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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晚年难得清醒的痛苦自省者

文化 | 2014-02-06 15:40:15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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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人”,夏衍在建国初期先是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化局长,后在1955年7月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他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最终在1965年的文化部整风中被打倒。
 
两次意外遭遇  

建国后,夏衍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说,电影只要不反共,不提倡封建迷信,有娱乐性的,包括不起好作用也不起坏作用的“白开水”都可以拍。他的这个态度,遭到北京的《文艺报》点名批评:“右倾”,“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

在一次上海市委常委会上,陈毅市长表示了对夏衍的公开支持:上海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切措施都是经过常委会批准讨论,北京《文艺报》指名批判夏衍右倾是不对的。周恩来总理随后表示同意陈毅的意见。这让夏衍心中的不快一扫而光。但很显然,19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仍在延续。

1951年6月下旬,夏衍率中苏友好文化艺术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到北京。夏衍后来在《〈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说:

就在回到北京的第二天,我正在埋头写“出访总结”,周扬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家里去,有事面谈。见面之后,既没有寒暄,也不问我访苏情况。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你赶快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对此,我很意外,我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我有点感情冲动,而周扬却非常平静。他说: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也是他写的……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

周扬还说,周总理已说自己有责任,他本人也做了检讨。因为《武训传》是在上海拍的,夏衍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就不得不做检查。

其实,最初拍摄《武训传》的动议是胡乔木提出来的,夏衍不同意拍,并且说了“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审查通过后,夏衍说上海没有钱拍片,因而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解决了资金问题。《武训传》公映后,胡乔木曾组织文章大加赞扬,不久《武训传》受到批判,但并未波及胡乔木。在周扬的敦促下,夏衍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违心地做了检讨。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文中有一句检讨的话,“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夏衍在上海文艺界检讨,并将之整理成《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一文,寄给了周扬。周扬立即将此文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亲笔修改后,在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就《文艺报》批评所作的检讨。

检讨之后,夏衍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先后两次遭遇,让原本洒脱的夏衍谨慎起来。在1952年5月开始的文艺整风中,担任华东文艺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夏衍,从始至终事无巨细都向周扬汇报、请益。不仅如此,夏衍根据自己受批的亲身感受,一再强调要“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不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一点,在很多年之后,仍受到上海文艺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一次“爆炸性发言”

1955年5月25日,在中国作协与中国文联的联席会议上,胡风被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被撤销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此次会议上发言的26人中,就有夏衍。

胡风是夏衍20多年的老友,夏衍要洗刷自己,因此在这次会议上发言说:“彻底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是我们革命事业一个伟大的胜利。这等于从我们的身体上割掉了一个足以致命的毒瘤。”当时,上海作协分会主席团曾专门成立批判胡风的核心领导小组,巴金、夏衍、孔罗荪、吴强、叶以群、王若望、靳以等都上报了专题批判计划,这些批判计划刊登在1955年6月号的《文艺月报》上。

1955年7月,夏衍到北京担任了文化部副部长,主抓电影工作。最初,在批判别人时,夏衍多是顺势批几句“民主个人主义者”,过后还总感不安以至愧疚。到批胡风时还有些许犹豫,可在批丁玲、冯雪峰时,他已褪尽了犹豫彷徨之色。1957年8月14日,批判丁玲、冯雪峰的大会,夏衍做了“爆炸性发言”。

这天下午,夏衍为冯雪峰罗列了六大罪名,如介绍批准胡风入党,纵容他进行分裂左翼文化运动的罪恶活动;在鲁迅周围进行长期的对党的领导和党员作家的挑拨、造谣和污蔑;有意挑起两个口号的论争;今天又参加丁、陈反党集团分裂作家协会的阴谋,等等。

夏衍的发言之所以有“爆炸性”,与会的林默涵认为有两点:

第一,为了说明丁、冯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夏衍在当天的发言中说,当年“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冯达(丁玲当时的丈夫——作者注)被捕之后叛变自首,带了特务去捉丁玲,目的是为了要从雪峰手里夺回丁玲……”第二,它指控鲁迅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的信,“是冯雪峰写的,是冯的笔迹。夏衍说原件存在文化部,他看过。这就是说,冯雪峰冒充鲁迅写文章骂‘四条汉子’,在鲁迅与上海地下党之间起了挑拨作用”。

