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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施蛰存:老来聊发又一春

文化 | 2014-02-18 14:58:36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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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强调对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的继承,对耆旧和资历的尊重;后者则强调制度的更新和器物的发明。中国社会在其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上走了几千年,不幸在帝制末期受西方文明冲击,历遭列强欺凌,急于救亡的文化人才发觉,国家的贫弱盖缘于制度腐朽,器物老旧。厌旧反旧的烈焰于是燎原而起,从此烧得铺天盖地,烧至“文革”期间的大破四旧,在整个华夏大地上,已灾难到玉石俱焚的地步。在那个新社会及其新气象被奉为绝对正确的年代,与旧社会粘连的“旧”这个字眼也跟着被强加了纯负面的含义,而与它相关的“老”亦随之遭殃。“文革”的确是老人最不幸的年代,从党内的老革命到底层的老地主老右派,千百万从旧社会活过来的老人都带上他们“老”的原罪,在那年月受尽凌辱,折了他们本可以延续的阳寿。
  
但不管怎么说,能幸存到1976年以后的老人还是比较幸运的。通常称此后的这几十年为“新时期”,以区别于前此不堪回首的“新社会”。在新社会疯狂的破坏冲动过去之后,新时期怀旧发掘的热情又复兴起来,以致怀旧到新社会之前的旧社会,很多曾遭否定的旧事物和旧人物于是纷纷“出土文物”般被发掘出来,拂去了蒙耻的政治尘垢。一个“人惟求旧”的文化暖流开始回流学术出版界,不少残存的老学人再上讲坛,刊布作品,备受尊重,多少享有了他们枯木逢春的晚景。施蛰存(1905—2003)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文革”结束不久,他又被召回大学教书,洗刷了半世的谇诟。
  
也就是在施蛰存从蛰伏下站起来舒展腰身的初期,远在美国的孙康宜初到耶鲁大学东亚系讲授中国古典诗词。1984年某天,她收到她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所转一封邮自中国的短函,拆开一读,原来是海内外瞩目的施蛰存教授所寄。老教授正在办他的《词学》集刊,说是欣闻孙的英文书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 Sung(《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在美出版,希望能寄赠他一册。孙康宜立即回信寄去她的新书,从此在施老的居室北山楼和孙自己的书房潜学斋之间展开了长达十五六年的通信,这些信绝大部分都收入《从北山楼到潜学斋》(沈建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上辑交游篇内。
  
笔者也是在新时期有幸重返大学读书,得了个古典文学的硕士学位,与施老和康宜可谓同行,对国内该领域的治学情况自然比较熟悉。读了他们两个忘年交的通信,再对比我当年就学处的老教授,一下便可看出施老异于和优于他们之处。施老小时在松江受过特殊教育,既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也有童子功的英文训练,正因受益这一难得的学业底子,后来造就了他学贯中西,华洋杂糅的知识结构。比起我那些老师都不通外文的情况,施老的兴趣和视野显然开阔多了。其次,施老从小就娴熟辞章,属于那种才子型的文学青年,晚年转入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好比名角从舞台上退下来当教练,自有他源自创作的功力,可谓“秀才说诗胜学究”,比死板的学院派就显得更通灵秀之气。他在长期的蛰伏期除攻研金石钻考据,之所以还有精力浸淫闺秀诗词,当属他少年才情至老不衰所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在北美兴起,受此影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对妇女文学也开始有所关注。最让孙康宜感到庆幸的是,正当她初步涉足明清才女研究,与施老的书信交往使她大开眼界,收获了来自天外的启发和指导。
  
两人的书信篇幅多比较短小,基本上以事务性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内容为主。如上所述,施蛰存英文功底很好,老人遭受了几十年的信息封闭,但在通信中谈起英文书籍,仍所知良多,且有青少年一般热烈求知的欲望,对可能求得的英文读物,常表现出嗜食美味的贪馋。翻阅他与孙康宜的那些通信,你会发现,老人常向孙索讨各类英文读物,而孙也很热心为对方采购邮寄。从Times的文学副刊到《纽约时报》的“书评周刊”,从美国的少年读物到费正清的中国史著作,乃至Erotica画册和萨德(Sade)的淫虐狂小说。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年轻时曾以新感觉小说一度蜚声文坛的作家来说,不失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阅读宴飨。1991年春,施老收到康宜所寄邮包后兴奋之极,他写信对康宜说:“你的邮件,像一阵冰雹降落在我的书桌上,使我应接不暇。朱古力一心,书三册,复印件一份,笔三枝,俱已收到。说一声‘谢谢’,就此了事,自觉表情太淡漠,但除此以外,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感情这东西有时也是很讲实际的,它需要体现为物质的量化,对于久处困窘的老教授来说,收到一大堆礼物,毕竟是件很激动人心的事情。他高兴得有些稚气,好像圣诞树下拆开彩纸封的孩子。
  
