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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华苓眼中的殷海光

文化 | 2013-07-11 11:5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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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1919年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农村传教士家庭,故也有人称他为“五四之子”。他七岁入学,小学和中学分别在家乡和武昌完成。中学时期,殷海光开始对逻辑和哲学发生兴趣,既有学术论文在《东方杂志》和《文哲月刊》等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还出版了四十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1936年,高中毕业后的殷海光到北平问学金岳霖、熊十力,并备考清华大学。其时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并引用在他的著作里。次年,抗战爆发,殷海光在流亡途中进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哲学系学习,并正式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和分析哲学。1944年,战火逼近云贵大后方,殷海光参加青年军赶赴印度训练。1947年初,殷海光进入《中央日报》任主笔。,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大势已去,殷海光的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砭时弊,痛陈直言,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1949年,殷海光随报刊撤退台湾以后,开始对国民党的陈腐之气愈感不满,诤谏之言日烈。1949年8月,他退出报界转入台湾大学任讲师,主讲逻辑学和分析哲学,几年后升任副教授、教授,并开始在胡适、雷震主办的自由主义刊物《自由中国》上“书生论证”,逐渐成为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领军人物。他以五四为旗帜,大力宣传自由民主和科学理性,反对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他在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时,出版《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曾引发强烈的轰动和激烈的讨论。在许多年青学者及大学生的眼中,他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人及民主自由的捍卫者,是青年人和大学生的思想导师和精神领袖。但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和口诛笔伐,所以也被人视作全盘西化派。
  
以上所述,是书本上的殷海光。现在,有人把研究殷海光称之为“殷学”,那只是学问中的事情,在中国人心里,哲学家往往就是一个神化的道德家,但现实生活中的殷海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海外著名女作家聂华苓在她的新著《三生三世》一书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一束玫瑰花”,是谈殷海光的。聂华苓这个名字,许多读者是从她的《千山外,水长流》、《桑青和桃红》中熟知的。这本《三生三世》是一部完全个人的亲历历史,是一个在大陆生活二十四年,台湾十五年,美国爱荷华三十八年至今的女作家的历史,无怪乎聂华苓慨叹自己好像活了三辈子,自传里以一个女性细腻敏感的笔触,来向读者展示她眼中的殷海光。
  
当年随着国民党败退台湾的时候、聂华苓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一家老小漂流异乡,狼狈万状,是没有选择住处的自由的,于是便怀着吉凶难测的心情,不得不与人称为“怪物”的殷海光做起了邻居。当时台北市松江路这三室一厅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人孤零零地居住,人人都说他古怪、孤僻、傲慢,一语不合,立刻会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谁也不愿意去招惹他。搬来的那天,殷海光正在院子里种花,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表情。第二天早上,聂华苓看到桌子上有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那是“怪物”的殷海光送给母亲的,也是一家人来到台湾生活后的第一束鲜花。也就是从这一束玫瑰花开始,殷海光成了一家三代人的朋友。
  
搬来以后,殷海光便在聂华苓家搭伙吃饭,一家人都喜欢吃硬硬的米饭和辣椒,只有殷海光把饭一粒一粒地挑着往嘴里送,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酱油,但又从不提出什么要求,直到后来聂华苓的母亲发现他有胃病时,才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并问他为什么不早说呢,殷海光依旧有一搭没一搭的吃着,还讲出自己的道理:人对人的要求,就像银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点。不动存款,你永远是个富人。
  
当时,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来到从大陆来到台湾,常常在一起聚会,谈论中国的未来。聂华苓第一次看到的殷海光,只是比这些年轻人大几岁,可他俨然是他们的大师,不常讲话,两眉紧锁着坐着,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终于讲话了,一口湖北腔的国语,一个个字,咬得清楚、准确、坚定。私下说话时,殷海光又会娓娓丛谈,有时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有时犹如春风,徐徐撩来。他常常感时伤世,认为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的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的生存的,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着欺诈和各种利益冲突,只有在精神的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世情是如此险恶,人性是如此难测,但殷海光一谈到他梦想的庄园,眼睛就亮了:我有个想法,你们一定喜欢。我梦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个特殊的村子,住在那儿的人全是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我当然是哲学家了咯!我的职业是花匠,专门种植高贵的花。那个村子里,谁买到我的花,就是最高贵的荣誉。那个庄园大得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时,庄园边上环绕密密的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庄园里还有个图书馆,专存逻辑分析的书。凡是由我赠送借书卡的人,都可以进去自由阅读。但是这样人不能超过二十个,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作为哲学家的殷海光叹息着: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像刺猬一样,太远,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庄园里,我要修几栋小房子,不能离得太近,越远越好。
  
