梁的名字,中心内容是联系历史的一些事实,证明梁的反动是一贯的。其间毛作了若干分量很重的插话。这些话的中心意思还是梁漱溟的反动是一贯的。9月18日梁与毛在会上发生争吵。多年后外界许多人赞扬梁的行为是“大无畏气概”“反抗威权”“中国脊梁”甚至“民主斗士”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最清楚的还是梁本人。他在随后的闭门思过中写道:“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历史上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九月十八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当然,从个人关系说,我当时的思想,还自认为与毛主席相交已久,要从五四时代他在杨怀中家说起,那更称得上是老朋友了。既然是老朋友,当然是平起平坐,有喜同贺,有争辩则面红耳赤,拍桌子瞪眼珠都是可以的。而我恰恰在气头上忘记了,毛主席是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新中国诞生的伟人。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而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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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领导”

1966年席卷中国大地的文革运动,梁漱溟一开始是赞成的。他“叹服于毛主席之深心大愿”,并认为这个运动出自于反对修正主义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文革运动的发展,打砸抢兴起,国家陷入混乱,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从他年轻时代起,就把国家分裂,社会动乱视为强国之大忌。接下来他经历了抄家,批判和监督劳动,但他最担忧的还是自己的读书写作计划受到严重干扰。为此,他先后三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求助。尽管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还是体谅到了毛周两位老朋友对他的体谅关注。比如说,当时梁主动要求减工资,单位也照办了。但不久又原工资照发,还补发了先前减发的部分。后来知道是周在百忙中关注的结果。

当政协恢复活动后,梁也经常大胆建言,有些在当时相当“出格”,也是在周的关照下未受影响。1974年,毛在一次批示中写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参加招待会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说明毛并没有忘却梁这位老朋友,仍然充满友情。而梁对国家的每一个进步都甚为兴奋,并归功于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当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梁激动地说,共产党毛主席确实是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整个中华民族都相信这一点,真是对于共产党毛主席有无限的崇敬和热爱。

文革十年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梁漱溟耕耘与收获的年代,因为他超计划完成了他的写作计划,包括他认为最为重要的著作《人心与人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本《中国---理性之国》。此书写作的想法可追溯到1938年的延安。毛在梁离开延安时对梁说:“我要贡献你一句要紧的话。恩格斯写了一本《反杜林论》,你应仔细读一读”。所以,梁在文革期间撰写此书时说:“吾书题名《中国---理性之国》,盖本于恩格斯《反杜林论》中有关理性的一些言论而来。”在这本书中,梁赞扬了毛在中国革命中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

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梁认为毛泽东的“在共产党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不是口号而是走过来的路,还举出大庆大寨和两弹一星的例子。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毛的“农村包围城市”和“人是第一宝贵的”的观点,按梁的说法,也是他本人一贯倡导的。随着文革暴露出来的弊端越来越多,梁开始担心毛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虞。因《中国---理性之国》有此方面内容,于是在1972年12月26日,梁将该书的书稿作为给毛的生日礼物送到了中南海,请警卫人员转送给毛。尽管没有回音,但由此可以看出,梁是尽了自己的心愿的。

文革结束后,梁漱溟的声誉逐渐隆起。其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最早提出了中国的人治和法制问题的。国内外不少人把他誉为西方式的民主斗士。但是梁从来也没有接受过这种桂冠。

在1978年的政协会上他是这样说的:“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但困难将会大得多。”显然,他话里的意思是希望其继任者不可硬走老路。他还特别把中国近代治国史以毛泽东去世划分为两段,前一段“我国过去的成功和胜利。的确是靠毛主席的领导”,而中国今后要走的路是“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治,从人治渐入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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