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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与罗振玉:寄命学术拯衰乱

文化 | 2014-05-14 15:36: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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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王国维(左)与罗振玉

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罗振玉与王国维相约,多备米、盐,誓不去。事后,罗振玉陈述他此时的态度是:“万一不幸死尔”。
  
时年,罗振玉四十六岁,官至四品,为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事(正筹办中的农科院院长)。王国维时年三十四岁,为学部编译。
  
备粮效死,“忠臣不事二主”,是传统士大夫在变乱之际张扬品格的激进手段。但罗、王二人,都不过是京师掌文翰的小吏,万万轮不到他两人来做表率。
  
由此,备粮约死也可看成是罗、王二人观望朝中怯懦显贵的一个高调姿态。果不其然,事变两月余,袁氏秉政,清室危殆,皇族内阁无人赴死,铁帽子王世家无人赴死,唯良弼遇刺而已。
  
国事如此,再效臣节,就有些自欺欺人了。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罗振玉、王国维的高调,坚持了两个月。
  
1911年12月,罗振玉、王国维进退两难之际,日本人藤田丰八出了个策略,东渡日本,“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时日本人本愿寺教主大谷光瑞劝说罗振玉东渡日本,而京都大学罗的旧友也来信相劝。“万芳鼓角穷冬夜”,罗、王二人遂再约远走东洋。罗振玉请假出京,与王国维、女婿刘季缨携眷由天津乘船赴日。11月27日,罗、王二人抵达神户。
  
对于二人此次仓促赴日,朝中颇有些异议。侍郎宝瑞臣就质问罗振玉:“君竟洁身去耶?曷稍待,俟必不可为乃行”。对此,罗振玉承诺在日本安顿好家眷就返回,抵达日本三天,罗振玉再次乘商船返回大连,由陆路前往北京。又在北京观望了半个月,知大势已去,乃再次东渡日本。
  
这一去,王国维至1916年返国,罗振玉要到1919年才回国。
  
关于罗、王二人从“求死”到“浮海”的心迹转折,两人在日后写的诗词、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王国维后来有段评述变乱之际学者行为的话,或是隐晦地回答了当日罗振玉与他在辛亥年碰上的真正的难题:
  
“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往往出于衰乱之世”,“学术存亡之所系等于人纪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维之也”。
  
这能以学术维持纲纪的“一二人者”,不正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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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海东头望大秦
  
清季“学术”,从乾嘉考据的遁世姿态脱胎而来,在国变频仍之际,学术的主旨,逐渐转向经世之学。甲午之败,对士林的学问方法冲击甚大,罗振玉、王国维同在其列。
  
甲午之后,师承乾嘉朴学一系的罗振玉从金石之学向务实的学问转进,读西书,求新知,“开眼看世界”。1896年,罗振玉抵达上海,随即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本农业杂志《农学报》;1898年,罗振玉又创立了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东文学社。也恰是这一年,罗振玉认识了王国维。
  
据罗振玉的外孙刘蕙孙(晚清著名小说家刘鹗之孙)的回忆,他的外祖父雪堂先生有一次去《时务报》报馆办事,听见有人在朗读《庄子》,音节苍凉,大为惊骇,随即上前攀谈,并劝他去东文学社学习日文。这个读书人就是王国维。
  
根据罗振玉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欣赏王国维,则是因为一日偶见王国维题于扇面的咏史绝句:“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感觉卓然不凡,“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俾力学无内顾忧”。
  
王国维诗中张、陈,即后汉安帝臣属张珰、陈忠,二人议绝西域,罢都护。甘英,汉和帝时西域都护班超的掾吏,“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咏史”意境开阔,剑指天下。甲午之后,士风激切,罗振玉见王氏之诗而物伤其类,进而相携提拔,在情理之中。
  
《咏史》成为王、罗结为“三十年金石之交”的契机,实际上本诗内涵的复兴中国文化的意向,也预示了他们始终不渝回归传统的方向。
  
辛亥年之后,罗、王二人最为用力的,是甲骨文的考释,这门大学问,似乎是纯粹的旨趣。但问题不止于此,学术不仅是安身立命之道,更隐含了一种政治观点。罗振玉一生学术成就,尽在古典学问中最精细、最艰深的部分,而王国维由文学入哲学,再入殷商卜辞。仅以二人的学术面向而论,无不围绕“传统”入题。
  
“传统”是什么?由辛亥造成的两个不同体制的根本差异是什么?

“师昭狐媚竟如何”
  
罗振玉比王国维在政治上要高调得多。辛亥后对于“革命”的挞伐痛诋,罗始终毫不隐晦。
  
1915年,罗振玉在日本,隔岸观火,忽而共和,忽而总统,忽而袁氏称帝,大愤慨。痛骂:“呜呼,时至辛亥,人伦之道尽矣。”
  
1931年,65岁的罗振玉编订自述《集蓼集》,称撰述此书的目的,是“念儿子辈丁此身世阅历太疏,故书以示之,用资借镜”。最要说明的是什么呢,是他对未来政治的见解。罗认为:“中国廿年来民生涂炭,皆由帝制改为共和,导天下人以向利忘义,浸成不夺不餍之局,三尺童子皆知其害。故欲挽横流,非恢复帝制不可”。是年九一八事变,罗振玉随溥仪出关“再造帝制”,任伪满洲国参议府参议。
  
相较于罗振玉的直白,王国维则隐晦得多。
  
1912年,王国维写《读史二绝句》,其一云:
  
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
  
阮生广武原头泪,应比回车痛哭多。
  
师昭,指司马师、司马昭,“狐媚”语出后赵皇帝石勒批判司马氏父子“狐媚以取天下”语。阮生指阮籍,广武,为楚汉战争旧址,原头,即战场所在。阮籍登广武,长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遂“率意独驾,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
  
辛亥年的政治巨人是袁世凯。袁为顾命之臣而夺清室之权,王国维意在贬抑袁为“狐媚以取天下”的司马氏父子。辛亥堪与“楚汉龙争”相比拟的“革命”,在王看来,不过是袁世凯的“篡乱”。
  
在此之后,王国维又写《咏史》五首、《颐和园词》,追掉清室,贬斥无气节官僚。1913年,隆裕太后病死,王国维闻此作挽歌,“山河虽已异,名节固难刊”,一派“遗老”气象。
  
1927年,王国维投湖自尽,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段遗言,如何解释,争议至今,关键在于“再辱”二字。如果辛亥年王国维“东渡”不死,可做第一次“受辱”于革命党解,那么王氏遗言的含义,应当是,革命党北伐的成功,将再次羞辱这位“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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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罗振玉(1865-1940),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王国维诗词

《咏史》(1912年)
先王号圣贤,后王称英雄。
英雄与圣贤,心异术则同。
非仁民弗亲,非义士莫从。
智勇纵自天,饥溺思在躬。
要令天下肥,始觉一身崇。
百世十世量,早在缔构中。
黄屋何足娱,所娱以其功。
成家与仲家,奄忽随飘风。
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

罗振玉诗词

《元旦口占》(1931年)
二十年来国步频,握蛇骑虎阅艰屯。
低回苦忆承平日,迟莫俄惊大地春。
尚有故人同汉腊,且斟柏酒诵皇仁。
但期早勒湘江石,皂帽何妨老海滨。

注:本文撰写时参考了陈鸿祥《王国维传》、罗振玉《雪堂自述》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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