现实中的殷海光是在院子里种花,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进屋内。一间不大的房,是书房,卧室,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时也邀请聂华苓一家雨中赏花,否则,非请莫入。桌子上一小盆素兰,茶几上一小盆珠兰,沙发旁的小架子上,永远会插着一束丰姿绰约的鲜花,那是他从园中采来的。靠墙的一排书架上,除去几本普通的书外,都是从不借人的看不懂的“天书”。书和花,就是他的命。
  
哲学家一来劲,就要讲“道”,他的“道”是中国必须全盘西化,反对传统。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把人剥开来分析。他还认为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就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聂华苓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后,必定郑重其事地双手奉还。反过来聂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你要是说下星期二一定还,他才会借。否则,下次休想再借。为此,母亲常常批评他:殷先生呀,你实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一次,母亲向他借一个多余的空玻璃瓶,他绷着脸,煞有介事的说:不借!聂华苓止不住冲口而出:实在可恶!殷海光哈哈大笑,咚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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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每天早上都要到巷口小铺喝豆浆,又常常伸手借钱: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母亲会笑着说: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是留不住的,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卖花了!这时的殷海光接过钱后,自顾自地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吧!然后会忿忿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殷海光除去教书之外,很少出门,也不请人入室,来了人,常常靠在野草丛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时他和客人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一个人捧着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假若他突然间不见了,你一定会看到他捧着一束鲜花,夹着一本本硬梆梆的新书,提着一包包小点心,坐在一辆就三轮车上,笑眯眯的从巷口轻松地荡过来。这时候聂华苓的母亲会劈头一声大叫,彷佛抓住一个逃学的孩子: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殷海光仰天大笑,快活的像个孩子,会赔罪似的请这一家三代人到他屋里喝咖啡吃点心。到了这种花香、书香、咖啡香、再加上微雨黄昏后,就是他开始说罗素的时候了。要知道,罗素可不是随便谈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得配合才行。其实这一家人那个懂得罗素?不过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不在乎,殷海光说人能通就行,他常常用这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为世界著名的女作家,聂华苓是到台湾以后才开始写作的,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她写作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来到台湾,有人建议聂华苓到机场给胡适去献鲜花,聂华苓因为腼腆和不喜欢公开露面而拒绝了。殷海光知道后拍着桌子大声叫好: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为作家的呀!
  
不过,他看着抱着婴儿的聂华苓,又担忧的说: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的呀!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说完又是仰天大笑,转身走了。
  
那时候的聂华苓,是连一支自来水笔都买不起的。一次殷海光领到稿费后,买了一支新的派克笔。母亲说: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的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得一点稿费,又买支笔!他要把旧笔送给聂华苓,结结巴巴的说:这支笔,要不要?旧是旧,可我写了几本书了,你拿去写作吧!可到了第二天晚饭后,他又在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地对聂华苓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聂华苓大笑:两支笔可全是你的呀!殷海光认真地说:给了你,就是你的了,再要回来,不礼貌!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聂华苓把旧笔还给了他,殷海光连声道谢,那郑重的口吻,倒像是对方送了他一件珍贵的礼物似的!
  
这就是聂华苓笔下的殷海光,一个热爱生活、充满着率真和童趣的哲学家。书中回忆到,殷海光一生都在不断的探索,焦虑的思索,思想道路也在不断的演变。他崇尚西方文明,但在多年以后,又开始对中国文化重新评估,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文化不是进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难中的积累,积累得异样深厚。我现在才发现,我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希望再活十五年,为中国文化尽力。”
  
然而,天妒英豪,高才不寿。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因胃癌在贫病中撒手长逝了,时年只有五十岁。,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殷海光身后的那个世界毕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大概是哲学家生前所未能预感到的。不过,他的生活片断却给聂华苓带来了永久难忘的记忆,并影响着她自己一生的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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