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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批评鲁迅:推动文坛刻薄风气

文化 | 2013-08-22 11:53: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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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33年7月,储安平进入《中央日报》,担任“中央公园”版的编辑。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篇累牍刊发了数十篇批评林语堂和鲁迅的文章。他也亲自上阵,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对林鲁二人代表的“论语派”和“左翼作家”的意见。这一系列文章的内容跨度之大,批评时间之久,其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1933年7月,储安平进入《中央日报》,担任“中央公园”版的编辑。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连篇累牍刊发了数十篇批评林语堂和鲁迅的文章。他也亲自上阵,在一些文章中表达了对林鲁二人代表的“论语派”和“左翼作家”的意见。这一系列文章的内容跨度之大,批评时间之久,其缘由颇为耐人寻味。

 

  彻底否定的批评

 

  “中央公园”批林语堂,刊发的代表性文章有苏九的《从幽默到没有》、王平陵的《谈幽默》、幽槐的《讨林语堂檄》、石岳松的《拟幽默大师墓志铭》、低吟的《拟幽默大师诉冤》、拜金的《寄林语堂》、宗白华的《悲剧的与幽默的人生态度》、储安平的《致幽默大师林及论语社诸贤》等等。

 

  拜金认为,林语堂办《论语》杂志,以幽默为号召,其目的不过是借幽默大发其财而已。宗白华认为,真正的幽默是在平凡渺小里发掘价值,既不是谩骂,也不是讽刺,冷峻背后透着的是心热。幽默本身含有哲学意味,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重估,是在“平凡的人生里肯定深一层的价值”。林语堂等人的“幽默”,不过是格调低俗的讽刺挖苦。储安平认为,林语堂做文章好写惊人之笔,立论常失之偏颇,为追求扩大影响,不惜剑走偏锋,甚至故意招人反感。他还质疑“论语社”诸人的文学水准。认为《论语》杂志提倡文章须有“潇洒含蓄爽利幽默”之音,但他在诸人的文章中从未发现,只看到一种低级趣味。很多资深撰稿人的文章,都是愚笨不堪、文风凝滞,和所谓爽利潇洒的要求相去万里。总之,储安平在《中央公园》上,对林语堂以及“论语派”文学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讽刺。

 

  “中央公园”批鲁迅,有代表性文章的如张鸣春的《密斯脱赵的革命》、如是的《普罗文学做法》,凤尼的《海上文坛杂玩》,韩侍桁的《观念论的游戏》等等。张鸣春将文坛比作擂台,认为:“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主。如果发现文坛上哪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还有作者责怪鲁迅在文学上只会批判而从不建设:“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点鲜明的回答。”更有一位很有趣的作者虚构了一则故事:“我”一直给一家左翼杂志社投稿,却从未被录用。拿着“鲁老作家”的介绍信登门,对方表示热烈欢迎,并约其为之撰稿。但是“我”无意中发现,之前投来的稿子,信封还未拆阅,便被编辑投到炉中烧火取暖。他借这个故事讽刺左翼作家们搞文学不过是拉帮结派,打压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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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背景的批评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党报,储安平刊发如此多批评鲁迅、林语堂的文章,是否背后有人授意?这涉及到储安平对副刊的用稿是否有主导权的问题。一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央日报》作为党报,对编者的各种条框和限制甚多。但《中央日报》虽是党报,却并不真正要求副刊宣传党纲党义。编辑若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不反对现行政治体制,不作政治批判,在文学文艺方面尽可以畅所欲言,甚少受到限制。

 

  对于这一点,储安平自己的说法最值得参考。1936年,他在离职后曾经写道:“我对于我的工作极有兴趣。我上报馆的时间在晚上,但当晚饭没有开的时候,我的心神可以飞到了我的编辑室里。我每天都祈望夜晚的到临,为的我可以在编辑室里的桌子收到无数封书信和稿件。这已不是单纯的一种职业,我的职业和我的兴趣早就打成了一片。报馆简直成了我第二个家庭。”1943年,他讲述编辑经验时写道:“幸而那时我报馆里有一点可以称颂的地方,就是我编的副刊和报馆里的人的趣味虽不调和,但他们对我却并不干涉。所以我只在精神上感到不安,在编辑上,我仍保持着我的主权。”

 

  储安平在两次自述中,都表示了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尤其是后一段自述,当时他早已脱离《中央日报》数年,在这一问题上说谎实无意义。因此,应该相信,储安平在用稿权、整体格调确定方面有很大程度的自主性。批评林语堂、鲁迅的系列文章,即使带有鲜明的文艺立场,与国民党围剿左翼文学的文艺方向不谋而合,但更适合理解为,这也是当时储安平个人的文学、文艺观的一种表现,是自愿的而非强迫。

