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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名实不符的“史学大师”?

文化 | 2014-05-21 15:1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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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先生近年已被誉为“历史学家”、“史学大师”,然而盛名之下,是否有相对应学术成就?学术评价只能根据其著述来判定,《伯伦史学集》一书将雷先生的主要历史撰述基本收录于内,只要客观、公正地加以审视,则可发现在所收各文中论点、论据以及学术方法,舛误充斥,实在乏善可陈。雷先生在宏观上,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不做深入研究和验证,而不惜削足适履;在具体问题上,对历史考据根本没有入门,却硬选难题,罔顾史实,随意定论,这是其治史的致命伤。学术界应当以学术理性的精神,重新做出公允的学术评价。

 

雷海宗(1902~1962)先生在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业甚早,而除1940年至1942年因随从林同济、陈铨等人形成学术、文化上的“战国策派”受到瞩目之外,生前在学术上不显于世。但自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对雷海宗的学术赞誉之声日益高涨,直至号称“历史学家”,甚至加以“史学大师”名衔。在学术史上,确有学者在世时声名不显,如清代的崔述,而历时愈久则越显现出学术造诣的精湛。雷海宗先生是否属于这种情况呢?查迄今所有的赞誉之词,颇少切实的学术依据。“历史学家”之类的名衔,不能随意滥加于一般的历史学科从业者,必当通过对其史学建树做出公允的学术评析。否则,其论文、论著原文俱在,迟早要经受史学史研究的严格审视。


一、 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的根本性谬误
 
雷海宗先生受到学术界、理论界的瞩目,实际缘于参加到“战国策派”内发表议论。当年“战国策派”的主张刚一出现,立即受到左翼学者从政治角度的严厉批判。“战国策派”的论说本来就是议论中国政治和国际政治,予以政治性批判并不为过。但作为“战国策派”理念基础之一的“文化形态史观”,特别是雷海宗先生的关于中国经过“两周”的历史循环论,应当予以理性的学术审视,廓清当前存在的随意发挥、无原则赞誉的理性迷失。“文化形态史观”是德国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历史观念,其特点是将世界不同区域的历史先验性划分为若干“文化”,并且为之规定从产生到衰亡的几个阶段。“战国策派”的林同济、雷海宗二人皆秉持这种历史观,以此构建宏观历史框架,而具体见解则稍有区别。 

 

雷先生热衷于构建历史体系的框架,却不肯予以认真研究和检验,表现为极端的主观先验论特色。他在1942年发表的《历史的形态与例证》 中,根据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提出历史发展必经的五个阶段: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但套用在中国历史,发现很难料理,不得已砍成两截,每截仍是五个阶段,于是宣称中国文化“独具二周”,“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以至最近为第二周”,并且列表说明。然而略一推敲,即可知其牵强附会、漏洞百出。例如:仅仅因为春秋时期有邓析、孔子等人,宋代有二程、朱熹、陆九渊等人,就定性为分别处于两个周期的第二阶段,稍有历史知识就能够看出这完全不伦不类。秦朝、两汉被置于第一周的第四阶段,晚明至盛清为第二周的第四阶段,那么二者有何共同特点呢?雷先生在列表中填写了汉代的经学训诂、盛清的汉学考证。用这样片面、皮相的比附来判定整个社会形态,十分偏颇。汉代的显学乃是今文经学、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论和东汉的谶纬学说,训诂学并非占据主导地位,岂能为了满足其中国历史循环论框架,就不顾最基本的历史常识?

  

更有趣的是:雷先生说中国文化第二周“在政治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只能墨守秦汉所定下的规模,但思想文艺上,却各代都有新的活动……”。政治如果无新的进展,只能意味着生造的周期及其阶段之说不能成立,但他却抽出思想文艺来为整个社会定性,于是在文章之中列表,把中国两个周期之五个阶段变成了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步的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裂时代,这样就把刚刚套用在埃及、希腊历史上的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时代五阶段也丢掉了。当然,即使做出如此变化,还是无法解释为什么董仲舒的天人学说、五德终始论、谶纬学说等十分畅行的两汉时期,竟然不归于宗教时代或哲学时代,而硬说是哲学破灭的时代?

