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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王实味:自由思想是如何被扼杀的?

文化 | 2013-07-10 16:2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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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写出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以敏锐的笔触揭露了延安生活的“不正常”,引来共产党党内的一致批判。最后,王实味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的罪名被关押。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托派分子”王实味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在转移过程中,因战事紧张,7月1日夜晚将王提出,刀起头落,鲜血如箭,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中。

王实味事件,开启了现代中国文人受难的历史。余杰先生认为,王实味的被害,是中国前“文革”时代的序幕。因而,王实味是现代中国受难文人的第一个殉难者。在王实味被砍杀的那一刻,他绝对不会知道,在他身后,一个凄惨森严的悲剧将以喜剧的形式在这片土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

王实味,1906年出生于河南一个叫潢川的小城里。1925年夏,他辞去河南邮务生之职,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预科。在北大,他创作了《休息》、《杨五奶奶》、和《毁灭的精神》。《毁灭的精神》写成后投至《现代评论》,《现代评论》负责人陈西莹为此稿专门开了一次会,破例支付了三十元稿费。在自传体小说《休息》里他以愤嫉的情感诅咒着这“黑暗龌龊的社会”,并以狂涛般的激情号召青年“拯救阽危的祖国”。王实味在这些作品中初显才华。

1926 年春,王实味由北大党支部干事、自己的同乡陈清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王实味欲追求同为党员的李芬,被北大的党支部书记段纯训斥一通,段的粗暴行为引起王实味的不满,段纯后来索性召开一次支部联席会议对王实味展开批判。会议结果以给王实味一个正式批评,要他不再给李芬写信而结束。事后,王实味认为段纯对恋爱的看法是封建的,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官僚的。王实味后来退党,与这件事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从这件事甚至可以看见后来一些事的倪端。段纯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王实味对李芬的感情,也就是以野蛮的手段扼杀了党员的私人生活。恋爱事情虽然不是与革命无关,但恋爱绝对属于个人的生存空间,以组织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压制恋爱,这是最粗暴的做法。王实味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在此过程中表现得清醒独立、血性纵横。这种敢于傲视一切的性格也似乎暗示着他日后悲剧的命运。

1935年,抗日的烽火燃烧了大半个中国。延安,是当时青年学子心中的明灯,许多天之骄子怀着献身革命的理想纷纷奔赴延安。1937年10月,王实味抵达延安,几个月后被调进马列学院编译室,在编译室不到四年,王实味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马列理论书稿,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及二十卷本《列宁选集》中的第二卷、第四卷、第十一卷等。这些书的出版和传播,在当时发生很大的影响。

正如朱学勤先生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引自朱先生《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一文)王实味的悲剧源于他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真理的偏执。大量马列著作的翻译在他内心一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使他越来越明确地看见了他心目中的真理,而他刚直不阿的性格又使他敢于直面权威,坚持思想的独立。黑暗一旦被发现,他内心批判的激情就要喷涌而出。在《野百合花》一文中,他说,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缺少维他命,缺少配偶、娱乐,领导与群众之间,缺少的是爱;他说,青年并不是娇生惯养,他们敏锐、热情、勇敢,他们的“牢骚”乃是对黑暗的不满和对光明的追求;他又说,承认黑暗的存在而没有去防微杜渐,用“必然性”为自己的错误与现实的黑暗作解脱,这实际上就是助长了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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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黑暗吞噬了太阳所有的光芒,青春热血的挥洒得来的只是暴风雨般的批判。1942年3月23日,《矢与的》创刊,王实味发表《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和《感零两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看完壁报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此时,延安的整风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毛泽东要在党内确立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权,他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作为全党全军的批判靶子。王实味的特立独行不幸成为把柄。朋友、战友纷纷变节,大小批判会纷沓而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情况越来越严重,罪名也一步步升级。4月底5月初,康生插手,他不再满足王实味一个“托派分子”的帽子,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最后被打成一个“反党五人集团”。