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00多人,听了夏衍的发言举座皆惊。与冯雪峰关系密切的楼适夷当场落泪。楼在198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听夏衍同志发言中,我突然放声大哭,震动全场,吴组缃同志坐在我对面,忙拿出一块雪白的手帕叫我擦泪,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到底为什么突然痛哭,说法不同。有人说适夷与雪峰关系密切,看到身边倒下了亲密的战友,所以哭了。也有的说,这是演的一场戏,一阵急泪,出卖了这头,投降了那头。幸有此哭,才未编入“集团”,划成“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小将,就是以此理由,把我称为“投降派”的。到底为什么哭,我自己实在也说不清。

楼适夷的回忆集中在自己身上,而与会的作协整风领导小组核心成员黎辛的回忆则描绘了整个会场的情景:

8月14日第17次会议批判冯雪峰, 这是最紧张的一次会议。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米!”紧跟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 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屹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先生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

然而,许广平在后来的正式发言中,以质问的口吻为冯雪峰开脱:“两个口号的文章是你(指冯雪峰)写的,但是鲁迅亲笔改的,在原稿上还有鲁迅亲笔改的字,你真是了不起!这要是鲁迅不革命、鲁迅不同意——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发表以后鲁迅有没有声明说这篇文章是雪峰写的,不是我(指鲁迅——作者注)写的?”许的这种发言艺术在“文革”中曾有过不止一次的展现,其水平可见一斑。

夏衍之所以做了一个“爆炸性发言”,就是要改写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事实。夏衍等人至死仍认为是冯雪峰“欺骗”了鲁迅,在鲁迅与左联党组织的关系上起了破坏作用。当然,这其中还有冯雪峰与夏衍的个人恩怨。上世纪30年代,章乃器曾告诉夏衍,冯雪峰说要将夏衍“扭送班房”。

夏衍的“爆炸性发言”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精心策划的。邵荃麟在“文革”中的一份交代材料里写道:“(冯雪峰)检查前后,周扬召集了一次小会,有林默涵、刘白羽等参加。周扬提出揭发冯雪峰历史上的叛党等问题不是主要的,‘主要关键在1936年上海那一段,要有个有力量的发言。他提出要夏衍来讲’,夏衍发言之前,又开过一次小会,讨论夏衍发言。为夏衍发言定了基调。”

结合许广平的发言,以及此后查看鲁迅原稿,会发现“原稿15页中的4页约1700多字,完全是鲁迅的笔迹,夏衍在‘爆炸性发言’中指责冯雪峰‘不真实’的那段有关‘四条汉子’的文字,恰恰是鲁迅写的”。因为对自己不利,主导批冯的周扬、夏衍只好对此秘而不宣。尽管对冯雪峰的批判无法深入,但最终仍以“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将冯雪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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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倒在文化部整风中

1963年11月,毛泽东两次批评文化部:

第一次,提出:“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转引自涂光群著《五十年文坛亲历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次的主旨与第一次相同,指责文学艺术不宣传工农兵,不宣传社会主义。

也就在这个时候,即1963年11月1日,夏衍和陈荒煤陪着周扬、茅盾、张光年等人审查《早春二月》的样片。放映结束后,张光年第一个发言表示赞许,紧接着茅盾又给予高度评价。但周扬最后发言时,一上来就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并给戴上了“人道主义”的帽子,只不过语气上仍很缓和。一时间大家都沉默了,还是茅盾打破沉默,说是否可以改一改?周扬说,沈部长说改嘛,就改吧。看片会不欢而散。

这一年的12月12日,毛泽东在《文艺情况汇报》(主要内容是中宣部文艺处一位干部所写的《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上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转引自罗平汉著《“文革”前夜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月,周扬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文化部整风开始。这第一个批示,毛泽东并没有直接批给中宣部和文化部,却直接冲着北京市委批给了彭真和刘仁,这可能让周扬感到了危机。1964年9月《早春二月》等影片同时在57个城市上映,并公开批判。

此前的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作出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不久,中宣部就向中央报送《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上映和批判这两部影片。仅隔两日,毛泽东就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在中宣部向中央打报告的时候,夏衍和陈荒煤被蒙在鼓里,一直想着如何修改《早春二月》。后来得知这种情况,夏衍在家里当着陈荒煤的面,气得破口大骂:我真恨周扬……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报告却不和我们打招呼!

