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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甘当“日伪汉奸”的国学大师

文化 | 2013-09-18 13:1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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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的是对清王室的满腔“忠诚”,正因如此,他后来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为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他还曾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古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突出的成就,无愧于“国学大师”的称号。一面是“卖国汉奸”,一面是“国学大师”,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投身农学与教育

处于清朝末年的罗振玉本来也想通过读书科举走上仕途,以光耀门楣、报效国家,无奈在经过童试取得秀才的功名后,他便屡试不中,在科举的路上止步不前了。好在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挽救国家危亡思潮的普遍传播,中国人开始接触并积极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和科学技术,很快新式学堂教育就逐渐开始替代中国传统的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学习内容的私塾式教育。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罗振玉得以从科举的樊笼里跳出来,开始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深层原因,同时对西方的科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关键在于教育不振,人才匮乏;在于农业落后,百姓贫穷。于是他立志要从农业和教育两方面人手,开辟救亡图存之路。

在封建社会,农为邦之本,文人不仕而农的也是大有人在,罗振玉首先也是投身于农业。1896年,罗振玉在上海和朋友一起创立了农学会。这是一个以宣传农业科学知识、介绍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为主要任务的团体组织,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学术性团体之一。在罗振玉的带领下,他们购买欧美及日本的农业技术书籍,将之翻译成中文后在社会上进行宣传,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1897年5月罗振玉又创办了《农学报》,这也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农学刊物,罗本人亲自担任报纸的主编,梁启超为报纸作了“发刊词”。以《农学报》为主要阵地,他们在翻译介绍西方农业科技知识的基础上,还开始总结我国传统的农业成就,可谓中西并包,一时间影响甚大。后来,这份报纸被称作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内容也涉及了中外农林牧副渔等诸多方面,罗振玉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近四十篇有关农业技术的专业性文章。1898年戊戌变法的时候,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中特意提到了罗振玉在上海创办的农学会,这让原本无权无势的罗振玉兴奋异常,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声逐渐传入社会上层,为他以后转人政界积累了不可估量的政治资本。

罗振玉投身教育实践是从创办东文学堂开始的。1898年,罗振玉经与日本人藤田丰八协商后,决定由农学会筹集经费,由藤田负责教学,在上海成立东文学堂。学堂招收各地学生入学,除了日语外,还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且都是用日语授课。而近现代史上另一位有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在这个学堂学习过。王国维在这里不仅学习了日语,还跟随日文教习老师学习了英语,并且接触到了康德等人的哲学。可以说,进人东文学堂学习是他走上国学研究道路、成为国学大师的重要转折点。

随着农学社、《农学报》和东文学堂的影响越来越大,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实干家”。1900年秋,罗振玉接受张之洞的邀请,赴武昌担任农务局总理。罗振玉心里明白,这是自己转入仕途的良机。

这个所谓的武昌农务局其实成立也不过三年,下面也有一所农务学堂,分农、蚕两科,同样也是聘请日本人担任教习,但是由于管理不善,学堂面临着关闭的危险。

罗振玉到任后,首先从整顿学堂的学风着手,对师生约法三章,对于那些不称职的学生和译员则严格按照规定予以处置。由于学堂平时的课程中日语课的课时比较少,因此学生的日语水平普遍较差,甚至两年多下来都不能直接听日籍教员授课;而学堂里的译员所翻译的讲义又有很多不通或错误之处,这就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对此,罗振玉在请示过张之洞之后,直接辞去了这些不称职的译员,从上海请来王国维和樊炳清担任翻译。这两位都已在东文学堂接受了系统的日语学习,对于农业课程方面的翻译早已是得心应手,所以很快就和教员配合默契了。其实按照罗振玉的想法,翻译都只是暂时的,以后随着日语课时的增多,翻译制度便逐步废除,学生直接听日籍教习授课。如此这般,这个本来濒临关闭的武昌农务学堂很快就步入了正轨,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就不得不让张之洞对罗振玉刮目相看了。

