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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论蒋介石的成败

文化 | 2013-07-13 16:2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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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篇是邱也洛先生在1984年写的文章,体现了先总统 蒋公的伟大与宽宏,更是继承了我们理学家治国的伟大情怀,现在台湾流行否定前人,想想儿子杀父亲,媳妇杀婆婆,先生杀太太,每天都有故事,已成为一种通病了,台湾的畜牲太多,公开诋譭蒋公的就是畜牲


  
故总统蒋介石先生在近代史上的成败,已经可以盖棺论定。但是,由于国民党对于近代史料的禁忌,国内史家大多不敢打开天窗说亮话,导致各种小道消息大行其道,直接间接影响国人对蒋介石的真正认识及评价,对国民党来说,固然因地制宜获得几分方便,对蒋介石先生而言,则是十分不公平的。


  
事实上,蒋介石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早有多位史家着笔论述了,只是他们大多在海外发表,国内难以一见,其中不乏佳作,尤其故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中华民国宪法主要起草人张君劢先生,在「第三势力在中国」一书所写的「蒋介石的成就和失败」一章,广受各界瞩目。虽然该文是以三十年前的观点来论述蒋介石先生,未必完全合乎时宜,但是以张氏论述在大陆时代的蒋介石,印证以在台时代的「总统蒋公」,我们可以看出张氏对蒋介石先生的批评,其实是公允客观而爱深责切的。


  
史大林心目中的「好战士」


  
蒋介石能够成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及抗日战争的领袖,他在中国历史上自然应佔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然而,他在成为全国领袖的几年之间,便被中国共产党所击败,退居台湾,而在台湾终其一生,张君劢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性格和作风使然。他的性格和作风,不但决定了他的一生,也决定了他统治下的中国。


  
首先,张君劢举出自一九二四年至三0年间,蒋介石个人事业中的重要史实:


  
一九二四-蒋介石被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校长。
一九二六-七月带兵北伐,所向披靡。
一九二七-三月佔领南京,四月到达上海,八月辞去北伐军总司令职,十二月与宋美龄结婚。
一九二八-四月被召回再统领北伐军,五月与日本军冲突,被阻止前进,六月佔领北京,十一月张作霖被日军暗杀后,其子张学良将东北还政中央,全国便在蒋的领导下统一。
一九二九-蒋与桂系冲突。
一九三0-阎锡山与冯玉祥对抗蒋介石,爆发「中原大战」。


  
在以上诸役中,蒋介石都获得最后胜利,所以史大林称他为「好战士」。张君劢讲述他曾听过一个关于蒋介石英勇的故事。一九二六年,蒋在北伐军进攻江西省都南昌时,张君劢刚好在汉口,正埋首研究国共合作的情况。后来,张途经九江,孙传芳正在长沙中游的一艘船上,亲自指挥军队对抗蒋介石,张君劢上船和孙传芳讨论当时的军事情势。孙因刚接到消息,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在南昌城外阵亡,所以孙对局势很乐观。这消息事后证实是误传,但不久之后,确知当时蒋介石带领了百名军队围城,身先士卒,其中大部份被杀,而蒋得倖免。这是蒋胆识过人的一个好例子。其他的例子还不少,例如他与阎锡山、冯玉祥对抗时,差点被生擒,幸而他的强进决心,迫使阎的军队后退,因而挽回了他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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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说:蒋介石还另有一个特长,就是贿赂他的政敌的手下。例如以金钱及官职为饵,使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的亲信叛主而归附他。在对付张学良时,蒋介石知道他嗜赌如命,于是暗中给他的特使每人一本支票簿,日夜与张聚赌,于是数月之后,就可以不费一卒一兵,使张易帜,归附中央。


  
蒋介石一向都在忍辱负重的心情下生活,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发生「济南五三惨桉」时,国民革命军往北京受阻,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将障碍除去。当时他对将士说:「图报国仇,谋雪国耻,要使中国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真正达到独立自由的目的,今日只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效法经哲先贤的志节,深信失土必能收回,国耻必可洗雪,果能如此,就是达到大同世界自由平等的境遇,亦非难事。」


  
张君劢说蒋介石的「雪耻」精神,最容易见诸于他的赌性。当他年轻时,无论玩雀牌或朴克,输了总不肯离桌,直至失土完全收复为止。张氏还说,蒋介石先生的主观力很强,这一点在大事、小事中都可以看到。


  
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生死存亡


  
在一九二六至三0年间,蒋介石在国民党及共产党中,製造了不少敌人。每逢这些敌人被击败后,蒋介石祇把他们放在一边,有过许多个例,这些人后来都在政府中被任用了——虽则他不会让他们插手在自己的军队中。李宗仁曾经两次出兵反蒋,一次在汉口,另一次则在广东。后者是和陈济棠联合,不满蒋对日本的妥协政策而起的。然而陈后被任为农业部长,李则奉派为战区司令。


