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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九章:文革中自杀的“人造卫星之父”

文化 | 2013-12-16 10:37: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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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轻时做过戴季陶的机要秘书。进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公费留学德国攻读气象专业,仅3年便获博士学位。若继续留在国外,美园豪宅、香车宝马,全然不在话下。他却选择了动荡而又贫穷的祖国。

  
这两个人生重大选择,在“文革”中,变成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出来的历史沼泽。赵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样被赶着往前走。脖子上挂一块墨迹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动学术权威赵九章”,就是“历史反革命赵九章”。牌子重达十几公斤,很快脖子被铁丝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毕,再带回科学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须低头弯腰,甚至坐“喷气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实在弯不下去,“革命群众”便用烟头烫他的腿,烫他的腰,直到烟头烫灭,他的腰还是没有弯下去……

  
他想起了留学德国时结识的朋友乔冠华,乔算是周恩来身边的人了。他想给乔冠华打个电话,但家里不知被抄过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乔冠华的电话号码。一次打开水时,赵九章碰到随自己工作了10几年的研究员邓增昆,便请他帮忙找找乔的电话。

  
希望就如安眠药,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邓增昆翻不出“安眠药”,好几天躲在家里,不敢见赵九章,但还是被赵撞上了。当他听说没有找到乔的电话号码,刚才还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样颤颤倒下。邓增昆扶着他起来,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钟,他才一步步地挪回家里……

  
但赵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卫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卫星;叫他汇报思想,他谈的是人造卫星;叫他关起门来写检查,他在纸上反复论证的还是人造卫星;连他在检查开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泽东“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雄伟号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时刻关注着卫星工程,关注这场来势汹涌的运动中每个卫星专家和火箭专家的命运。他尤为牵挂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钱骥,他深知钱骥对第一颗人造卫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文革”开始不久,钱骥便和他中断了工作联系,他托人偷偷给钱骥捎去一张纸条,并作好了被抓“现行”的最坏打算,纸条是用德文写的,然而,纸条送出去后杳无音信。赵九章无法知道的是,这时的钱骥也被打成“特务”,逐出了卫星工程的山门。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区的红卫大队劳动改造小半年的赵九章,听说了火箭金属材料研究专家姚桐斌的死讯。姚桐斌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

  
“文革”也让人看到,许多老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身心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撞成满地碎片,他们学不会苟且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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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人伏在走廊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躺在了床上……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了一层泪影……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党内四老”之一的吴玉章去世时,周总理也没如此伤心过。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有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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