康宜与施老开始通信的那年,施老已八十高龄,按年龄的差异而论,可谓她这个助理教授的祖辈。从施老有求必应的诸多琐事不难看出,康宜有一种亲近长辈和耐心服务老人的特质。应该说,这与她从小在台湾所接受的基督教信仰以及“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传统教育有一定的关系。她初来美国,即与她家张先生深受一位美国老妇人仁慈的照顾和接待。这位老人名叫Edith,她待康宜如自家孙女,康宜亦视她若亲祖母,后即以Gram称呼。在她的回忆录《走出白色恐怖》中,康宜有专章叙及她与Gram相处的往事,并译介了Gram的诗作。也许是这种与老人亲和的倾向使康宜在平日与老人特别有缘,以致在她的老人缘链条上派生出可作为佳话传阅的文字交故事。她与百岁老人张充和多年的亲密交往已以有关充和书法作品和昆曲演艺的两本书为众所知,无须我在此赘述。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从北山楼到潜学斋》新作,就是康宜与施老的文字交谱写的另一佳话。
  
从他们的通信可以看出,施老与康宜的互寄赠书属于投桃报李的礼尚往来,他并非单纯的受者,甚至是过量的与者。他为康宜搜罗才女遗作,特具发潜德幽光的用意,更满怀远播芳泽的热情,若不是受到邮寄不便的限制,他肯定会送给康宜更多的此类书籍。康宜从施老处得到的明清才女作品或属稀有版本,或属施老个人的珍藏,或为他托人在别处复印,其价值远重于可花钱从书店买到的英文书籍。像《戊寅草》《众香词》等稀有版本,对康宜后来写《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一书和编选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那一大厚册英译诗词选,其分量之重,帮助之大,只有当事人康宜自己有真切的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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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施老给康宜寄书,常喜欢托顺人捎带,他周围有不少去美国出访者都让老先生拉了给孙康宜带书的公差。我在1994年受聘去耶鲁教书,临行前即收到施老从上海寄来的书籍,托我给康宜带去。我那时并不认识施老,也没读过他的任何作品,觉得老先生此举实属多事。上海到康州本有邮路,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采用前现代社会的做法?最近翻开康宜这本新书,披览了他们的通信,我才看出,施老拿这种“前现代社会的做法”烦劳他人,实在有他难言的苦衷。他的琐碎是由于他实在不宽裕。他在信中告诉康宜:“现在一美元兑人民币八元,我的工资每月不到100[美]元,比一个女侍者还低,知识分子是最贱的人民。”(1994年1月23日)在另一封信中更直诉其拮据的窘境说:“我有一本《唐诗百话》……本来我应该送你一本,只因航空邮资付不起,故至今未寄赠,不怕你见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穷,和他的知识成反比例的。”(1988年7月26日)读到这一段,想起1994年那件往事,我不禁嗒然若失,暂将手中的书本置于案头,为逝去的前辈学人发一声长叹。施老虽有幸历过浩劫,硬撑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年代,无奈他已是风烛残年,生财乏术,仍受困寒酸,难免显得人穷气短。不管他多么学富五车和著作等身,读到他与康宜通信中频频计算邮资和书价的流水账汇报,总是读得我有点心酸。
  
我2000年夏去南京大学开会,路经上海,在那里交游数日。康宜托我代替她看望施老一趟。那是个闷热的晚上,好友L带领我走进北山楼,算是我初次拜见施老。他的居室并不宽敞,空气也不太流通,有点发霉的气味。施老一副怯寒的样子,衣服还穿得较厚。他已接近全聋,我大声喊着对他讲话,他也听不清楚什么,于是只好与他简单地笔谈。我站在他身后,一瞥他颤抖写出的字迹,揣摩着他想要表达的意思。昏暗的灯光下,我奉上康宜送他的礼物。老人显得很感动,瘦削的面孔依稀有某种女相。他已无能力流利地说话,但还是能从面容上看出他对康宜的感情很深。
  