1901年,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回国之后先后担任两粤教育顾问和江苏教育顾问,并并在苏州创办了江苏师范学堂(今苏州中学前身)。在办学过程中,罗振玉提出要注重对学生实施德智体全面教育,这个观念在今天都还没有过时。

如果说没有晚清政治的风云变幻,如果说他没有卷进政治的风潮中,也许在后世的眼里,罗振玉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和教育家,是一个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只是,历史经不起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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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逊帝溥仪

就在罗振玉全身心投身民族教育事业的时候,他所效忠的大清王朝也在动荡不安中逐渐走向了末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的末代皇帝溥仪,在登极仅三年后就被迫退位,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党人成立的中华民国。

清朝灭亡的时候,罗振玉其实也不过是学部(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的一名参事,他的好友王国维也只是学部图书馆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按理来说,大清的存亡对他们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两个人都受正统儒家的影响很深,都从内心里忠于清朝,忠于皇帝。因此辛亥革命后,不忍见大清覆亡的他们相携东渡,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罗振玉主要致力于学术研究,但他时刻注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时刻注意着紫禁城里的小朝廷。

尽管被迫退位,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是给清王室很多优待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还允许溥仪住在紫禁城,因此紫禁城里俨然还是一个有皇帝、有大臣、有宫女、有太监的小朝廷。而住在这里的人也都不甘心大清国就此灭亡,他们都在等待时机复辟。溥仪就曾经发过誓:“有我溥仪在,大清帝国就不会灭亡。”为此他不惜投靠日本人,开展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

在大清国的复辟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要数1917年前后发生的张勋复辟了。当张勋率领着他那三千辫子军进入北京城,将已经退位了的溥仪又重新扶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那些清朝的遗老们一度以为大清真的又“活”过来了。当时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和已经回到上海的王国维听说此消息后都兴奋异常,他们仿佛又看到了大清的希望。

在这段时间两个人来往的书信当中,除了学术之外,谈得最多的就是时局,他们关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关注盛宣怀、康有为、徐世昌,关注各省的纷乱、日俄协约的缔结,关注银行风潮、外汇比价。但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还是那个小朝廷,还是他们心中的那个皇帝。

只可惜他们心中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很快就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而熄灭了,之后便又是一段沉寂。在这段沉寂里,罗振玉终于决定要自己行动了。

1919年春,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来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多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仍然是要等待清王朝的复辟。就在回国后不久,他就被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给了溥仪。

升允曾经是清朝的陕甘总督,清亡后也成了一个铁杆的遗老。他和罗振玉是在日本认识的,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经常交流复辟的见解,看法不尽相同,都认为可以依靠外国的势力实现复辟。溥仪对罗振玉也是早有耳闻,他的学识、到日本的经历,以及对清王室的矢志不渝,早已博得了溥仪的赏识,因此一经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罗振玉很快就被重用,并特准其遇事可随时上陈“皇帝”。

罗振玉任的是南书房行走,初到溥仪身边,他主要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是清点宫中器物。就在罗振玉等人入宫后不久,溥仪便开始清点宫中的财物,而罗的主要工作就是清点字画、古玩等文物。在清点的时候,将每一个清点过的字画上面都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的印章,同时登记上账。关于这项工作,后人对罗振玉的评价褒贬不一,但又以贬居多,就连溥仪本人对这件事也颇有微词。原来,趁着在宫中清点文物的便利,那些遗老们都以此为生财之道,纷纷将宫中的物品偷运出去卖掉,罗振玉自然也不例外。据记载,他曾经以一万三千元购得内阁大库中的档案,在挑拣了精华部分后,将其余的以一万六千元转卖给李盛铎,而李则又以一万八千元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因为如此,尽管他对溥仪一直是忠心耿耿,但溥仪此后却一直无法信赖他。

第二是随时向溥仪上陈自己的复辟大计。其实罗振玉所谓的复辟大计,其重点和核心就是寻求日本方面的依靠,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实现复辟。