 

  那么,储安平批评林语堂、鲁迅,是否有个人恩怨的因素?关于林语堂,目前并未看到相关资料。关于鲁迅,只知道储安平在大学时代,曾给鲁迅投过稿写过信,并一度钟情于左翼文学。后来受徐志摩影响,逐渐远离左翼文学,亲近新月派文学。1931年储安平参加援马团北上抗日时,鲁迅曾发表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对这一行为进行讽刺。但是,储安平并非狭隘之人,似乎也不至于在两年之后用连篇累牍的文章来反击报复。

 

  从文学出发的批评

 

  储安平的《中央公园》批评林语堂、鲁迅,和其他国民党宣传系统的刊物有一个很大不同,那就是不从意识形态上着手,而是从文学本身着手批评。储安平的态度,也并非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为文学而批评。作为坚持文学格律的新月派作家,他对林语堂和鲁迅两派文学势力给文坛造成的负面影响,有很深刻的认识。

 

  《论语》杂志从1932年创刊后,以发表幽默诙谐、短小闲适的小品文开始闻名于世。很多作品针砭时弊,揭露官场,批评国民性,展现出了这群颇带自由色彩的知识分子的“叛徒”一面。但作者群的隐士气质大于叛徒气质,他们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揭露讽刺而无建设,且专以尖酸刻薄话语描写变态、丑陋、肉麻为能事,在时人看来,这是一种无关于国计民生,且毁灭文学格律的“文丐主义”和“亡国文化”。

 

  储安平和《中央公园》的作者们普遍认为,在这些文章的影响下,文人竞相谈论幽默,从事严肃的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少,文学开始普遍带有一种油滑、讽刺的腔调。这些小品文虽然都出自名家之手,很多都是插科打诨、鄙俗肉麻,满足的不过是闲人茶余饭后的审丑趣味。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幽默,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幽默,而是恶毒的讽刺和谩骂,在文坛开启了阴毒、讽刺的风气。在储安平看来,新月派或广义上京派作品,虽然在气魄上稍小,但从文学的角度讲却是真正的好作品,因为其中有徐志摩所强调的“严正格律”和“文学尊严”。“论语派”的幽默文字无疑与此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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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鲁迅,储安平与《中央公园》的作者们普遍认为,鲁迅原本从事小说创作,那些如《阿Q正传》之类的小说,本是反映大众灵魂的伟大著作,可以永垂不朽。但近些年来他“不务正业”,转向写作可以一挥而就的千字杂文。这些杂文非但是创作上的投机取巧,且文风刻毒阴损,推动了文坛的刻薄风气。至于他指导的左翼青年,其“革命文学”多半是作者在有热水暖气的高级旅馆中写成。作者们经常在各种左倾阵营里晃来晃去,频繁变动身份。他们喜欢玩弄时髦观念,大谈诸如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流氓阶级等名词。实际上他们从不认真对待文学,而是将文学当成一种文字游戏,用文学上的左倾来博人眼球,将文学当作获得名誉金钱的终南捷径。这种文学若不消灭,便没有真正的文学产生。

 

  高调失控的批评

 

  初出茅庐的储安平,将高调批评的矛头指向林语堂、鲁迅两位文坛耆宿,批评色彩鲜明,言辞犀利,颇有睥睨一切的态度。这是一种少年侠气的自负,其中颇含立志澄清文坛的气度和精神,表现出一种对“纯”文学的追求。但是,在一些地方,他并未很好地把握尺度。尤其是批评“论语社”的文章,连篇累牍,变换各种文体,既有“歌谣式”,又有“檄文式”、“墓志铭式”,几乎长达一年之久。所谓“歌谣”,便是编出一些打油诗来讽刺林语堂。“墓志铭”更是代林语堂拟写墓志铭,几乎近于人身诅咒。由此看来,还是有很多文章超出了文学学理批评的范畴,转为讽刺其人本身,违背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实际上,这正好犯了和被批评者一样的错误,那就是讽刺挖苦之处太多,缺乏一种理性和宽容的精神,距离储安平所崇尚的严正的文学态度远甚。而且,许多作者未必真心反对林语堂,发现储安平的观点和立场后,可能故意采取一种迎合的态度,撰写大量讽刺林语堂的投寄。这件稿件,储安平基本给予全文照发。考虑到“中央公园”的影响不小,未必没有替林语堂和鲁迅辩护的来稿,但是我们未看到储安平发表。由此可以判断,此时的储安平,在编辑态度方面,并未能真正做到冷静、理性和客观。他还有更多需要历练之处。

  韩戍,华东师范大学在读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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