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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中间势力代言人

文化 | 2013-07-08 15:1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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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狱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派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1944年9月,他缺席当选为民盟常委。1946年1月他是出席“政协会议”的38个代表之一。 
  
1946年底到1947年春天,他还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做“调人”,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不停地与蒋介石、司徒雷登、马歇尔会晤,斡旋和平。 
  
1949年初,他为攻、守双方所倚重,介入北平和平解放的斡旋,正是他代表傅作义将军出城谈判,发挥过关键作用,以一己之力参与书写了历史。事后毛泽东曾在颐和园一次会上说:“这是张先生的功劳!”1950年他本人也自述生平著书十多册,“实不抵此一行也”。(传421页) 
     
这个“张先生”就是张东荪(1886—1973)。他是政论家、哲学家,也是在野的政治家,他做过报纸、刊物的主笔、主编,做过大学教授、代理校长,他是国家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民盟常委、秘书长,在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的背影。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他就是胡绳说的“第三种力量”最有力的代言人,自辛亥革命以来,他以思想言论影响社会,尤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急如星火的民族危亡与激烈的社会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他有多次机会,可以做大官,或者做北大校长,但他对地位、官职从无兴趣,他在意的是思想、学问、文章,更在意的是中国的和平进步。辛亥革命以来,他执笔论政,自30年代起参与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又是民盟的领导人之一,曾直接卷入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 
  
不过,他自己说过,“至于我自己早已自知是不适宜于党派生活的一个人”。储安平1947年在《观察》周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名篇中说:“张东荪先生也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同年,熟知他的《时事新报》老同事俞颂华说得更清楚:“只要中国国内和平之局一旦实现,我相信他便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与党派生活,而要完全埋头于研究和著述的文化工作,做一个太平世界的学者。他目前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政论,完全出于他对中国对世界的一种责任感……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相信,他在学术研究工作上,在教育与著述上,对于国家的贡献,比较他在政治上、政党上的贡献更大。”(俞颂华文集321、322商务1991) 
  
他主张“教书的要与闻政治”,反对天塌不管,但同时他强调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他认为以公民资格对国事发表意见,并不就是“干政治”。他之所以挺立在20世纪前半叶的急风暴雨中,首先来自他这种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他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力。 
     
一 
  
“方今社会为嫖赌之风所掩,政治为私欲之毒所中,吾侪几无一席之地可以容身。与其与人角逐,毋宁自辟天地,此学灯一栏之由立也。其旨有三:一曰借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二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三曰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办“学灯”副刊,这是张东荪在创刊号发表的《学灯宣言》。时年33岁。从此,“学灯”与《晨报》副刊、《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合称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副刊,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平台之一。 
  
他曾亲自主编过这个副刊,多少受到他影响的俞颂华、郭虞裳、李石岑等先后主编。对教育问题一直非常重视,对社会问题、劳动问题、产业组合、妇女问题和其他社会改良问题都很关注,致力于输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艺,与《新青年》、《新潮》立足于“破”,猛烈挑战固有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思想、旧规范、旧文艺不同,“学灯”认为有了新的,旧的自然会消亡,这是新陈代谢的道理。为此,他与年轻气锐的北大学生傅斯年之间还发生过一场小规模的笔战。 
  
也是在这年12月26日,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前夕,曾在上海和他、黄溯初作过彻夜长谈,相约把重心转到思想文化上来。1915年12月18日,梁启超南下上海,策划倒袁,他们虽神交已久,却是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如故,从此往来密切,引为同党。直到梁谢世。实际上在此之前,围绕在梁启超身边的一批朋友(包括二张、蒋百里、俞颂华、郭虞裳等20人)已发起一个学术团体“新学会”,想从学术思想上谋根本的改造,作为新中国的基础。1919年9月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由张东荪主编,对当时各种社会问题进行评论,介绍社会主义新思潮,打出了“改造社会”的旗帜。1920年,梁启超从法国回到上海,雄心勃勃,要办报办刊办大学,推动留学,组织学术社团,还要办贸易公司、轮船公司,这是他在欧洲的设想,中心就是文化运动。当年5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由新成立的“共学社”主办、蒋百里主编。其精神与《解放与改造》一脉相承,宣传温和的社会主义,主张脚踏实地的社会改良。 
  