第三是与日本人积极联系,寻求依靠。在最初,溥仪的那些股肱之臣们只与日本公使馆打交道,后来他们逐渐发现了日本军队的价值,而与日本军队建立关系的重任就是由罗振玉和郑孝胥负责的。

1924年冯玉祥要逼宫,当冯军接管内城守卫的时候,罗振玉曾冒着生命危险去天津向日本军队求救。他到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的司令官让他去找段祺瑞,而这时段祺瑞也接到了北京竹本大佐转来的郑孝胥的求援电报。于是,迫于日本方面压力,段祺瑞发出了一封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罗振玉看到那个电稿,知道段祺瑞会出山相助,心里自然踏实许多,但并不能完全放心,于是他又要求日本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则答复说北京的竹本大佐会有办法。原来,根据日本司令部的指示,竹本大佐已经安排了骑兵在溥仪的住所附近巡逻,如果国民军有什么异样举动,日本军队将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如此这般,溥仪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而这次罗振玉则多少挽回点他在溥仪心目中的形象。

第四是帮溥仪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比如1924年11月,他和柯劭忞商购振褡胡同盛昱之屋,以作为溥仪的临时“行在”。另外溥仪还经常让他代拟诏书,如溥仪赐给军阀张作霖的诏书,就是由罗振玉代拟的,在这封诏书上溥仪向张说明了自己的行动意图:“予数年以来,困守宫中,囿于闻见,乘此时会,拟为出洋之行,惟筹备尚须时日。”并且准备“先往盛京,恭谒陵寝。事竣之日,再谋游学海外,以补不足”。按理说,溥仪的行动应该是属于机密,能让罗振玉拟这样机密的诏书,也说明了罗在小朝廷中的地位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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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子”争夺战

郑孝胥和罗振玉基本上是同一时期来到溥仪身边的,也基本上同时成为溥仪身边两个重要的“宠臣”,所以,这两个“宠臣”之间自然要发生争夺主子的明争暗斗。而溥仪也是在这两个“宠臣”之间来回摇摆,以达到他所希望的“平衡”。

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他身边的股肱们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重新向国民政府争取优待条件、搬回紫禁城,这主要是以溥仪的父亲为首的一帮王公大臣们;而另一派则主张“出洋”,即出逃海外,在海外组织力量,这一派以郑孝胥和庄士敦为代表。后来国民政府的门禁稍微放松后,罗振玉也主张溥仪立即逃到海外。而想要逃到海外,就必须先要在国民军的严密监视下让溥仪从北府(溥仪搬出紫禁城后住的地方)逃到东交民巷。就在这帮人积极筹划的时候,郑孝胥带来了冯玉祥的军队要进一步向溥仪下手的坏消息,溥仪被吓得心惊胆战。就在这时罗振玉也从日本方面带来了消息,说日本人得到情报,冯玉祥和“过激分子”已经占领了颐和园,这一两天就要对溥仪有不利行动,因此他建议溥仪立即到东交民巷躲避。

按照计划,本来是由庄士敦带领溥仪躲到东交民巷的一家德国医院里的,但在行事过程中不小心走漏了风声,溥仪的父亲知道了此事。为了防备醇亲王带人来阻止出逃计划,庄士敦临时决定去和英国使馆交涉,想让溥仪暂避在那里。没想到庄一去便没有音信,危急之中,郑孝胥来到了惊魂不定的溥仪面前。于是,在郑孝胥的努力周旋下,溥仪得以安全地进入日本使馆。

郑孝胥对这次帮助“皇上”安全出逃是颇为得意的,事后他甚至还赋诗一首表达心中的愉悦。而他的对手罗振玉却压根就没赶上,其实如果罗振玉利用和竹本大佐的关系,是完全有能力将溥仪安排进日本使馆的。两个人首次交锋郑孝胥略占上风,从此两个人之间争夺主子的斗争越发表面化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在日本使馆中他的两个“宠臣”以自己为目标的争夺战“又进入了新的阶段”,而这次是以郑孝胥的失败和罗振玉的胜利而收场的。