在一系列的批判中,是论友也是战友的李又常、潘芳、雪苇纷纷发言,将他们与王实味的交往细节和盘托出,使王实味的整个灵魂赤裸裸地暴露于众人的眼下。他们的揭露与发言,实际上起到引爆的作用。雪苇等人毫不犹豫地将与王实味交往的细节提供出来,这实际上就是将一个人的言行从外到内的揭露。对一个生命来说,这是一种致命的揭露,因为如果这种揭露能成立,那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是你的监视人,所有别人的眼睛都是你敌人的耳目。特别是当这个敌人为一个比个体大得多的集团所扮演时,那它监视的力量必定将无所不至。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专制的社会,就是通过这个监视系统完成对社会成员的控制。明朝的锦衣卫、东厂、西厂,就是这样一个监视系统的典型,秦始皇时代的焚书坑儒,北宋时代的苏东坡反诗案,近代的《苏报》案,便是在这种思想监视下产生的悲剧。在一个思想可以定罪的社会里,这样的监视是可怕的,这样的揭露也可能使被揭露者带来生命的危险。

这样的思想监视,使个人在整个社会中失去自我的生存空间,自我淹没于一个虚幻的整体,个体只在这个整体中可怜地痉挛、颤抖、喘气。这种体制的强化,只会导致社会生机的窒息和民族精神的麻木。而更为可悲的是,雪苇等人的发言,并不是出于向上级的邀宠,而是出于自觉。而这种自觉,更是一种致命的自觉。人主动成为别人的监视者,也就是主动地放弃了对人思想与隐私的尊重,主动地放弃了自我和尊严。今天批判的是王实味,明天或许就到了我们自己的头上。

或许,我们不要过多地责难这些“党员群众们”,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群众而已,以中国传统的“帝王本位主义”,上级的指示,他们岂能不顺从?那么,让我们目光转向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所谓知识分子们,看看他们在王实味事件中的表现吧。

艾青是知识分子吧,他到法国留过学。帕斯卡的《思想录》、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左拉的名篇《我控诉》他没有理由没看过,帕斯卡的关于“人是思想着的脆弱的芦苇,思想是人类生存唯一的尊严”的定义他没理由不知道,法国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怎么没有丝毫影响他?他又怎么不知道,个人的思想与尊严是无罪的,人是应该怎样捍卫自己的精神独立与自我尊严。看一看他在会上的发言吧,这样你才会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文革的语言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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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阴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看完这样“诗歌”般的语言,我们真的要扪心自问,这些人类语言的伟大天才们是怎样开拓着中文的语境,让读者读后触目惊心。让我们问一问自己吧:文革,真是从文革开始的吗?反右,真是从反右开始的吗?整风,真是从整风开始的吗?
  
在这过程中,还有一位更“出色”的女性,这位“出色”的女性后来的一部作品还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这位出色的女性就是丁玲。丁玲是“文抗”的代表,整风运动之初,同样主张文学作品应暴露黑暗,她的《三八节有感》同属暴露黑暗的作品,按说应该与王实味志同道合。但毛泽东先生表态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一样,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于是丁女士便诚惶诚恐,感激涕零了:还是我党英明伟大,党恩如太阳高照。她在取得“同志”的权利之后,惟恐自己的反省得不够彻底,来一招釜底抽薪,将昔日的“同僚”一脚踢开。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她提出要“打落水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样恶毒的语言是如何从一个女性的口中讲出。丁玲当时虽然也受到批判,但绝对不至于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更不至于严重到非得置王实味于死地才能脱身。她将王实味的事情这样无限地上线上纲,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年代,是有生命危险的。丁玲是一个聪明人,这绝对不会不知道,在这近似谩骂的批判背后肯定有着阴暗的动机。艾青、丁玲们对王实味的批判,实际上开了文人相咬的先例。艾青、丁玲作为知识分子群体中一员,在这过种中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他们不但没有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担当起批判社会黑暗和捍卫社会正义、人类尊严的重任,而且在政治的高压下毫无条件地放弃了自我和尊严,充当了政治的打手。他们的行为比一般“群众”表现得更差,影响更为恶劣。一般的群众尚可以以“愚昧无知”作为开脱的借口,而丁玲、艾青们绝不能说是“愚昧无知”,在他们无耻下流的行为(请原谅我用如此激烈的言辞)的背后,是人格的萎缩和自我尊严的缺失。有学人说:在所有人的错误当中,知识分子的错误尤为不可宽怨。(大意如此。)因为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它代表的是这个民族的良心和正义,他们应该凭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引领着这个民族走向更加理性、更加高贵、更加美好和幸福的天国。他们的表现应该比任何人都出色。任何人都可以堕落下流麻木不仁,惟独知识分子不可以;任何人都可以放弃自我放弃思想放弃尊严放弃良知,惟独知识分子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一个民族将不再有扭转苦难现实、走向新生的希望。看看延安整风中的丁玲们的表演,你就可以明白,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空间是如何一步一步窒息下去的。