“共学社”在4月创立,比“新学会”基础要广泛,提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目标,核心人物还是梁启超、二张、蒋百里,但蔡元培、张謇、张元济、熊希龄、范源濂、张伯苓、严修、林长民、张公权、丁文江等名流都列名发起,出任董事会,评议会中有徐新六、舒新城等人,各界精英捐助的经费比较充足,包括穆藕初、聂云台等大实业家都在其中。除了办刊,共学社还曾邀请国际大学者来中国讲学,如罗素、泰戈尔及德国哲学家杜里舒等。本来还要请经济学家凯恩斯、哲学家柏格森等来,因故未成。当然最大的成就还是编译新书,1922年就出版了40多种,总计大约有一百多种,有许多社会学、哲学方面的书籍引入,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 
     
二 
  
张东荪是杭州人,出生在直隶(今河北省)内邱县,他父亲是当地县令。他幼年丧母,1893年1月,当40岁的母亲病故时他只有7岁,父亲带着他和他哥哥扶棺回杭州。张传的作者说,很可能他们两兄弟就没有随父亲回北方任所,而是留下杭州读书,比他大12岁的哥哥张尔田担负起了教育弟弟的责任。他的旧学根基就是少年时代打下的,16岁时他对哲学发生兴趣。1904年他获得官费留学日本资格,在东京帝国大学读的就是哲学专业。留学时期他就显示出了“救世”的志趣,1906年与蓝公武等同学在东京发起“爱智会”,当年10月创办《教育》杂志,只出了2期。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他的一生,他喜欢西方哲学,尤其喜欢他们的自由主义,与他原有的传统中国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的个人自由主义”。1911年他学成归国,曾在太和殿参加洋殿试,面见尚不懂事的宣统小皇帝,被授予格致科进士。 
  
1911年5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第一篇政论性质的文字《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辛亥革命后,他曾在新生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做过秘书,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许多人北上参加袁政府工作,可他不愿去。在同时代的人中他很早就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办报办刊、书生议政的道路。

1912年4月起,他任上海《大共和日报》编辑,同年11月梁启超创办的《庸言》在天津问世后,他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就国会、总统、宪法、教育、财政、道德、行政权和行政裁判等当时最热门的问题发表看法,他赞同章士钊等人倡议的“毁党造党”说,提出“在野主义”,认为政党初创,正在“养气时代”,当务之急是养成国民的政治常识和道德,而不是急于掌握政权、进入议会。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合组国民党,把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过职的人一律作为党员,他的名字也在其中,他从没有承认过。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他的朋友很多都是该党重要成员,但他没有入党,也向来不与闻他们的党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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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他和谷钟秀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以促进政治改良、培育社会道德为宗旨,一共出了9期,到1915年6月停刊。1914年4月,他与丁佛言在北京办《中华杂志》,到1915年1月停刊,出13期。这个时期,他提出“社会与政治分离”、“多数政治”、“以议代政”,反对人治,主张建设“法治国”。他进一步发挥梁启超首先提出的“对抗论”,阐述“对抗论”的价值,实际上就是认同西方两党制为代表的互相对峙、互相监督、和平竞争、轮流执政的模式,以及社会与政治分离的观点。1914年春,章士钊提出为政之本在于“有容”(即“不好同恶异”)的“政本”论,与他的对抗论相辅相成,他十分赞赏这一观点,撰文呼应。当年有一种说法“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其实他的言论是很温和的。只是不容于当国者罢了。 
  
当古德诺的文章出笼时,他就发表了《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此前,他和梁启超一样,对袁世凯曾有过幻想,“迫之使入正轨”,也就是想把强悍的袁带上宪政的轨道上。一度他被袁政府通缉,避居租界。他自称“在反袁一幕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15年10月,他与李剑农、杨端六等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以圣心的笔名写了《联邦立国论》等一系列有关联邦制的文章,认为联邦制的精神就是自治与分权,他还计划就具体的省制、中央政制、中央与各省权限的分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反袁护国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袁氏亡后,出于对地方军阀割据的忧虑,他对联邦制的研究没有继续下去。那个时候他希望孙中山、梁启超合作,到晚年写诗还认为“孙梁应携手,舆论可一新”。1916年初,他在《国本》一文就提出了“贤人政治”,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3万多字的长文《贤人政治》,这是他思考十年的思想产物,此文实际上标志着他激情澎湃的第一个书生议政时代的结束。 
     
三 
  
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时局,他已决心告别政治,把注意力转到思想文化上来。这年年初,他接任上海《时事新报》主笔,这是张元济等于1911年5月合并了1907年、1908年先后创刊的两家报纸《时事报》与《舆论日报》而成。 
  