原来,郑孝胥向溥仪拍过胸脯,说凭着他和段祺瑞的关系,一定可以把清王室的优待条件恢复过来。而且段的亲信幕僚曾毓隽、梁鸿志都是他的同乡,王揖唐跟他半师半友,有这些人从旁出力,一定不在话下。但是段祺瑞许下的诺言迟迟不见兑现,溥仪颇为不满,郑孝胥也就十分尴尬。溥仪身边也就有了对郑孝胥的“微词”,首先对其表示不满的是升允,他在溥仪面前直接说郑孝胥“清谈误国”、“妄谈诳上”、“心怀叵测”、“一手遮天”等等。经过这些负面的宣传,溥仪很快就对郑孝胥冷淡了下来。

罗振玉倒没有在溥仪面前十分激烈地攻击郑孝胥,但他知道如何用适当的方式将自己的功劳告诉给主子,以至于后来在溥仪的心目中,他才是那场风险中救驾的大功臣,而郑孝胥不过是个冒功取巧的小人罢了。据罗振玉自己说,段祺瑞从天津发出了反对冯玉祥逼宫的通电,是他活动的结果;日本人准备迎接溥仪入军营躲避,也是他找竹本大佐商量的结果;北府大门前国民军的撤走,更是他找国民政府交涉的结果。再加上他一直主张溥仪“东幸”,这也正中溥仪的下怀,所以越发受到重视了。

眼看对手逐渐受到宠幸,郑孝胥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终于有一天他非常郁闷地向溥仪请假,说要回上海料理私事,其实他这是试探他的主子,没想到溥仪连挽留的话都没有,很“爽快”地批了他的假。

后来溥仪由北京到天津,也是罗振玉一手安排的。他向溥仪禀明,出洋的事情最好到天津去做准备,在北京由于耳目众多很是不便。溥仪自然听取了他的意见,先是派人去天津的日租界买了所房子(即张园),随后便在罗振玉父子的陪同下动身赴津了。到了天津,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屯军的军官们都亲自迎接,而这些功劳,自然也算在了罗振玉的头上。

只是到此时还不能说罗振玉就取得了和郑孝胥“主子”争夺战的胜利,因为讲到“玩政治、耍权术”,他还是稍逊于他的对手的。

虽然罗振玉在帮助溥仪从北京逃到天津方面有一定的功劳,但是前面已经提到,他在做人的小节方面一直是有亏的,因此溥仪身边的其他遗老、遗臣们对他颇有些不齿,即使郑孝胥不在溥仪身边,他仍然没能实现自己寄托在溥仪身上的政治愿望。

在到达天津之后,溥仪身边的大臣又分为两派,一是以陈宝琛为首的“还宫派”,主张返回北京紫禁城,继续争取恢复优待条件;一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出洋派”,主张去日本为复辟寻求帮助。不过随着北京局势的日益恶化,“还宫派”的希望逐渐破灭了,因此这段时间罗振玉异常活跃,积极策划溥仪东渡一事。然而就在这时,不断传来的“闲话”让溥仪对罗振玉越来越不放心了,以致后来当他积极主张溥仪去旅顺、大连的时候,溥仪却一反往常急切要出国的态度,反而听取了陈宝琛一帮人的意见,决定暂缓离津。从此,罗振玉便对陈宝琛怀恨在心,甚至不惜对其栽赃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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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罗振玉拿着溥仪曾经赐给陈宝琛的一副对联来到溥仪面前,开始还假惺惺地说:“臣罪该万死,不当以此扰乱天心,然而臣若为了私交,只知隐恶扬善,则又不忠不义。”接着便告诉溥仪说这“宸翰御墨”是在街头的小市上发现的。溥仪知道后心中自然是大为不快,只好挥挥手,让罗振玉离开。可以说此时罗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了。

只可惜他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他没想到胡嗣瑗知道了这件事,并且立即到溥仪面前替陈宝琛担保,说是有人在陷害陈,就差没指名道姓说是罗振玉了。胡还告诉溥仪,朝中有人专门喜欢收买敌对者的仆役,然后干些卑鄙的勾当。此时溥仪才翻然醒悟,恨自己错怪了恩师。