  
在这同时,国民党的党员还有不少有关训政问题的争论。张君劢认为,孙中山的原来计划是好的,但如何在执行时避免变成独裁,却不容易做到。正如一般瞭解,训政的原意是要训练人民将来实行民主政治,但如何才可以做到?训政须延续多久?蒋在他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中,这样解释:


  
「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其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则。至于宪政时期的标准,又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权衡。程序井然,无可争议。然而国府迁都南京以后,十年之间,事实与理论两方面,都有足以妨碍训政的基本工作的进行,使国民政府无法完成这个使命。就事实的方面来说: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所遭遇的最大挫折,就是国家统一的障碍。而就理论的方面来说:在此十年之间,不独训政工作如何实施,成为问题,即训政阶段应否存在,训政时期何时结束,亦起了激烈的争辩。此种纠纷,不独为封建反革命所藉口,且使党中同志无意之间皆呈动摇的现象,竟使议论愈为滋蔓,而行动愈为分歧。大家知道,训政是达到全民政治必经的阶段,非此即不能树立民权的基础,否则将来的宪法必徒为白纸黑字的具文。」


  
这就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国民党目的是实行民主,他们须对百姓有信心,要依照一般立宪政府的原则而治理人民。在完成北伐之后,军政时期便应该结束,继之而立刻推行宪政,这是孙中山所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步骤。张君劢说蒋介石是个军人,他认为过渡时期愈长愈好。而其他的国民党人则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汪精卫及胡汉民,他们都是和蒋一样接近孙中山--如果不是更接近的话。他们对孙中山的计划另有解释,而且确信他们瞭解孙中山更深。训政的意义就是训练人民接受立宪政府。如果这是对的话,则议会政治和人民的参政权,必须及早施行。国民党在最初十年由蒋介石领导下,永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张君劢写道:「一个反对党如果不是和执政党有同样的权利,又如何得到必须的训练呢?」


  
中国人民一直等了二十年,到一九四七年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行宪,但人民既从未有过选举的经验,又焉能企望他们可以在选举中充份发挥选举的效用呢?结果就是国民党以训政的名义,包揽了政治权力。他们爱谈地方自治,因为祇有在地方政府的名义下,才可以增加党员的数目,直至一天,由党员控制了地方政府,目的达到了,才宣佈进入宪政时代。这是蒋介石对训政的解释,也就是引起国民党内争的根源。当一天未成为立宪政府,谁控制了国民党的军事、财政和外交政策,就可以独断独行,难怪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及阎锡山等要造反了。蒋对于这些反对他的人,一概称为企图推翻政府的封建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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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如日中天的阶段


  
政府一天没有宪法,就没有议会和责任内阁,也没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蒋的势力自然日增。虽则中国共产党也是一党执政,但却支援了反蒋的势力。那些真正的民主党派,为了得不到当权的国民党的支持,祇好和共产党同一阵线。张君劢指出,政府一旦被国内外的人士指责有种种罪行时,便孤立无援了。
  
就算蒋在写「中国之命运」时,曾指出训政阶段必须执行,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独断独行。那时,许多弊端已经造成,但蒋仍不知训政的害处。


  
蒋介石可能认为他对内部的敌人很有头脑,但他应该瞭解到反对者祇能怨怼,而当人民不再支持他时,他会感到应付一九三一至三七年间两件重要的国际大事异常困难。其中一件是日本侵略,另一件则是苏联极力支持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两国的夹缝里;正当日本步步进迫,佔领东北,当时蒋介石被称为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则领先于一九三五年对日宣战。张君劢说:「如果蒋介石依共产党的要求抗日,他会惧怕共产党溷水摸鱼而乘机扩展势力--事实上,自一九三七年以至抗战胜利为止,共产党一直如此。蒋介石曾多次说他准备对日抗战,但都未有付诸实行。这也可能是对的」。蒋被共产党日益加强的抗日运动弄得很尴尬,但蒋一直忍耐,甚至在西安事变时亦如此。直至七七芦沟桥事变,蒋方正式宣佈对日抗战。然而,在抗战之前,还先后由黄郛及何应钦与日本妥协,目的在争取时间。蒋又与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无派领袖会商,直至联合阵线形成之后,方在八.一三展开全面抗战。既抱着置诸于死地而后生的心情,虽然北方、上海、南京先后沦陷,大家毫无怨言。

 