就王实味本人而言,他并没有写出举世闻名的文学作品,也没有提出洞烛千古的原创思想,他的唯一可贵和让人钦佩的,就是他坚持了人格的独立和捍卫了自我的尊严。在所有的作家争先恐后地歌颂“大好形势”时,他孤身一人将“暴露黑暗”进行到底;在大家取消了思想,听从一个领袖的指挥时,他保持了独立的思考;在所有的作家膜拜于权杖之下时,他独自一个对抗着权威。这一切的一切,都闪烁着作为一个人的光辉,——所谓一个人,不但是在肉体的意义上成为一个人,更是在精神意义上、灵魂意义上成为一个人。这就是高尔基所说的大写的“人”,这样的人,必得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自由的意志。王实味曾就读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大,自觉继承了北大的自由批判传统,他始终将思想的启蒙与社会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毕生使命。正是这种对自我使命的偏执使他陷入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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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又是最“正常”的一个人,他对事物总能作出正常的反应,他总能保持着对事物最真实的感觉。直到最后,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等“托派分子”依然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的“人性是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所谓“正常”,即人对客观事情的一种情感反应,该爱的时候爱,该恨的时候恨。任何外在的事物对人“正常感”的干涉,即是对人精神自由的压抑。人的精神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就会逐渐走向冷漠和粗鄙——即失去正常感:应该同情怜悯的,只有冷眼拳脚相向;该批判痛恨的,却又“颂”声喧哗。一个有着正常感觉的人,他对事物的判断就不会迫于世俗的权威或压迫而改变。正是这种正常感,使王实味看到了延安生活的黑暗面,也是这种正常感使他不能如艾青们一样对黑暗不批判反而是歌颂。如果艾青、丁玲们有着正常的感觉,他们就会根据自身对现实的体验来看待王实味对延安的批判,也会根据平时与王实味的实际交往而非政治权威而决定对王的态度,而不会在王受到政治迫害时把自我对现实的把握一手抛开,把昔日的朋友一脚踩在地上,批死批臭。

