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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对比:传统中国认识西方的惰性

文化 | 2013-10-11 10:53: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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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清末政治中的激进与保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本文所指的“综合反应能力”指的是传统主权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运用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政体结构与经济能力对西方挑战的外部冲击作出有效回应与自我调适的能力,即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和政治精英,能否相对准确地对外来挑战的信息作出客观的判断与认识,能否及时有效地动员原有的各种人力、物力与财力等各种社会与经济资源来应付外来的威胁,能否成功及时地对传统政治体制进行自我更新的变革以适应外来的挑战,等等。 

“综合反应能力”便是这些因素彼此相互结合而形成的应付外部压力与危机的能力与自我更新的能力。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这种反应能力分为三个基本方面。 

构成传统主权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的第一方面因素,是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它为人们提供了对异质的西方事物作出评价与解释的基本框架。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当西方列强以近代工业文明为后盾对中国进行咄咄逼人的挑战和侵凌时,传统的独立国家自然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尺度、文化标准、思维方式与政治信条,来判识与评价这种外部冲击力的性质,人们必须经过这种价值定位与解释,才能对西方挑战作出相应的政治反应与政治选择。 

构成这种反应能力的第二方面因素是传统的政体结构。这里指的政体结构其外延要比政治制度更为广泛,它包括该政权运用自己的专制国家机器作为“效应器”来实施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国家动员本国现有的稀缺的资源和吸纳政治精英的能力,组织军事力量反抗外部入侵的国防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运用国家的权威建立新的制度与机制的能力,以及对复杂局势的灵活应变的制度弹性,等等。       

构成这种反应能力的第三方面因素,是统治精英的决策能力。 

在既定的价值体系与政体结构的条件下,统治者的政治倾向性、对全局的控制能力、执政领导能力、经验、智慧与政治洞察力,同样是影响现代化变革成败的至关重要因素。 

对于西方挑战所作出的反应成功与否,传统国家的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克服由此引起的民族危机,避免本民族生存条件的恶化,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在西方冲击下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前途。 

下面,我们将对构成近代中国传统国家的综合反应能力的基本要素(主要是主导价值体系)以及传统政体结构,进行概括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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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包括国家官僚阶级与民众认同的意识形态、信仰宗教、思维方式、政治文化素质以及对异质新事物的态度等等。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人们会发现,中国自古以来以中原为核心,由内向外辐射状传播文明的方式——用法国学者芮因柯特的话来说,即“阳光文化”的文化心态和思维定势[法]芮因柯特:《中国的精神》,第107页,哈泼出版公司(纽约)1965年版。——极大地抑制了中国统治者与士绅对异质的西方文化的积极意义的认知能力。与善于吸收外部文化的日本的“月光文化”相比,具有“阳光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的主导价值体系在认知异质的西方文化时,就显示出巨大的文化惰性。多见拙作《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其次,中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以致对外部世界难以产生强烈的兴趣,也难以产生见微知著的危机意识。这一点又与岛国日本不同,后者始终具有一种惧怕与国际社会割断联系的文化孤独感与不安全感,这种文化心态在咄咄逼人的西方挑战面前,很容易激发为敏锐的危机感和要求变革的内驱力。 

再次,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缺乏强有力的宗教传统作为政治统治的辅助整合力量,这就促使官学化的儒家意识形态不得不经由性理化的方式,向宗教化、信仰化发展,从而一身兼两任地掌管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双重功能。于是就导致这样一个文化后果,那就是这个民族的主导思维方式中,其认知功能与宗教性的信仰功能没有分化。更具体地说,对于一种异质的文化的判识,需要以客观求实的世俗化的认知功能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如实地把握该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另一方面,对于这个民族的传统秩序的“神圣性”,则需要宗教化的意识形态学理来论证,以此来巩固这种传统的统治秩序。然而,由于中国传统官学化的儒学作为士绅官僚安身立命的意识形态,其认知功能与信仰功能实际上合为一体而没有分化,这就使深受儒学浸淫的士大夫官绅阶级很难摆脱儒学的类似宗教教义的思维方法和信仰,来求实地、世俗地判识和理解西方异质的工业文明的价值与意义,其结果必然是对西方文明在认知上的扭曲与错位。       

当中国传统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把他们心目中的“圣学”视为类似宗教的超越时空垂宪万世的大经大法,而无须“化外”的异邦人来加以变更、补充和发展时,来自西方文化的信息冲击只能被认为是完美的价值系统之外的谬误去予以的摈斥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将被人们视为圣教与异教的冲突。用士大夫保守派代表人物叶德辉的话来说,那就是“人之持异教愈坚,我之护圣教愈力”。 

可以说,官学化、名教化的儒家意识形态,由于它所承负的宗教教义与政治信仰化的功能,乃是一种透渗着反世俗理性的保守的价值体系。这一点可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何以在近代具有如此强大的保守性。参见拙作《文化失范与现代化的困厄》,载《读书》1988年第10期;又见《萧功秦集》,第34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与日本相比,日本的传统思维模式具有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所称的朴素的“实利主义”倾向,[日]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近代日本人能更为功利主义(即更为工具主义)地来判识一种外部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这就使近代日本人在应对西方异质文明的冲击时,较少地受到传统教义和信仰的约束,并使这种传统的朴素的实利主义转变为现代化所必须的世俗理性,从而能更为迅速地吸收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成果,并能更客观如实地判识西方政教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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