所有军队,不论属于蒋的,或桂系、粤系、川系,都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在上海,当中国军队撤退到苏州及南京之后,封锁了长江而使日本军队不能进侵汉口,中央政府因而得以迁移。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作调人,传达了日本的和平三原则。如果蒋是真正的法西斯份子,他会同意了日本和德国的联合抗共协议,以在国际间玩弄手法。但蒋毫不犹豫便拒绝了日本的原则,并表明与轴心国无合作的馀地。蒋同时亦表明了自已并非如史大林一般的投机份子,实行不顾一切,专心抗战。那时,四亿五千万人都支持他。当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南京成立政府和他对抗时,蒋不为所动。他明白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岳飞精忠报国,为奸人所害,但到底成了大英雄。蒋介石在抗日时,一定以岳飞为榜样。当时一切条件未备,蒋孤力作战,并未有外力的支持,但全国都拥护他。凭着他倔强的个性和自律,人民心甘情愿的牺牲而无丝毫怨言,一切的功劳都属于蒋介石。大家都不会否认,作为一个领袖和斗士,那时是他事业中声誉最隆的阶段。


  
中国以农立国永不会崩溃?


  
但珍珠港事变之后,中国的士气便开始消沉了。而国民政府的弱点便日益暴露。在抗战期间,沿海各省都被日本佔领,中国失去了主要的财政收入。每年预算的不敷只靠大量印製钞票。结果造成天文数字的通货膨涨。粮食的供应只靠向西北部的农民和地主徵集。为了供应三百万的军队,人民负担日重。为了钞票日益贬值,公职人员及知识份子,最深受其害。


  
张君劢沉痛地说,多年来,财政大权都握在孔祥熙手中,无人可以干预批评他。蒋认为中国以农立国,所以永不会崩溃。当国民参政会要求讨论财政时,立被拒绝,为了阻止通货膨涨,政府决定售卖黄金,但这办法一无好处。因为金价是孔祥熙和他的银行界友好定的,一切自然顾及他们自已的权益。那时的情势,张君劢举出美国的约翰.史弗斯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九日向国务院提出的报告作说明:


  
「中国面临经济崩溃,这样造成了军队和政府间的行动不一致。这是政治动盪的主因。(蒋)委员长逐渐失去了在抗日最初两年一致团结的人民的支持,内部的弱点日益显着,使团结的步骤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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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气低沉,到处感到无望和挫折。


  
二、除大城市以外,中央政府的势力日弱。政府在徵粮以维持庞大军队及官吏方面,日益困难。


  
三、军队组织,由上至下,大规模的公开贪污,使道德陷于沦亡。


  
四、知识份子及受薪阶级,在通货膨涨中受害最深,随时家产盪然。学术界不但因经济恐慌而饱受折磨,八年抗战以来,在政治控制及迫害之下,剥夺了作为知识份子的活力和领导权。


  
五、徵兵、抽税及其他的加徵所产生的弊端,使农民普遍不满。农村暴动及盗贼蜂起。因而牵涉到政治因素。以省为单位的派系正日益巩固其势力地位而且互相呼应。他们的势力膨涨和中央政府的无能、正此消彼长。这样会使中央不断要对他们作政治上的妥协。


  
六、国民党军队的暴动日增。战区司令正建立个人的势力范围,因而产生了新的军阀。


  
七、国民党与共产党间之分歧与日俱增,内战似乎不可避免。


  
八、国民党为顾全一己的政策与不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与尊敬。而且因为永不变的领导人物使加入新血成为不可能。为了针对党内的不满,领导权逐渐落在反动和不受欢迎的CC系手中。


  
九、(蒋)委员长因行动保守、表现不切实际,且更妄自尊大,使在中国深具影响力的知识份子,不但不再尊敬他,且更批评他的独裁。因国民党面对的严重危机,已不再成为团结而进步的势力。」


  
相信大部份蒋介石的拥护者都不能避免受到这篇报告所批评。虽则这报告在一九四四年写成,然而所指出的情形可以溯自一九四0年,而且直至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完全失败为止。其不同处祇是贪污和不满的现象,战后比战前更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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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劢更指出,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政府人员,因滥用权力和贪污舞弊,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全面溃败。这一部份,蒋介石本人在党内会议时,曾多次痛切陈词过,国内外论述的人及作品也不少,这里不必再赘述了。


  
张君劢根据他的所见所闻说,蒋早起、处事勤力及准时,每日起床,先写日记然后祈祷,再则阅读重要文件及报章。大约十时,转往军事委员会,聆听有关军事形势。午餐时,一部份来自各省各战区及外国的人士被邀共进膳。菜式通常祇四五种。其后小憩片刻,下午茶时间又再约见宾客。在战时,他对军队的训练异常忙碌,而且一切由他亲自主持,各省省长及各部队高级将领必须到重庆由蒋训导。他们住在军营,如军校学生般生活。蒋介石每週最少两次到军营视察,希望藉此可以训练出一班忠诚党员。张君劢说:「那晓得无数由蒋训练出来的,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呢!」