就这样,罗振玉一步步又失去了他原先得到的地位,而他的对手郑孝胥此时却又回到了溥仪的身边,并且越发如日中天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罗振玉虽然喜欢耍一些小聪明、小手段,但其实他并不懂政治,更多的时候他的那些小聪明都是适得其反。溥仪对他彻底疏远,也源于他自己的一次手段。

1927年下半年,罗振玉曾不断向溥仪建议,说虽然天津的日租界比较安全,但终究是鱼龙混杂,而日本司令部则提供情报说革命党的便衣已经混进来了不少,随时有可能危及圣驾,所以最好还是“东幸”,不妨先到旅顺,旅顺那边恭亲王已经有了妥善的准备,日本军方也愿意协助,担当护驾之责。在听了罗的不断劝说后,再加上溥伟的来信,溥仪最终不顾陈宝琛和郑孝胥的反对,准备跟随罗振玉北上了。

就在要走之前,溥仪决定见一下日本总领事加藤,于是让郑孝胥去请。但是加藤在得知溥仪一行要去旅顺的消息后,却说需要先请示东京。这就让溥仪感到纳闷了,因为据罗振玉说日本司令部对溥仪去旅顺是没有意见的,现在总领事却为什么还要请示东京?还没等溥仪说出心中的疑问,加藤又问溥仪去旅顺是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溥仪只好愤愤地说明现在的局面对自己很不利,尤其是根据日本司令部提供的情报,现在革命党人正派便衣四处活动。让溥仪没想到的是加藤竟说司令部方面的情报是谣传,大可不必相信,并向其保证安全问题由总领事馆负责。这次谈话中,溥仪觉察到了日本方面司令部和总领事馆的不协调,于是他再次找来罗振玉向其核实司令部方面的态度。罗振玉仍然咬定司令部的情报是非常可靠的,要溥仪出于安全考虑抓紧“东幸”。

不久,溥仪的住处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枪击案。说它离奇,是因为这都是夜里放的空枪,而放枪的人在被抓后却发现是个日本人,而并非所谓的革命党便衣。第二天有人告诉溥仪,这个日本人名叫岩田,是日本黑龙会分子,日本警察把他带到警察署后不久,日本司令部就来人把他要走了。于是溥仪的心中明白了几分:无论是先前罗振玉所说的“情报”,还是岩田的两记空枪,都是日本司令部给溥仪制造的恐怖气氛,目的只是想让他早日走到他们的势力范围内。而在这个过程中,罗振玉和日本司令部都是互相利用对方,以达到占有溥仪的政治目的。

事后溥仪请来郑孝胥、陈宝琛进行分析,郑孝胥说:“看起来,日本军、政两界,都想请皇上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加以保护。他们虽然不合作,却也于我无损。不过罗振玉做事未免荒唐,他这样做法,有败无成,万不可过于重用。”陈宝琛也说:“不管日军司令部也罢,黑龙会也罢,做事全不负责任。除了日本公使和总领事,谁的话也别听!”有了这次教训,溥仪只得乖乖地听话短时间内不再要求离津了。

从此,溥仪对罗振玉也不再感兴趣了,罗输掉了自己全部的政治资本。第二年,他便卖掉了天津的房子,跑到了大连。

“监察院长”的不甘

虽然在政治上遭到惨败,但是罗振玉并没有放弃,他虽然选择暂时离开,但是一有机会他还会回来,继续他的复辟大业。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给在天津的溥仪带来了希望,他越发倾向于借助日本军队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复辟大业了。于是他开始积极地派人与日本关东军取得联系,而此时的罗振玉凭借着自己和日本军方的关系,又开始活跃了起来。

