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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往事:倒追陈明演绎传奇姐弟恋

文化 | 2014-04-10 16:14:41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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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的丁玲陈明夫妇在张家口合影(这张照片为现代著名摄影家沙飞所照)

 

陈明,原名陈芝祥,江西鄱阳县人。1937年5月,20岁的陈明风华正茂,奔赴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学员,不久结识了当时已是著名作家的丁玲,那一年丁玲33岁。经过5年曲折恋爱,陈明和丁玲终于走到一起,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姻缘。

从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到反右蒙冤、遣送北大荒、“文革”中的7年牢狱生活……陈明始终无怨无悔。无怪丁玲临终时对陈明说:“你太苦了!”并嘱咐身边人:为陈明找个老伴!透过陈明的眼睛,我们得以更近距离地看到作为20世纪中国文坛颇具才气的女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编者

“倒追”成就一段姻缘

我认识丁玲,是1937年8月在西战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简称)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我没有产生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便知道了我。

1938年夏天,西战团奉命凯旋延安。我和丁玲都去马列学院学习。当时,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等等。我听了很不高兴,但也不在乎,丁玲更不在乎,她鼓励我: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我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

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柯仲平问我说: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行吗?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在船上,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花枝招展的女孩,坐电车碰到这样的女孩,我也不让座。漂亮不漂亮在其次,“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关键是心要正,思想要一致。所以,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热情、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直到有一次丁玲对我挑明了,才在我的生活、情感上产生巨大的影响。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其实,我的考虑并不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而是我思想上压根儿没这个准备,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生活中长出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各解放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我们也积极要求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来到晋察冀边区。

在辛庄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主人住在朝南的北屋,夏天门口挂着竹帘。我们在南屋坐着,见大门进来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活泼,穿着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经过我们的门口往上屋跑过去。丁玲立即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形象。她很快想到,这样的小姑娘在土改中将会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应该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是斗争,是团结,是教育,是不管不问?这就是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黑妮。

东八里靠近铁路,在那里,人们告诉我们,某某是富农。是不是富农,我们就看他家有几亩地,雇没雇人,自己劳不劳动。如果他自己劳动,就是富农而不是地主,我们就叫他到台上表态献地。他踏着双破鞋,衣服也不整齐,走上台,把裤带解下来给大家看,裤带都是断绳子接起来的。我们一看,觉得他生活这么苦,不能算富农,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去,小说中也以这个人物作为原型。

我们到的第三个村子,是河北涿鹿县的温泉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叫暖水屯),这个村子的土改是由我们做主,所以在这里呆的时间比前两个村子要长些。分浮财时,我们要求村干部要谦让,把好房子、好地分给最贫苦的农民。

在涿鹿县,我遇见两个土改干部,觉得他们夸夸其谈,空话连篇,干不了多少实际工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了一个开了6个钟头的会,从中可以看到这一类人的影子。小说中的文采,周扬说这个人物写的是他。文采是上海大夏大学的学生,周扬也是大夏出来的,似乎有周扬那么一点作风,但不完全是他,或者主要方面不像是他。丁玲也没有把文采写得不可救药,认为也是应该到群众中去接受教育。

我们认为土改不仅是农民物质上的翻身,做了土地的主人,更重要的是翻心,翻身不翻心,土改成果就不会巩固。这就是为什么丁玲离开石家庄以后,还打算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写经过土改后的农民怎么样根据土改的经验,在与国民党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写作动机。

丁玲就在这时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间大约在1946年的11月初。我在屋子里砌了一个火炉,这样丁玲写作时,后背还可以靠着火炉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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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代的丁玲,穿上军装英姿飒爽,被毛泽东写诗誉为“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艰难岁月,北大荒安下家