1916年4月张君劢任该报主笔,年底北上,移交给张东荪,他们俩是老相识,早在1907年在留学日本时就见过面。直到1924年辞职,他在这里干了八年之久,他亲自主持“时评”、“论说”栏目,将《时事新报》办成了“议论最真实,消息最灵通,材料最丰富,为人人必读”的大报之一,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相呼应。8年的功绩不可小看,就其大者而言,1918年3月点亮的“学灯”,一开始就使用白话文,从周刊到周二次、三次,1919年1月起为日刊,星期天休刊。1921年5月新增《文学旬刊》,9月又有《社会主义》旬刊问世。 
  
1920年,梁启超决定让他出任中国公学教务长、代理校长,到1922年春交给张君劢等。1924年再次到中国公学出任学长(其时正废除代理校长),主持大学部。直到1927年被国民党接管,前后两次,只有4年多时间,而且经费短缺,学潮不断,他创建一流的“社会科学大学”的理想没能很好地实现,但他作了不少努力。俞颂华评价说,他办中国公学有两大特色,一是毫无党派成见,专门聘请好的教授,二是积极充实图书设备,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 
    
四 
  
1927年蒋介石的势力抵达上海,张东荪也被列为“学阀”,在国民党的通缉名单上。“报纸完全变为他人的喉舌不能说自己的话了”,他从此彻底脱离报界,转向哲学研究。先是在东南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30年秋,应司徒雷登邀请前往燕京大学。他在大学讲坛上介绍西方哲学,努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著述相继问世。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教授教学上不受任何拘束,可以放言高论,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校长都予以保障。然而单纯的哲学生活没有持续多久,“九一八”发生了,受民族危机的刺激,1931年10月,很久不谈政治的他和张君劢发起政治团体“再生社”,1932年初由他执笔起草了《我们所要说的话》及98条政纲,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这个著名主张,试图折衷、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倡导“混合经济”,也就是要将他认为的苏联式经济平等、英美式政治民主、思想自由融于一炉。此后,他就是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的。接着,他们(还有罗隆基、黄炎培等)又创办《再生》月刊,并正式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参与组织民主党派。对此,他的解释是,这完全是“为了国民党的‘党外无党’一句话而激成”,他们俩相约,“他日如国民党有一天放弃了一党专政,我们的党便自动宣言解散”。他说“我对于这个誓言是始终留在心上”。还有一个意图他没有明说,他们想在国共之外再造一个新势力,即第三种力量。 
  
  
他当时的主要角色还是论政,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无能、腐败和内外政策,主张抗日。除了《再生》,他和梁实秋、冰心等人还办了《自由评论》。他的政治是业余政治,是公民资格问政而已。他的职业还是燕京大学的哲学教授,论政、组党活动都是专业之外的事。到了抗战前夕,随着民族危机的迫近,他参与组织了“北方救国会”,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主张联合抗日。细究其中原因,与他对苏联经济成就的肯定有关。 
  
此前,1919年9月1日,《解放与改造》创刊号发表张东荪的《第三种文明》一文,将人类文明分为三种,一是习惯与迷信的文明(宗教文明),二是自由与竞争的文明(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文明),三是互助与协同的文明(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文明),他主张从第三种文明下工夫。这是他首次公开赞成社会主义。当年12月他发表《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长文,不过他讲社会主义,不主张从破坏现有制度入手,而是从精神上传播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入手。与陈独秀、李大钊他们的主张不一致。1920年,陈独秀筹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建党的秘密会议都曾邀请他,不过商谈几次,观点不同,他就退出了建党筹备。当年下半年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当时影响很大的“社会主义论战”,一方是他和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另一方是李达、陈望道、邵力子、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论战一直持续了一年多。
  
30年代(1931年到1936年)因为他公开批评“辩证法的唯物论”而引发了一场“唯物辩证法论战”,他的论战对手包括叶青、艾思奇、邓拓等。双方论战文章编辑成书的就有几大本。在这次论战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五种形态”、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问题都提出了尖锐的质疑、非难和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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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卢沟桥事变后,他于1938年8月毅然回到沦陷的北平,借燕京大学的“孤岛”,为抗日尽心尽力,给共产党根据地输送大学生,购买珍贵无比的药品和其他物资,提供情报,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斡旋一些事情。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他和许多教授都被日军以“抗日”嫌疑逮捕。狱中他四次自杀未遂,曾与日本看守厮打。1942年6月9日保释出狱。1943年,他以一介书生,派代表叶笃义到山西太行山的十八集团军总部,与副总司令彭德怀签订书面的“七七抗日协定”,那是何等的书生意气。协定的内容三条,1、在抗日战争中,十八集团军方面努力向日军进攻。2、在抗日战争中,张东荪方面努力做好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3、在抗战胜利后,双方合作争取和平民主建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第1页,北京十月文艺1999年版)。他曾让叶笃义带话给重庆的张君劢,“不要向国民党靠拢,不要向国民党一边倒,要走中间路线”。实际上,他走的却是罗斯福所说的“居中而偏左”的路子,这从他“五四”时代就赞成社会主义、主张“第三种文明”,我们不难找到某种内在的线索。 
  