  
张君劢在抗战期间曾遭软禁,当时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说在昆明的学生示威,是张君劢幕后主持,后来张君劢就在重庆被软禁,甚至出席国民参政会,也有特工人员跟随,张氏气愤地说:「试想有那个民主国家,会如此对待反对党的领袖?」


  
因为张君劢有过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所以他对蒋介石的批评也就格外不客气了,他说:「当一个领袖在决定一切时,单凭个人的心情,不但很不公正,亦容易引起各种滥用权力,而老谋深算的官吏更会善察蒋的气色而加以利用。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主持军事委员会,亦曾兼行政院院长、权力无限。因为对别人无信心,所以蒋认为一切都应由他作主,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在前线作战的司令,必须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不能有所更改。在他的周围,蒋最喜欢庸材,因为他们一切唯命是从。


  
对蒋介石而言、宪法祇不过是工具,他不相信人民所同意的宪法是不可违背的;亦不明何以因立宪而弄出许多的争执。蒋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个人政府,宪法是奢侈品、充其量祇是达到当权者的需要。在训政期间,有关国家主席的职权方面,宪法可以随时变更。当蒋介石为主席时,他赋予自己在决策上有绝对权力。但其后当林森做主席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大权操在行政院长(即蒋介石)的手中。所以宪法会因环境而改变。蒋介石对任何宪法,都认为并无不同,因为他确定任何宪法都可以由他控制。


  
可惜未善用有利因素


  
不过,张君劢指出,蒋介石对管理现代行政机构方面,有他的一套。在抗战期间,蒋曾设立一监察委员会以指导政府,而蒋自任该委员会主席。有这样的一件事:一日,该委员会派遣人员到各部门,调查工作情况及职员履历。派到交通部的,是几个年轻小伙子。交通部的秘书处明知这些小伙子不可能向上峰报告有关铁路和无线电工程师的履历,于是秘书处自动提议代他们调查及拟就报告。这些年轻调查员欣然同意。结果他们甚至满意该份报告书,而报告书到达蒋介石手中时,亦无异议。这就成为皆大欢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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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又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又自己领导。但实际工作却落在秘书长手中。这个设计委员会,目的是搜集数字,以计划发展工商业。在战时及战后,这种着手困难及范围广阔的工作,祇有资历高深的专家方可以胜任愉快。但对蒋来说,这仅是他可以直接管辖的另一个机构、在演讲及宣传方面,常有提及。自然,这委员会实形同虚设而已。


  
张君劢也指出,蒋介石的另一种特性,便是好管小事。本来,任何人的精力都有限,蒋虽自以为是超人,也不可能顾及政府行政中最基本的事物。蒋过份注意小节,便影响到他在政策方面的施行。在一九四五年时,他付出很大的代价和苏联签订友好条约,理由是珍惜苏联的友谊。可是六个月后,他却容许学生作反苏示威。如果说非经他同意,他的亲信陈立夫不可能指挥这次示威的。这次事件,最后导致几不可收拾的场面。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机会看见一个稳重、冷静而合理的政府。蒋介石的思想太分散,因此他对重要事项未能精神集中。他还把自己当作文学批评家。前驻梵蒂冈大使吴经熊博士,曾有一次出示一份他所翻译成中文的一章圣经,其中有蒋介石的修改和评语。作为一个政治领袖,蒋介石一定有许多政治问题等候处理,那有时间去阅读和修改中文翻译的圣经呢?


  
张君劢从蒋介石性格中的长处和短处来论述,也许并非完全是正确的,但就事论事,的确有这些事实存在,其中当然有一部份原因,是蒋介石被奉承的群小所包围了,而蒋最后不得不为此付出了天大的代价,这是无可否认的。


  
无论如何,即连张君劢也承认,蒋介石有其伟大的地方,说「他对中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被大家承认为爱国之士」。从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几十年来看,他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来对抗共产党,他在抗战期间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在近代史上策一次打败了强邻日本,而且还有数百万精兵,在国际上声誉之隆,中国近代史上无出其右者。可是,这些有利因素却无法防止他所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的快速溃败,「其崩溃之速,连敌对的共产党亦感到惊异」。所以张君劢以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对蒋介石提出批评,是希望国民党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免再蹈历史的覆辙。

 

延伸阅读:

 

张君劢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

Tab标签: 蒋介石 国民党 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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