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突然降临到丁玲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1957年,丁玲和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我也被戴上右派帽子。在等候接受组织处理的日子里,我们有精神准备,不管到哪里去都不害怕,都不亏心,只要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今后我们怎么办呢?我考虑:过去丁玲是以写作,以文艺活动与社会发生联系,反映她的社会存在。现在呢,我们被开除党籍,被踢出文坛,自然想到了去东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变我们的社会存在,改变我们跟社会的联系方式。这个想法很自觉,也很坚决。

对我的处罚决定先下来了——到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三天后到北京郊区双桥农场报到。那时我唯一考虑的是丁玲怎么处理?我当然不放心把她一个人留在北京。我和丁玲仔细商量,理智而冷静地决定:我先到东北去探路,看看那里环境、气候怎么样,她再请组织批准,随后也去东北。我们约定,这宝贵的三天,谁也不掉眼泪,积极做好行前的准备,我痛痛快快地走,她安安心心地留。谈定以后,我们照了一张合影,离别是痛苦的,但内心却是坦然的。

那时到北大荒,真有点开天辟地的气概。我被分到宝清县853农场,参加新建生产队劳动,打井、盖房子,干从没干过的活。丁玲1958年6月到密山,在王震同志亲自过问和安排下,7月初,她和我一起到汤原农场,在北大荒安下家。

我们在农场从没怨言,我跟工人一块儿从头干起,在工人群众里面,我们处得很好,群众对我们也都很好。有一回,各个生产队要出墙报,丁玲在畜牧队,我在生产二队,我们自己编,编好了,装潢得很好,我们那时订了一些《人民画报》,我们搞两个时代的对比,把画报上的一些照片剪贴下来,再加上自己的东西,丁玲画的画。墙报都搁在露天地里,到了半夜下雨了,我跟丁玲说,我们的墙报还在露天呢,别让雨浇湿了。我们俩就起来去把墙报搬到屋子里。我们去抬墙报的时候,查哨的用电棒一照,怀疑我们要搞破坏,就去报告了。农场的警察把我们带到办公室,丁玲给他们解释说,你到我们房间去看,我们的床铺、被子都还是热的,刚出来,就是因为下雨了,怕把墙报淋坏了。

在农场,我跟丁玲的粮食标准每人每月31斤,我们吃不完。到地里干活,大家都是自己带去的中饭,开饭的时候,是我吹哨子,我看到一个工人,河南人,用一个小手绢包着四个小馒头,他的眼睛都浮肿成了一条线。他吃不饱。我看了这个样子,就跟丁玲商量,把我们多余的粮食,支援他一些。有一次丁玲和一些姑娘们下地摘野菜,预备过冬给鸡吃,,碰到大雨,淋湿了回来,还是高高兴兴,一点儿也不担心要着凉的。所以说,我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健康。

当然,刚去的时候,我们要过生活关,这里面的曲折多啦!首先精神不能垮,我那时40多岁,丁玲比我受的伤害多,年纪比我大,我得照顾她。我觉得北大荒的空气好,对她的身体有好处。我想,只要有人能呆得住,我们就能生存。

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去了烽火剧社。队里有个女团员叫席平,她对我很好,那时我对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顾虑,于是我们俩好起来。1940年秋,我和席平结了婚。婚后,我很快感觉到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我依然思念着丁玲,于是我制造一个借口,提出与席平离婚。后来我内心常责备自己把痛苦都给了席平,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平,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那段时间,丁玲委托她的亲戚,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祖慧,从湖南接到了延安。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我同意了。那时我是烽火剧社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

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丁玲是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她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结婚后,我们没打算再要孩子,怕妨碍工作。我对丁玲说,我没有当过爸爸,也当不好这个角色。在孩子问题上,我的观念是不顺从封建传统的,我对祖林、祖慧视若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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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丁玲陈明夫妇