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传达后,文化部整风再掀高潮。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文化部召开了38次党组会和扩大会进行检查。9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夏衍辩解说,路线何时开始?是否全面?电影如说15年一贯,有的片子有成绩不好解释。戏曲1962年有好的,电影难道没有?夏衍最后说,敌我矛盾?杀了我也不能承认。

周扬在这次会上发言说:

夏衍同志向来是右的。自由主义自己都承认。右倾是真的,自由主义是假面具。最大资本是卅年代的电影。(彭真插话,对卅年代文艺,毛主席有足够的估计,但不可估计过分,在反动统治下是有限制的。卅年代前一段是王明路线,到遵义会议以后才是毛主席的领导。对其估计是反对敌人的革命的,但非马列主义的。)

……卅年代写赛金花,汉奸、妓女,你写此要表扬什么,日本占东北要亡国了,究竟是提倡汉奸还是提倡什么?(夏衍此时辩解说,想讽刺国民党。)

哪里有讽刺之意,你想抢在蒋介石前面当汉奸。(康生插话说,当时反对的只有鲁迅与艾思奇。)

文艺,革命反革命都可以用。文艺战线党强调是革命的武器,实际常常做违反革命的武器。文艺战线非毛主席的,是资修的。(彭真插话,关键是这个,根本是这个问题。)

代表人是党员负责人。(彭真插话,基本上是党员负责人,不是路线是什么?不过没用路线的字眼。)

11月24日,对4个月以来的整风作总结时,周扬又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他讲了4点:

一、四个月来运动的估计;二、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三、我们的责任;四、几点意见。

就第二点,周扬说:“文艺战线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文化部、协会有的领导同志执行的不是党的毛主席文艺路线,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如文化部夏、齐,协会阳、田、邵,当然程度有不同。现代修正主义直接攻击毛主席,国内当然没有直接攻击的,而是未重视、歪曲 ……这次批评《二月》效果不错。孙道临做了好事,将记录全部拿出来了……作家对资产阶级无恨,对帝、对蒋介石有点恨。恨多少也难说,夏的《赛金花》对帝国主义无恨……有的似乎写社会主义,实际否定社会主义,如《北国江南》。文化部、协会实际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的路线。提倡封、资、修,不提社会主义、工农兵……1959,夏提过许多建议,如写阮玲玉等人……对《早春二月》,夏、陈花了那么多的劳动,连小的镜头都参加设计。对《李双双》《槐树庄》《昆仑山上一棵草》却不热心。”

周扬批判的调门尽管很高,但仍“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实际上,周扬担心的是文化部的大火会烧到中宣部。周扬的担心后来都成为现实,他自己就因为文化部整风中的罪状被打倒。

“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荒煤没有同意。”这一举动与当年布置夏衍发言批判冯雪峰如出一辙。只是两人的表现全然不同。

这期间,彭真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座谈整风问题。与公开大会上的疾言厉色不同,彭真说,被点名的同志“不能说自己有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有缺点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

即使如此,曾说过“杀了也不承认是敌我矛盾的”夏衍,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是敌我矛盾,并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1965年10月下旬,由肖望东、刘白羽等部队人士组成的工作组,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文化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这年的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的导火索已经点燃。1966年2月,《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点名批判夏衍的“离经叛道论”。至此,从文化部整风到“文革”发动的脉络已十分清晰。
 
暮年“觉今是而昨非”

“文革”开始时,夏衍就被投进了监狱,关了8年多。出狱时,一条腿跛了,是被打断的。当时“连医院都没有送,任其自行愈合,至今右腿比左腿短了一寸半”。眼睛接近失明,“几步之外便看不清楚”。经历凄风苦雨的夏衍后来反思道:

我暗自庆幸“文革”末期(1974年初到1975年秋)在独房中得到了读书和反思的机会。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这场内乱竟会持续10年之久?我从苦痛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1957年以后,人权、人性、人道都成了忌讳的、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反思是痛苦的,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的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

但无论如何,正如夏衍所说,“能够在暮年‘觉今是而昨非’,开始清醒过来,总比浑浑噩噩地活下去要好一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屈原的话,也是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结尾处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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