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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书生邓拓:一入侯门“血斑斑”

文化 | 2013-09-26 17:2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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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18日凌晨,邓拓写完了给北京市委和妻子的两份遗书,小心地放到枕头下,然后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了人世,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

今天人们在怀念他时,《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那些文章,被赋予了许多微言大义,感慨他“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豪情。有人评价说,他忠诚于党的事业,也仍然崇拜和敬仰伟大领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如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或者甚至虚假地高唱赞歌。在读他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杂文时,我也是相信这样的评价的。可是后来在读有关邓拓的传记和文集时,我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有关他的几本传记里,或者不提,或者一笔带过他1960年夏天的江南之行。

1960年夏天,邓拓生了一场病,病愈后游历江苏、浙江两省的风景名胜,写下组诗《江南吟草》。这一组诗,有写自然风景的,有写历史遗迹的,有写历史人物的。我以为,这组诗,与邓拓最后的人生悲剧,有某种呼应。

在解读这组诗之前,有必要交代一下1960年夏天的中国形势和此前邓拓本人命运的一次突变。

1966年4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合撰杂文集《三家村札记》而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一时间,全国上下= 1966年4月,邓拓、吴晗、廖沫沙因合撰杂文集《三家村札记》而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一时间,全国上下愤怒声讨“黑帮”的报道不绝于耳,图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查阅资料,写批判文章。

从1960年第一季度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日益显著。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6月6日,再次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通知》,这四个地方库存的粮食够维持几天呢?北京是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已经是没有大米库存,随到随销,辽宁8-9天。这四个地方,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天津、辽宁是工业基地,如果粮食供不上,后果将不堪设想。而连这样必须力保的地方都如此困难,全国的粮食供应状况不言而喻。

为了缓解粮食供应困难,中央不得不决定,降低城乡口粮标准、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以补不足。工业方面,1960年第二季度(4-6月),20种主要工业品中,有18种没有完成产量计划。外贸方面,上半年的收购和出口计划完成得很差,出口计划只完成不到计划的40%,外汇收支出现了很大逆差。1960年上半年不仅在农村,而且在部分城市中,开始出现了浮肿病,国务院不得不对在京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给予副食品方面的微小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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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形势很困难,邓拓此行的目的地江苏、浙江两省的情况是不是好些呢?

先看浙江。1959年的农业产值比1958年下降3.7%,1960年又比1959年下降12.7%。“由于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连续下降,商品供应紧张,市场萧条,物价上涨,不仅生产资料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严重匮乏。”(《当代中国的浙江》上册,77页)

再看江苏。1959-1961这三年,由于建设挤了生产,生产又挤了生活,导致积累与消费的失调和市场供求的失调,并随着生产下降,进一步影响了城乡人民生活。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失去平衡,市场越来越紧张,在大量挖库存后,吃、穿的主要商品仍有很大缺口,不得不扩大定量分配的品种和范围。特别是在农村,由于粮食减产,加上浮夸风带来高征购,并出现了非正常死亡。

也就是说,素来富甲天下、明清以来就是中央财赋主要来源的江、浙两省,情况虽然可能比其他地方略好些,但也是极其困难的。

邓拓本人在生病之前,也遇到了一次人生逆境。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对这两件国内生活中的大事反应较慢,对前者只发了一条简讯,对后者干脆没提。这使毛泽东很不满意,于1957年4月严厉批评了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说“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该说是死人办报”。1958年1月,当邓拓参加南宁会议时,毛泽东又提到这件事。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严厉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到了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办《前线》杂志。

如此形势,如此境遇,在邓拓的笔下是怎样表现的呢?

在这次江南之行前,邓拓也写过一些诗词。比如,1959年元旦,他填了一首《庆春泽·迎接1959年元旦》的词,是这样写的:“中国飞奔,全球注视,东风吹遍大千。领导英明,前途幸福无边。人民忠勇勤劳甚,更难能足智多贤。有雄心,改造家乡,建设田园。新年又值春光早,看棉粮歌舞,钢铁腾欢。一望高潮,竟然倒海移山;再经苦战几回合,管教他地覆天翻。盼将来,星际通航,世界长安。”

再比如,1959年12月,他到香山,写了八首《香山小唱》,其中《登香山绝顶》为:“山登绝顶我为峰,俯瞰城乡意正浓。万里风云增干劲,波涛起伏势如龙。”《爽心陀远眺》为:“半山独立爽心陀,瞬息风光变幻多。跃进京华新岁月,青春生命发狂歌。”