抗战胜利后,他与共产党合作,做联合政府的梦。1946年他拒绝出席共产党不参加的国民大会,不惜与相识40年的老朋友、老搭档张君劢在政治上分道扬镳。蒋介石邀请他,他以“燕京课忙”予以拒绝。后来他斡旋和平才到南京,蒋介石请他吃饭,劝他参加政府,他拒绝了,“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气得蒋踢桌子下的狼狗。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当时正在欧洲访问、倡议和平,有人将他和华莱士相提并论。
   
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政治上取英美的自由民主主义,经济上采取苏联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自认为是不偏不倚,采双方所长,融在一炉。1946年6月,他发表《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重申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他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衷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让步,而得着一个折衷与调和”(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175—179)。

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著名提法一样。1947年4月他在《观察》周刊发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明确共产党提出“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第四辑,239—240) 
  
包括张东荪在内许多代表“中间势力”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背后固然有现实政治的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思想上相信“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他们当时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并不是张东荪等个别人的见解,而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类似的言论出现在《观察》、《时与文》、《周报》《时代批评》、《大公报》等许多报刊上。计划经济以及可能带来的平等让千百年来怀抱大同梦想的中国人心仪,他们理想的“联合政府”,与毛泽东提供的“联合政府”纲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共鸣,都不是偶然的。 
     
六 
  
张东荪一生扮演的主要角色还是哲学教授,他留下了《思想与社会》、《理想与民主》、《知识与文化》、《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的《观察》周刊等报刊上,张东荪这个名字出现的频率很高,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或许都没有预料到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自身的命运。 
  
俞颂华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和胡适并不一致。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不愿受任何约束,“铁的纪律”是他所头痛的。他的立场到后来基本上属于自由主义偏左(或中间偏左)的一翼。他的自我定位就是一个“文化自由主义者”,1948年2月,他在《政治的自由主义与文化的自由主义》文中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可以形成一个党,或名为自由党,或名为民主党。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无论何种学说或思想,只要由严格的逻辑推出,有充分的事实为证据,换言之,是由于科学方法而成,则都可为文化的自由主义者所承认。”其时,民盟已被国民党解散,他在思想上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并不奇怪,他断言“政治的自由主义在今天二十世纪已是过去了”,“文化的自由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上学术思想的生命线。

中国今后要吸收西方文化,进一步要对于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更不能不特别注重这个自由。”文化的自由,首先是一种批评的精神和容忍的态度,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批评的,也没有一个学说与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在文化自由的尺度下,就没有任何定于一尊的学说与思想。这些观点其实与胡适并无差距,可是当1948年11月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自由主义》的讲演后,他发表《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一文,批评胡适将自由主义等同于“平和改良主义”,认为那是“完全忘记了历史”,是对当权者的迁就,是精神不独立的表现,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由应该是建立于精神的独立之上的。这些评判是否准确,现在大概已经明了。 
  
可以肯定的是,张东荪一生都在追求他心目中的精神独立,他虽然参与了那么多政治活动,但基本上只是一个论政而不是从政的人,他论政的出发点无非都是为了民族尊严、人民幸福,在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大变动中,他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坚持独立的思想,以言论影响社会,他说:“人人都有独立自尊的人格,对于任何事情都可有自己的判断,不可欺蒙、亦不可压迫。”正是独立自尊的人格成全了他这个“文化自由主义者”,他的作为超越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宿命,也有别于古代士人的清议传统。他坚持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张东荪80岁时填“沁园春”一阕自寿,虽说“休回首,似泥中(拽)尾,亦曰荒唐”,虽说只剩下“有酒聊浇铁石肠”,然,无论他的“憎命文章”,还是平生经历,“虏狱刑还”,“围城劝解”的一幕幕,都并不像他自己所解嘲的:“应笑书生不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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