这也是自施老2003年去世后,康宜一直视他为恩师,常翻阅他的著作,说是准备写点有关文章的原因。施老的四窗学问——金石考据、文学创作、古典研究以及外国文学译介——涵盖面较大,对专治古典诗词的孙康宜来说,从他的旧体诗做起,自然顺手而得体。再加上那些诗作又是施老遗作中不太受重视的部分,康宜更增添了发掘这位“被发掘者”的兴趣。收入此书下辑研究篇的论文就是她钻研施老诗作的最新成果。
  
1996年康宜到上海初次拜访施老,在长达四小时的晤谈中,施老给康宜讲了他许多早年的经历。正是怀着这次会面中难忘的记忆,康宜特选施老的《浮生杂咏》八十首七绝作为代表作予以讨论,其中的赏析钩沉尤多会心妙解。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在《施蛰存的诗体回忆》一文中,康宜所做的就是这种通过作品的细读,来还原诗人的身世,并进而显示其人品、心性和抱负的工作。施蛰存不只在新社会被打入“旧”的冷宫,早在“旧社会”那年月,他已被左倾文人斥为“守旧”。那曾是鲁迅倡导青年不要读旧书的年代,年轻的施蛰存却在推荐给青年的书目中填上《庄子》和《文选》两书,招惹了鲁迅的嫌恶。那时候施蛰存不过是个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新手,而鲁迅早已是激进青年崇拜的宗师。因为鲁迅早有劝青年不要读旧书的动议,如今见施蛰存在报刊上与他唱起反调,立即便诉诸笔伐。鲁迅搞笔战,常好小题大做,他动辄给论敌上纲上线,两个人几经论争,施蛰存最后惨败,被鲁迅扣了个“洋场恶少”的帽子。这一恶称形同该隐额头上被诅咒的烙印,害得施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反复遭受重算旧账的声讨。康宜对施老的这一遭遇深感不平,她特拈出《浮生杂咏》中相关的两首诗予以细读,在为施老的挨批叫屈之余,还指点出他旧体诗作特具的现代派特色。
  
近现代人所写的旧体诗数量相当可观,之所以很少受诗坛注意和欣赏,是因为人们通常多认为此类作品缺少创新,因袭摹仿的成分太多。这种成见难免以偏概全,抹煞了个别作者及其作品的可观可赏之处。康宜对施老诗作的细读可谓突破了此一瓶颈,读出了其中的某种新意。她指出,旧体诗最缺乏幽默感和自嘲意味,施蛰存诗作的现代性正好体现在它特有的幽默感和自嘲意味上。此外,诗人还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琐碎情景中敏锐地截取快照,风趣地写入诗行,显示出他受到江西派诗风的影响,颇具有从散文化句式中脱胎换骨,化为新感觉的功力。参照施蛰存受鲁迅打击的本事,她特举出以下这首诗予以说明。其词曰:“粉腻脂残饱世情,况兼疲病损心兵。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按照康宜的解读,诗人实不屑对鲁迅的责骂作任何辩解,他通过戏仿杜牧名作的句式,并沿用落魄文人惯用的拟女性托喻方式,“把自己比成被社会抛弃的女人……表达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态”。

谈到他对在世论敌的态度,鲁迅在临终遗言中表示:他“一个都不饶恕”。与鲁迅的战斗姿态相反,施蛰存在他卑微的一生中采取了逆境中求顺畅的做法,他以竹子般弯而不折的姿态面对风吹雨打,熬过了很多皮肉之苦,权当在活动筋骨。他不唱高调,也毫无自我崇高化的意念。孙康宜向他提问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他淡然回答说:“说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反正打成右派也好,靠边站也好,我照样做学问。对于名利,我早就看淡了……”曾有人采访施老,对他的高寿甚感好奇,施老说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为什么会活得如此之久。因为他从早年开始就体质较弱,又害过大病,而且一辈子清贫,从旧社会到新社会都处于被抛入陈旧角落的状态。然而他不但没短命,反享了高寿。这不能不让那个来访者疑惑不解。其实有关施老的生命奇迹,在上述康宜与他的谈话中,我们已得到了确切的答复。他的长寿秘诀不是什么补养品和健身药,更不是养尊处优的地位和权势,而是他“狷者有所不为”的心态,是他对造成他的命运能够默默去完成的坚持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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