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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弟子刘节:独立精神的坚守者

文化 | 2013-08-29 11:39:42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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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名流云集著称,陈寅恪地位最尊,自不待言。陈又与岑仲勉并称“二老”,加上刘节、梁方仲,则号称“四大教授”,刘节一度担任历史系主任,在当时堪称是岭南史学界的一大重镇。
 
谈起刘节,就无法绕开其师陈寅恪。1949年之后,陈寅恪的弟子中,既有被他逐出师门的汪篯、周一良、金应熙,也有“风义平生师友间”的刘节和蒋天枢。如果说蒋天枢是陈寅恪的托命之人,刘节则是陈寅恪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坚守者。
 
刘节(1901-1977),字子植,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人。刘节之父刘景晨是知名学者,民国初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和浙籍议员坚决反对曹锟贿选总统。刘节一生刚正不阿,有其父之风。
 
1926年,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哲学史。刘节为清华研究院第二届学生,其入学成绩为第二,第一名是河南学生谢国桢,他们同届的还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人。清华国学研究院连续两届的第一是河南人,第二是浙江人,于是,清华研究院一时流传“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刘节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这是刘节与陈寅恪先生交往的开始。
 
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同学录上,有王力、吴其昌对刘节的印象和评价。王力写道:“君待人无贵贱,一接以礼。视友事若己事,蔼然似长者。”王力状其性情、态度,吴其昌则写其学养:“君名节字子植,我浙江之永嘉人。永嘉自北宋周许刘鲍九贤传河南程氏之学逾一千载,至于孙仲容先生,学问彬彬称盛,君为能传其学者。”
 
1927年6月,清华国学院导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刘节等请陈寅恪撰文纪念,这就是著名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文》。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为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陈寅恪此文在刘节思想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和做人。
 
读《刘节日记》,多留意刘节日记中的陈寅恪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
 
1939年元旦,刘节由香港取道越南、再辗转经昆明到重庆中央大学任研究员,他在日记中多次记录下其师陈寅恪先生的信息。1939年1月1日,刘节在日记中记录道:“九时左右抵陈寅恪师母家,始悉寅恪师下学期有英伦之行,该国大学聘为教授,年俸千镑,可谓丰矣!”此时,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执教,而刘节日记中提到的陈寅恪将赴英伦,由于二战期间德国对英国开战,以及日本侵占香港,交通阻隔,英伦之行成为泡影。1月13日,刘节到达昆明,“即至靓花巷中央研究院,访陈寅恪师,又与寅恪师同出访徐森玉丈。”在昆明,刘节与吴宓、李济、浦江清、王力等清华时期的师友相见。此时,由于日军的步步入侵,山河破碎,多数学者在西南飘零,此刻重逢,席间晤谈,感慨良多。他们多关注沦陷下的北平学者的情形,“今日得北平消息甚详:知钱宅诸内弟并入伪组织,钱公亦做了新民学院之副院长。玄同先生则家居不敢露面,他如马裕藻、沈兼士、陈援庵诸人,尚未与伪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刘节日记中提到的钱公是清华学者钱稻孙,和周作人一样下水,出任伪职。钱稻孙是刘节的岳父,可以想见,刘节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内心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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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后,刘节转往成都,在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这个时期陈寅恪给他的信中曾言:“金陵大学环境似较好,姑得其(傅斯年)复书再酌。将来云南大学若有机缘,似亦可设法。”后来他又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刘节夫人钱澄为钱稻孙三女,他以钱稻孙任伪北大校长为耻,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卖文疗饥,茹苦明志。在滞居重庆时,他在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下,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体系。
 
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岭南大学与原中山大学等校合并后成立新的中山大学,校址设原岭南大学康乐园。1952年11月3日,刘节记载其从石牌中山大学搬入康乐园的情形,为一生动历史细节。该日为星期一,晴天,“向中大住宅区同人辞行。中午龙庆忠送点心来。下午二时离石牌住宅,在此整整住六年。三时十分到康乐村西南区六十一号住宅。蒋相泽同志带历史系同学来搬行李。姜立夫、梁方仲、王了一、容希白(容庚)、陈寅恪师母先后来访。晚间在王了一兄家晚饭。饭后了一夫人来谈”。
 
院系调整后,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他不仅与陈寅恪同事,而且还成为其领导。但刘节一直对陈寅恪执弟子礼。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时,必对老师行下跪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刘节还曾对学生说:“你们想学到知识,就应当建立师生的信仰。”但这句话被当作罪证,受到学生猛烈批判。
 
《刘节日记》越记越简单,至上世纪50年代,已经是饮食起居、友人交游、读书杂记寥寥几句了。此时的日记并无微言大义,多记录身边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和政治学习,但仍可观测到学者在政治运动中的心态,可见一个时代之风气和精神。上世纪50年代,举国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这是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寓目的一个细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后是三反五反、拔白旗、反右,政治运动逐渐炽热,刘节作为一个信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历史学家,虽置身于那个时代,不趋时,却作清醒之语。让人想起1945年夏天刘节所作《咏新荷》:“长夏高塘蝉噪新,藕花出水照芳尘。风光百计牵人恼,争奈清凉自在身。”
 
及至“文革”,刘节再也无法保持“清凉自在身”,外在环境的严酷,却激发了他的意志和信念。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陈寅恪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刘节挺身而出,要代老师去挨斗。批斗会上,“小将”们对刘节轮番辱骂、殴打,之后又问刘节有何感想,刘节昂起头,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结果得到红卫兵们更加猛烈密集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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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刘节受到戴高帽、剃光头、被抄家、遭殴打、罚劳改等等非人待遇,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节仍写下这样掷地有声的人生信条:“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表示“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
 
读刘节上世纪60年代的日记,会体会到怎样的悲凉?他在困厄之境地,每日所写无非是饮食起居的流水账,一位六十多岁的学者所做的是菜园拔草、搬运竹片、打扫卫生,斯文扫地,竟至于此。面对那场浩劫,他已经无话可说。但刘节深知读书做学问是一个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所,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即使在疾病缠身的生命晚境。
 
陈其泰在《〈刘节日记〉序》中写道:“在1971年,当已发现大便带血、脑血管痉挛、左半身偏瘫等疾病,血压高达230/130,需每日治疗之时,却先后读书达数十种,其中仅《宋元学案》即多达一百卷,日记中实实在在记载,逐卷阅读;尤其是1971年11月23日至1973年3月1日,以一年又三个多月的时间,读完《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还做了校、注、批的工作,先生具有的毅力,是多么令人惊叹!”
 
刘节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坚守者,也是师道尊严的捍卫者,是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者。1939年,刘节在是年日记的序言中说:“凡是力量充实的总是始终一贯的,中途变节就是灭亡的象征。”刘节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生坚持学术的独立,捍卫学术的尊严,不为任何时代潮流所动。他的治学与为人一以贯之,在“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他说:“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70年前的声音,穿破时空而来。刘节这样的学者,已成绝响了。刘节所坚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式微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
 
附言:笔者作此文时,案边放着两本《刘节日记》,一位80后文娱编辑来,她随手拿起下册一翻,叫道,这人这么超前,在文革中就写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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