在事变发生后仅十二天,罗振玉就将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派来的代表上角利一带到了溥仪的面前,一块带来的还有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写来的一封信。这个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他趁他的上司张作相回家奔丧,擅自做主开城门迎降了日军。他写信给溥仪,让溥仪不要错失良机,立即到东北主持复辟大计,并向溥仪保证,只要溥仪一回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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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等溥仪看完信之后,又重复了一遍信中的意思,接着又大讲了一番他自己的奔走和关东军的仗义相助。按照罗振玉的说法,东北全境的“光复”指日可待,东北的三千万子民盼着皇帝回去。按照溥仪后来的回忆,罗振玉当时说得“兴高采烈,满脸红光,全身颤动,眼珠子几乎都要从眼眶子里跳出来了。”溥仪后来称他有着“吕不韦式的热衷”是最贴切不过了。

熙洽的信,再加上罗振玉的鼓动,溥仪着实有点动心了。但后来陈宝琛、胡嗣瑗等人对罗振玉仍然不放心,于是竭力劝说溥仪暂缓答应,还是先观望一阵再说。而担心罗振玉前来抢功的郑孝胥自然也是不想让溥仪随罗“东幸”。无奈之下,罗振玉只得无功而返。

只是后来等溥仪派去东北打探消息的人回来,才证实这次罗振玉并没有骗人,日本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并希望溥仪到东北去“主持”大局。而且就在罗振玉走后不久,郑孝胥就开始忙着张罗溥仪离津的事儿了。

溥仪在东北的第一站是辽宁的汤岗子温泉。在他踏上东北的那一刻起,他的两个臣子郑孝胥和罗振玉便又开始了对他的争夺战。在汤岗子的翠阁旅馆里,负责为溥仪接风的罗振玉,他在向溥仪请完安后立即嘱咐道,他正在和关东军商谈复辟建国事宜,而在商谈结束前,不宜把皇帝到达这里的消息泄露出去,而且除了他自己外别人也不宜抛头露面。实际上罗振玉是在控制溥仪,他想把溥仪牢牢攥在自己手中,好向日本人邀功请赏,一旦复辟成功,至少可以达到官居首辅的目的。

但是当一行人到了旅顺之后,情况就不再像罗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了,他的对手郑孝胥父子突破了他的封锁,开始积极行动起来。更加出乎罗振玉意料的是,日本关东军方面居然撇开了他,请郑孝胥前去会谈。原来,罗振玉自恃手上有溥仪这张王牌,在谈判的时候一上来就坚持要大清复辟,而日本人对所谓的复辟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此刻所宣扬的是“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在关东军眼里,郑氏父子远比这个只知道嚷着要复辟的罗振玉灵活许多,因此十分乐意跟他们谈判。就这样,本来是罗振玉带来的上角利一很快成了郑孝胥的朋友,成了联系郑与关东军之间的桥梁。

就这样,在这对冤家最后的殊死战中,罗振玉还是略逊一筹,输给了郑孝胥。

1932年初,在郑孝胥父子和关东军的共同策划下,溥仪很不情愿地坐上了“满洲国”执政的位置,而郑孝胥则心满意足地当上了“国务院总理”,一干就是三年。在“建国”初的职务任命中,罗振玉只是参议府的一个参议,与他的“理想”可谓相去甚远。就在“封官”后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到溥仪面前想要辞掉这个不称心的官职,溥仪对他作了礼节性的挽留,他却说:“皇上屈就执政,按说君辱就该臣死,臣万不能就参议之职。”可谓冠冕堂皇。后来溥仪为了安抚这个“老臣”,便让他做了一任“监察院”院长,另外兼了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的闲职。但他终究是心有不甘,更何况是供职于他的老对头的手下,于是1937年任期满后,他就跑回了大连,在那里他度过了最后的一段岁月。

其实从学术上来讲,罗振玉和王国维一样堪称是国学大师。他和王国维曾共同创立“罗王之学”,他们以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出土新资料为研究对象,把中国历史向上推进一千余年,取得了让世人惊奇的卓越成就。他在学术上可谓识断过人,颇有开创之功;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他一直以大清遗老自居,追逐名利,涉足党政,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其一段出仕伪满的不光彩的历史更让其背上了汉奸的骂名。最终,一个“卖国汉奸”毁掉了一个“国学大师”,惜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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