 

早在1936年,雷海宗先生发表《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一文,就提出了中国已有两个周期的说法,而“第一周的时代各有专名,第二周的时代只以朝代为名”,这当然不像个周期循环的样子,但至少还未敢肆意牵强附会、硬立名目。而上述1942年的文章,就给“第二周”每个阶段定了专名,弄得更加混乱且前后抵牾,可见其学术见识乃沿着错误路径每况愈下,更深地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淖。

 

“既有第二周,也就可有第三周”,中国的努力方向是“建起第三周的文化”。 雷先生描述第三周的可能性时说:“如果能够作到,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可是按照雷先生的文化形态循环论,中国“第三周”文化的第一阶段,是应当属于封建时代或宗教时代,他自己在同一文章中已经描述这个阶段“是宗教的天下”,“团体和个人的许多例行事务,几乎都为宗教的规则所围范”,怎么可能会对“思想学术方面的前途就很可乐观”呢?看来,这里忽然又把刚刚制造的中国文化周期循环框架全都忘记了。


雷海宗先生对于文化形态史观的阐述,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错误倾向的集成,例如强行构建历史体系、随便臆测、生硬比附、罔顾史实而不惜削足适履,而且从表面性的个别历史现象就敢于得出宏观性结论等等。这些谬误的思想方法也表现于他的其他论著之中,均为历史研究的大忌。


二、评雷海宗的历史考证
 
热衷于先验地构建历史体系的学者,一般不善于、甚至不屑于做具体历史问题的考证,但雷海宗先生是个例外,2002年出版的《伯伦史学集》开卷第一篇即为《殷周年代考》,这是选取一个极其复杂、十分艰难的课题。众所周知,1996年开始的中国上古史“断代工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殷周年代”,经过调动多学科专家分工合作,投入大量经费和耗时几年,得出的结论仍被学术界许多学者质疑,可见其难度之大。但这个问题在雷海宗先生手中,则处理得无比简单。

 

关于周武王克商即周代开始之年,自古代至近现代早曾众说纷纭,据统计重要主张共有44种之多, 其中古代学者的说法就有12种。雷海宗先生认为重要的说法只有两种,即刘歆《三统历》记述的公元前1122年,与根据《古本竹书纪年》推算的公元前1027年,于是径直选定了后者。对其他重要说法例如《今本竹书纪年》的公元前1050年、《诗经·大雅》注疏的公元前1130年等等都一概抹去,这种做法从前提上就脱离了历史考据的规范。更须指出的是:即使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也存在不同的推算方法,按裴骃《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将“以至幽王”理解为幽王即位之时或理解为被杀之时,皆符合文义,例如学者姜文奎就曾提出“以至幽王”应当是截止于周幽王即位之时,他举出《竹书纪年》言“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就是截止到周穆王即位,“《纪年》既曰‘至幽王’,自应算至幽王即位止”。其余异说尚多,这里不作罗列。雷先生未对不同解说加以辩正,即按幽王被杀之时计算,率尔纵论,有失严谨。

 

雷先生考订周武王克商年代,所用方法十分特殊,他设定一代君主为平均25年,再修订每一王朝君主的世代之数来进行测算。那么这个25年一代的数量是怎么得出的呢?雷先生说:周宣王即王位是在公元前827年,至东周赧王共传位23代,按每代25年平均计算,应当共有575年,但实际是572年,“推理与实际之相差可谓微乎其微”,就这么定了。这只是文章的叙述方法,实际上确定每代君主平均25年而不是24年、26年及30年,那是用除法得出的,即以周宣王到周赧王共积年572年,除以23代,约等于每代24.869……(无限循环小数)。每代君主的平均年数,当然不方便拖着长长的小数点后数字,故约取为25年,但是君主在位的平均数能够这样来确定吗?这真能用于历史年代的考证吗?在社会上,有时人们习惯将30年看作“一代”,这只是一种约略的说法,不应作为考订任何历史问题的依据。至于君主在位的时间年限,受政局、寿命等多种因素影响,偶然性甚大,焉能定下每代25年之数而用于考证的依据?

 

雷海宗先生把自定的平均25年一代的数字,用于测算周代起始之年,认为“武王晚年得天下,相传七年即崩……故可不计为一世”,他又写道:
  

由成王至厉王八世,宜为二百年。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则周元当在公元前1027年左右,此与《竹书》所纪恰相符合。若以西周全体而论,则共为十世,合二百五十年,周元当在公元前1020年左右。《竹书》纪西周共二百五十七年,所差不过七年。若以二周全体而论,则三十一世合得七百七十五年。周亡之次年为公元前255年,是周元当在公元前1030年左右。……周元似当在公元前1030与1020年间,而《竹书》所纪为公元前1027年。推理与史录吻合如此,《竹书》所纪必为可信无疑矣。

 

雷先生似乎认为只要差距不超过10年,就算是可信无疑,但从历史考据的规则来看,同一测算年代的方法,在不同时段的运用而如果得出不同的结果,这种测算方法就应该抛弃。在具体史事发生年代上,相差二年也不能认为准确;而其方法不合考据规范,即使猜对了结果也不能冒充为历史考据。对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雷先生预定了《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作为目标,所取年数未加论证,而计算世系数目,又加以修剪,如对西周世系,就删去武王不算一世,但同时却将武王在位的年数计入总数之内,对其他朝代的计算也都如此,大有硬性拼凑之嫌。对实在拼凑不成25年一代的元朝、清朝,说成“此特殊之例外”轻轻避过或曲为回护,决不肯反思所定君主平均25年一代的主观臆想是否合理。