劫后重逢,甘居山野度晚年

“文革”时期,我与丁玲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关便是五年。1975年5月的一天,管理人员严肃地对我说:“中央决定将你释放!”我便脱口而出:“丁玲呢?”那人回答:“丁玲,没有发现新问题,在狱中态度好。因为岁数大了,身体有病,中央决定不再分配工作,安排她到山西省的长治,每月给80元生活费,国家养起来。”我还在迟疑,那人接着说:“你也到长治,你们两个一起去。”

1975年5月22日,我到嶂头村时,已经是傍晚了。丁玲先一天已经到了,她从住的地方走出来,走到大门口,我们见着了。我们分别已经六年了,劫后重逢啊!我一看,她老了,讲话声音也老了。丁玲第一句话说:“哎呀,这个地方好!”我说:“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好!”我们俩就紧紧握着手往屋子里面走。

长治市革委会的人把我们交给公社了,让我们先住下来。当天晚上我和丁玲没有畅谈,我们很累了,只是谈谈相互的身体,丁玲也不希望一下子就诉她的那些苦处。我们暂时住在一个姓李的社员家里,当时什么都没有。

大概是1976年底的时候,有一个保管员告诉我们有一处房子,叫我们去看看。那是一所大宅院,就在我们原来住的房子的后面,有三间房,前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几株苹果树、核桃树。原来的房主老两口都死了,现在房子空着,大队当储藏室。我们看了,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找到大队的干部说,你们别给我们盖新房了,就把那三间房修一修,我们就住这个地方,这样,不需要太多的木料,也不费太多的钱。

我们原来的房东有一个是看风水的,听说我们要搬过去,说那个房子风水不好,大门对着后墙,后墙角上是个缺口,气都跑了。还说,你们老两口住过去不安全,遇见小偷强盗就麻烦了。我就和他开玩笑说,我们都是有晦气的,现在对面是个缺口,大门正对着那个缺口,我们的晦气就从那个门走了,挺好的。我又说,至于安全问题,我离你们的后墙很近嘛,将来我们想办法,从你这个后面搞一个通道,把咱们两家连起来,就没事了。其实我们的考虑是,如果万一有坏人进来,他要什么就拿什么就是了,我们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

1977年8月,房子修好了,在原有的三间房两边又加盖了两间。这样,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这五间房子都是北屋。中间的三间,两间作我们的活动室,平时我们两个人吃饭、听广播、看电视、接待客人什么的;一小间作我们的卧室,同时也是写作的屋子,当中放个小桌子、椅子,两边一边一个铺,就占满了。墙角上生个火,火炉烟筒从天棚上一直伸到外面的客厅,客厅里就不用烧火了,再从客厅外面通过去,一直伸到厨房。我那个炉子是两个炉口,一个可以坐水,一个可以烤,不用时可以封住炉子,一天到晚我们有的是开水喝。有了苹果,搁上两个苹果,热的苹果挺好吃。新接出来的两间小房子,一间做厨房,另外一间,准备将来请个阿姨住那边。阿姨住的小间下面有个地窖,是我自己挖的,冬天可以储藏点白菜、土豆和水果。

我们自己在园子里也种点菜。我种了山药,丁玲有糖尿病,吃山药好。我们养了14只母鸡,一个大公鸡,丁玲过去在畜牧队养过鸡。我们买了铁丝网把它们围起来,墙角底下给它挖个洞,鸡要下蛋就到里面去下。

我们那个厕所通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里面用砖头砌起来,可以用水冲。大队在山顶上搞一个水库,从那个水库通管子一直通到下面来,我们的新家就在马路边上,有一根管子通到家里来,我装在水缸里头,所以用水也很方便。我们是长治久安呐,想在那里长住下来了。

丁玲岁数大了,还要在家里写东西。我写了一首诗给她,她就躺在炕上,我念给她听:

满头银发胜少年,药不离口心常甜。
泰山压顶步履健,葵花向阳色更鲜。
太行山麓湘楠木,笑迎春色满人间。
数不尽的风浪险,一部春秋乐晚年。

结尾这“一部春秋乐晚年”,指的是丁玲还想要写完她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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