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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

文化 | 2014-02-06 15:33:4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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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与《论再生缘》

“《论再生缘》风波”是现代学术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几十年来聚讼纷纭。该“风波”起自陈寅恪先生晚年的作品《论再生缘》流出海外后,被在美的余英时读到,撰成《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发表在香港《人生》杂志1958年12月号上,文章推断《论再生缘》“实是写‘兴亡遗恨’为主旨,个人感怀身世,犹其次焉者矣!”随后,香港友联出版社刊出了《论再生缘》,海外为之震动。消息传回国内,引发了有关方面的警惕,随之展开了一场追查《论再生缘》究竟如何流出海外的政治行动……(《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曾刊出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对此有详述,可参看)

《论再生缘》究竟是怎样被港台乃至美国的华人学者读到的?现在通行的说法均据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认为是章士钊携往香港,随后在海外广泛传播的。陆键东的著作中对这一段事迹描绘得非常详尽,他写道: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南下广州准备赴香港。在等待赴港的这段时间里,章士钊专程到中山大学拜访了陈寅恪。章、陈两人会面,相谈甚欢。陈寅恪将近年所撰新著一一相赠,其中便包括《论再生缘》……9月,章士钊抵达香港。这是章士钊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以半公开的“特殊统战使者”的身份在香港露面。在台湾、香港等地的上层圈子中引起反响。《论再生缘》油印本也由章带到香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4-88页)

由于陆著是作者花费了大量心血,在研读数千卷档案卷宗的基础上写作出来的,而且其所引用的材料许多都具有第一手性质,因此陆著的诸多结论被广泛采信。譬如此处言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出海外,作者特别注明“章氏行程事见有关档案,广东省档案馆藏”,又可能是据相关材料或知情者的回忆指出“中山大学一些有可能接触过该文的人都受到审查。最后由唐筼说出可能是章士钊带出境外方不了了之”。既然陈夫人唐筼都说是章士钊所为,那么《论再生缘》由谁携出海外、何时携出海外的问题,似乎应无疑问了。

近年来,相关著述在涉及这一问题时,基本上都是转述《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说法,且不少作品还将陈、章二人之间的交谊进一步演绎,使得“章士钊携出说”几乎被坐实。仅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谨慎态度,如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只说“以后可能通过赴港进行民间统战工作的章士钊带到香港”,谢泳也只称“据说是章士钊带到香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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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 (资料图)

杨联陞读到《论再生缘》的时间

在其他资料匮乏的情况下,陆键东所言章士钊在1956年9月将《论再生缘》携至香港,从而使其流出海外,本应是最有可能的情形。然而,一则旧材料引起了笔者的注意。《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有一封杨联陞致胡适的信函,时间为1956年8月10日,杨联陞写道:

周法高说,台湾收到过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一篇长文,讨论弹词,本是油印的。后来史语所与台大又油印若干份,我很想看看,已经写信向济之先生去要一本,不知您曾见此书否。(第357页)

9月8日杨氏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论再生缘》已经收到了,很有趣味。另《集刊》一册、《唐仆尚丞郎表》四册,已写信去给济之先生。(第368页)

这两段看似不长的话,却蕴含了丰富的信息。杨联陞信中所说周法高,正是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美国访学(周法高1955年至1957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周法高自然对史语所的近况一清二楚,正是由他告诉杨联陞台湾有《论再生缘》这样一本书存在,杨才写信给当时的史语所所长李济,向他索取《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不久李济慷慨地寄来了该书,杨联陞读后觉得很有趣味。

杨联陞与台湾学界的交流当然是美谈,但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周法高告知杨联陞《论再生缘》相关信息的时间,以及杨联陞读到《论再生缘》的时间。很显然,从杨联陞的信可以看到,台湾学界获得《论再生缘》的时间,无论如何也要早于1956年9月。

问题就出现了,如果章士钊的行程没有被误植(由于章氏行程有档案为据,陆著所言时间点似无问题,除陆著外,目前涉及章氏此次出访的材料不多,《章士钊先生年谱》言章氏1956年春曾“只身赴港”,又说7月“先生受中共中央委托,第二次到香港”,与陆著的时间不同,不知年谱所据为何。参见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且陈寅恪也确实是在1956年8月才将《论再生缘》赠与章氏的话,那么可以这样说,《论再生缘》在这之前应该就已经流出海外了,台湾方面可能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陈寅恪的这部“感怀身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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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海外学界的联系

如果不是章士钊使得《论再生缘》流出海外,那么究竟是何人在何时将这本书带到了香港以及台湾?遗憾的是,笔者暂时并无更为切实的资料,来说明携出该书的始作俑者。不过,从当时的境况来分析,是陈寅恪先生将该书赠予章士钊以外的某位友人,然后通过某种渠道使得该书传播到香港,而后进一步传播到台湾,这种可能性仍然最大。

其实,当时的现实政治虽说相当敏感,但陈寅恪先生仍然有一定渠道可与海外取得联系,除了有陈君葆、徐伯郊这样身处香港的友人时相过从外,他也有其他方法获致海外信息。

1954年8月,陈寅恪对陈君葆说“他颇想得到中文系出版的东西,台湾出版的东西也曾看到过”;1956年,陈寅恪辗转收到了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的单印本;1958年后,余英时关于《论再生缘》的文章据说陈寅恪也看到过;1962年,陈寅恪在给中华书局上编所的信中提到“年前偶见荷兰海牙汉学杂志”;甚至直到1966年,陈寅恪还收到了牟润孙寄来的《魏晋以后崇尚诡辩之由来及其影响》……