在这些作品中,感觉不到日益严峻的形势和个人跌荡起伏的命运。能够看到的是,对领袖英明的颂歌,对“大跃进”的赞赏。

在江南之行的系列诗作中,特别是在咏自然风物的作品里,同样如此。

《萧山野外》:“东风飞雨过萧山,百里田畴曲水间。蓑笠云烟浑入画,插秧人在白萍湾。”《马山观田》:“纵揽马山一岛长,越王遗迹已荒凉。莫欺此处无多土,百里千家足稻粱。”《游鼋头渚》:“丽日和风烟水平,云天摇漾远帆轻。鼋头望远具区阔,静听湖波拍岸声。”《至三山岛》:“野草闲花满地香,俨如仙岛水中央。芦塘柳岸涛声壮,恍觉矶头白日长。”充满着诗情画意,洋溢着野趣闲情,俨然一派年丰人欢的盛世美景。在他看来,所经之地,“到处气象一新,令人鼓舞。跃进声中,山川倍见壮丽,风物美不胜收”。(见《江南吟草·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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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些诗篇,我有一个疑惑挥之不去:为什么面对严峻的现实,邓拓要写这样的词句?是他没有看到真实的面貌,还是他故意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他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万难相信。首先他是党的高级干部,能够看到当时的各种中央文件,实际上,在一些密级不高的文件里,从1959年起,就陆续出现了云南、山东等地经济困难的记载。其次,他作为北京市委的领导,北京的情况也应身有体会。第三,当时江、浙两省的经济困难也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生活,物资供应,精神面貌,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会看不到呢?

邓拓在不到25岁、大学尚未毕业时,就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对灾荒有深刻的研究。面对全国范围的大饥荒,理应有比一般人更敏锐的嗅觉,怎么可能迟钝到没有一点感觉,反而得出相反的印象?

为什么?

后来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邓拓夫人丁一岚的话,让我感到好像接近于找到答案。丁一岚说:邓拓并不是一个书生,更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书生”。他是一个革命斗士,是一个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并有可能大有作为的人。(见《收获》1996年第2期《书生累》一文)

应该说,邓拓曾经是个书生,而且是个很出色的书生。1929年,17岁的邓拓考入上海光华大学,18岁时就有“何妨白眼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的志向。25万字的《中国救荒史》,已经展露了一个青年历史学家的才华。但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痛,促使他投入政治斗争的洪流,成为了革命斗士。再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逐步升迁,建国伊始,已经做到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高位,成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

毫无疑问,他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尽管满腹经纶,才情四溢,也无法改变他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身份。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行为规范和言行尺度。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的直言所得到的下场,对其他政治家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非政治家,无疑有重大影响。是不是因为从中吸取了某种教训,邓拓的笔下,才写出了与“口径”一致、与现实却不一定吻合的《江南吟草》?在三年困难时期,有多少支笔不敢正视现实,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现实描绘成到处莺歌燕舞的人间乐土,只要翻一翻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大环境里,邓拓没有能够免俗,《江南吟草》就是证据。对此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或遮掩。

假设邓拓不这样写,也写“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这样的诗,那么以他刚受过批评不久的特殊身份,他将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命运,难以预测。至少可以肯定,将不会再有写作《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机会了。从邓拓的一生看,像《江南吟草》这样的明显和现实背离的作品,确实不多。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今天很难揣度。一个政治家,或一个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很难完全不受政治气氛的左右。以书生而从政,尤其把政治身份看得高于其他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或许更多、更激烈。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代价。从这个角度说,邓拓写出《江南吟草》这样的诗作,也许有他的难言处。(实际上,自从受到批评后到1961年之前,他写的东西很少)他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改变使他唱虚假赞歌的环境,而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甚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他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呢?

当然,在邓拓的骨子里,“书生”的潜意识并没有完全消失。通观《江南吟草》,凡写景记事,也就是与现实有联系的时候,都是美景佳世,昂扬乐观。但其中有不多的几篇,是咏历史人物的,情绪就有所不同。其中最鲜明地表达内心情感、也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过东林书院》:“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对东林先贤的敬佩之情,跃然纸上。从江南回来不久,政治环境略为宽松,邓拓就开始了新的活跃:“政治身份”渐隐,“书生本色”渐显,他也开始“议论”。同样,他也为此付出了“血斑斑”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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