整风运动实际上开启了扼杀思想、统一意志的新模式,是中国后来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滥觞,对中国的民族生活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要通过整风运动确立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权。因此,他首先要磨平“骚乱分子”的个性,统一其思想,让他们的意志与一般党员群众的意志同时纳入政治生活的大局。在运动之初,毛提倡大民主,让党员群众各抒己见。大民主的直接目的就是能迅速找到与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根源,运动立刻转化为对对立面的斗争。(显然,这一对立面的角色由王实味扮演了。)在对对立面的斗争过程中,党员群众扮演了帮凶的角色,知识分子也纷纷缴械,不但放弃了自我和尊严,还充当了政治的走狗。(这是令毛比较宽心的。)既然对立面已经产生,那么自身也要与这对立面划清思想上的联系,新的对别人对自我的评价标准产生了。于是,参照着这一新标准,在党员群众中展开一场深刻的灵魂革命(也就是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个体务必使自我的言行统一到某一特定的政治标准。整风运动后期还有持续近一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针对那些被揭发出来思想上达不到一定标准的人作进一步的打击,务必击垮其自我的意志,使其纳入政治的整体中。通过这一系列思想群众斗争,个人的东西被削得干干净净,只剰下一个政治上的思想权威。所谓“统一了认识”,就是这个意思。正如金观涛、刘青峰在《反右运动与延安整风》里说的:“运动吞噬了一切原属于个人的生活思想感情空间,在党组织面前,党员已没有个人秘密可言,自己的一切都须坦白交代。外界(群众和党组织)的道德指责往往构成一种巨大精神压力,迫使每个个人成为群体一部分,并接受思想改造。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把人结合成团体的紧密关系和改造人内心世界的力量由此诞生。延安整风以前,中共并没有效的方法来整顿干部思想,使其和中央高度一致,而延安整风导致党员的自我空间日益缩小,甚至到了不存在的地步。它使全党意识形态认同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整风运动最大的危害就是扼杀了个性尊严和思想独立,王实味的特立独行和偏执使他不幸成为这场思想运动的牺牲品。思想被扼杀,是被领袖的权威扼杀了,被民众的愚昧扼杀了,被政治斗争的游戏和被文人的无耻与下流扼杀了。所有的一切化作了一把罪恶之剑,这剑就对准了王实味的咽喉。整风运动之后,思想启蒙和社会批判已经被官方认定为一种“罪恶”。五四运动以来开启的社会批判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在王实味事件中被彻底地切断了思想的根源。此后,这个民族又经历了类似整风运动的一次比一次强烈的运动。49年后的批俞平伯、反胡风、反右、直至文革,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人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思想的产生越来越困难,而更多的思想是被扼杀于雏形,逐渐地在民族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扼杀思想扼杀精神的机制。在这其中,多少青春的笑脸,多少高贵的灵魂,多少飒爽的英姿在风雨狂呼中逝去。这是一个民族巨大的精神创伤,要知道,这些逝去的人当中,不乏民族中的思想精英、时代的骄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能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挺身而出,捍卫思想和人格的尊严,而这些思想和人格的产生与沿续,恰是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得以转变和飞跃的契机。但专制的大手无情地钳制了这一颗颗闪亮的生命,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地走向粗糙和单一,越来直越地走向僵化和死亡。

王实味事件的出现,将一个光辉的时代理想化为虚无,在这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野蛮与暴力,将这个时代光辉的一面否定得干干净净。对王实味的扼杀,其实就是对思想自由的扼杀。“存在”或者“死去”,“思想”或者“放弃”,这是一个生存论上的问题。王实味事件作为一个扼杀思想的典型性事件,它不但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事件,更是人类生存面临的精神性事件。王实味的死横躺在我们面前,使每一个珍视人类自我生命的人不得不面对它,同时面对人类生存本身。我们民族也只有通过忏悔消解了这种罪恶,通过清理历史的遗案深刻反省,才能在现实操作层面重整我们的社会秩序,在社会道德层面重整我们的心灵秩序,我们民族才能走向更高旷辽阔的精神生活。然而,我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中,依然在“整风运动”这一节中看到这样的评语:“加强了团结,统一了认识。”这个民族至今还在拒绝反省拒绝忏悔。在历史教科书一路高歌猛进的描述中,我看到了这个民族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

透过零星的材料,我仿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当时的批判是如何轰天动地、山摇地转。我更能想象一把锋利的刀是如何砍斫了思想者的头颅。那一刻,太阳一定被乌云吞噬,青春的热血一定直迸云霄,此时的我甚至感觉到了那一刻的疼痛,就如玻璃划破了皮肤。直到53年后的一天,政府才向死难者家属宣布其为无罪。千古奇冤,一朝得雪,家属似乎可以松一口气了。但是我想,王实味的在天之灵一定不会感到欣慰。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最可宝贵的,但是他却死了,死于人类的自我倾轧之中,死于人类黑暗的心灵中。鲜花、美酒与及人生一切美好与幸福都体验不到了,而生命被无情地献给了虚幻的历史。历史给予人们的不是公正,即使是公正,也是虚惘的公正。我们好好地活着,他却死了,而且死得那么年轻,那么悲壮,这给我们的民族和每一个活着的人一个重负。

在地图册密密麻麻的地名中,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英雄的罹难地——山西兴县。单调的地图无法给我提供多余的想象,但我知道,现在那里一定还是芳草萋萋,没有坟墓,也没有墓志铭。否则的话,我会带上那山上的野百合花,小心翼翼地献于英雄的墓前,以表达我无尽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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