可见,至少在“文革”之前,陈寅恪对于海外学术信息的获知一直未间断过,而且陈寅恪对这些海外传来的信息多有回应,譬如托人捎话表示鼓励,或者写信回复甚至托人打电话告知相关情形等等。既然在文网严密的情况下,仍可以有相应的渠道与海外学界联系,那么,托人将《论再生缘》分赠在港的某些好友,似乎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牟润孙在一段追忆文字中写道:

我到香港后,陈先生曾托朋友带出来几本《论〈再生缘〉》油印本,也送给我一本,我读后,很明了他老人家的心情,感觉十分凄凉,一句话也没有讲。(《敬悼陈寅恪先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页)

根据牟润孙的回忆,陈寅恪是托人带出来好几部《论再生缘》(此与赠章士钊包括《论再生缘》在内的多种著作的情形不同),其中一部正是专要送给他的。牟润孙1954年受钱穆的邀请由台湾来到香港执教,很可能在他到港后不久,陈寅恪即已将著作分赠在港友人。由于牟润孙与台湾学界有着联系,所以,经由他将《论再生缘》转往台湾的史语所或者台大,也是颇有可能的。(台湾有研究者在网络发表文章《陈寅恪心中的一部〈心史〉、〈阳秋〉》,称“陈寅恪写就《论再生缘》于1953年,……后经牟润孙先生带出大陆”,按《论再生缘》虽与牟润孙有关,但显然并非他带出大陆)

即便不是牟润孙将《论再生缘》转往台湾,台湾方面也有其他方式获得此书。当时,史语所作为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在搜罗购买图书事宜上具有一定“特权”,他们能够通过香港方面采买一些大陆学者所出的新著。既然《论再生缘》“流入港肆”,那么台湾方面联络的采买者可能会加以留意。

台湾方面联系采买图书有一位绝佳的中间人,就是当时离开史语所赴香港执教的董作宾。1955年8月,董作宾接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聘,赴港任研究员,此后又相继担任崇基书院、新亚书院等校教授。董作宾在港时,史语所图书管理员徐高阮多次与其书信联系并开列书单,托其采买包括大陆书籍在内的资料。如果董作宾能够通过某种途径获得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想来他也应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史语所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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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再生缘》在台湾的命运

无论如何,《论再生缘》应是在章士钊获读此书之前即已流传到了台湾。为了传阅的便利,史语所和台大方面,将收到的《论再生缘》又油印了若干份,以便相关学者研读。不过,史语所虽享有采买图书的某些“特权”,但在台湾当时的总体政治氛围下,却无法更大范围传播此书。

当年,台湾当局对留在大陆的学者,都以“附逆”的名义对待,即使是陈寅恪的著作,也不允许在台公开出版。据周乃菱女士回忆,“商务印书馆”靠王云五的魄力,顶着压力翻印了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学术著作,“可是不伦不类地把作者的名字去掉一个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封面上是陈寅,其他学者亦然”(周乃菱《追忆恩师俞大维陈新午伉俪》,《亚洲周刊》2011年第3期)。

在这种情况下面,在香港友联出版《论再生缘》之前,该书的读者人数应该着实有限。史语所的研究人员如李济、周法高等应看过此书,台大的一些学者也有寓目,俞大纲《寥音阁诗话》曾专有一节品评这本“陈寅恪近著”,但无法确定他读的是哪一个版本。而杨联陞极有可能是在美国的首批接触此书的华人学者之一。至于陈寅恪的老友胡适,虽有杨联陞告知他这一书讯,并询其“曾见此书否”,但仅凭现有资料,我们无法得知他对这本书的态度。稍后,1958年秋,余英时“偶然在美国麻省剑桥发现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是辗转由台北研究院传来的”,他所读到的应该正是史语所复制的油印本。

不过,史语所和台大虽然很早就复制了《论再生缘》的油印本,但今天似乎在“傅斯年图书馆”与台大图书馆已经没有最早的那批本子收藏了,二者所存最早的版本似乎是再晚一些(1963年)由台大中文系重新油印的。而香港友联的版本,两馆均有收藏。

囿于政治因素,台湾方面多年没有刊行《论再生缘》的正式版本,这种情况直到陈寅恪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方面展开大规模纪念活动后才改变,由于陈寅恪“是被红卫兵折磨死的,也正好合乎当时台湾痛斥文革劫难的口径”,故此后提陈寅恪的名字不再犯忌讳。

1970年,《论再生缘》开始正式在台湾的《新夏月刊》上面连载。同年,《论再生缘》由地平线出版社正式出版,“陈寅恪”三字首次完整公开地出现在台湾出版物封面上,书后并附有牟润孙、俞大维等人的追忆文字。其后,台湾出版和引进的陈寅恪著作越来越多,时至今日已蔚为大观。

笔者写此段文字,除对《论再生缘》流出海外的时间提出疑问,更多只是想说明在“陈学”研究中,仍有许多谜团待我们破解,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对某些事件作结论仍需谨慎。仅以笔者这篇小文而言,由于资料的缺乏,也只能从常理、常情和常识上去略作推论而不敢妄加论断。正如张求会先生所说,如果想要使某个问题的结论更为周详,需要有衔接更严密的证据链。

按:2013年6月,《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本上市,笔者拜读后发现,新版增加了不少资料,惟对《论再生缘》流出海外问题的表述几乎未有更动,仍持章士钊携出海外说。(见《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2013年修订版,第81-85页)。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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