迄今为止,周武王何时克商?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笔者也不否定《竹书纪年》的记载有很大的可信度,但随着青铜铭文的不断发现,公元前1027年西周克商的说法,在分配西周诸王在位年限上已觉捉襟见肘,特别是与众多文献记述武王伐纣之时的天象完全不能相符。其他各种说法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因此,审视有关考订文章的水平,主要是看其方法的优劣。笔者认为:雷海宗先生在此项问题的考证上,根本未入门径,实难恭维。但何炳棣先生对雷先生的这项考订则大加赞誉,他说:“近代学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迟至1945年,瑞典汉学名家高本汉(Bemhard Karlgren)教授,在一篇论商代某类武器和工具长文,才放弃了刘歆1122B.C.之说,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国、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响甚大,一般称《纪年》武王伐纣之年为‘高本汉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东亚、在西方被普遍接受为绝对年代,从学术公道的立场,我们有义务称之为‘雷海宗的年代’。”

 

这是典型的欺人之谈:


第一,近代学人之中,最先笃信和引据《古本竹书纪年》而主张周武王克殷为公元前1027年者,是梁启超在1922年所撰的《最初可纪之年代》一文。这在1997年出版的《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中早已揭示,不容何炳棣先生不知。


第二,何炳棣称雷先生“以《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等资料证明《竹书纪年》1027B.C.之说之可信”,这很不合乎事实,因为雷文主要以每代君主平均25年的运算来附和公元前1027年之说,这是无法否认的。雷先生确实提到《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的个别资料,但他自己已经声明是作为旁证。《史记·鲁世家》因缺少鲁国君主伯禽在位的年数,无法用于准确的计算,《左传》提到的“商祀六百”、《孟子》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历史循环论说出的“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既是个约数,也难于凭信。


第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确实根据《史记·鲁世家》、《左传》、《孟子》的相关材料加上主观估测,认可源自《古本竹书纪年》的周元在公元前1027年,但是他针对W·P·叶慈“给每个王以15年的在位时间”来推算年代的方法尖锐地批评:“很容易证明这种计算实际上是多么愚蠢”,这恰好也是对雷海宗基本方法的批判,虽然他未必读到雷海宗的文章。因此,何炳棣说高本汉“发表了与雷文几乎方法全同的对西周年代的看法”,不仅违反事实,而且简直是厚诬前人。

 

雷海宗先生的另一考史文章是《汉武帝建立年号始于何年?》,这同样触及了十分复杂的问题,《史记》、《汉书》的许多记载,宋代司马光、吴仁杰以及清代众多学者的研讨,都涉及于此。现存资料中,《史记》的记载最早,可资考订的线索也较多,但关键的《封禅书》中的记述有所脱漏。《汉书》对相关史事多有记载,但为了弥缝《史记》的脱文,反而弄出讹误,增添了史料的纷乱和抵牾,加大了考订的难度。雷海宗先生考证这样复杂的难题,还是十分的简便,既不列述前人的研讨、也不梳理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仅仅将《汉书·武帝纪》与《汉书·郊祀志》的记述列表对照,然后随心所欲地挑拣和篡改史料,轻易地得出结论:汉武帝建年号是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声称“这是中国历史上年号制度创立的一年,值得大书特书的!”

 

雷先生的整个考订过程,充满了各种谬误,第一,雷先生对《汉书·郊祀志》记述史事的列表和解释,多有讹误。例如对汉武帝病重而居于鼎湖事,不经考订就随意填写于元狩五年,实际应为元鼎元年 ;关于在汾阴获得宝鼎,《汉书·郊祀志》在记述元鼎三年之事之后,又说“其明年,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其夏六月汾阴得鼎”,这是说“得鼎”是在元鼎四年。而雷先生却将此填表于元鼎三年栏目,似乎连“其明年”三字也没有读懂。第二,为了苟合己说,雷先生将《史记》、《汉书》都明言汉武帝生病后的“其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硬改为“其后二年”,加之已经错误地把武帝病于鼎湖之事件提前,于是“有司”的建议就从元鼎三年被前移到元鼎元年,这是极端武断地淆乱史实。而《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等叙述了“有司”奏请以“天瑞”定年号之后,接续“其明年”的事件都是元鼎四年的事件,例如“天子郊雍”、首次亲祀后土、在汾阴建立后土祠、巡游至洛阳、册封周朝后人等等,这些史实岂能都向此前两年挪移?第三,雷先生竟然定出一个“通则”强加于西汉:“因事改元,都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或次年,如元光元年为长星见的次年,元狩元年为获麟的当年;决没有在祥瑞发生后倒推上三、四年去改元的道理”。可惜汉武帝没有遵照雷先生的意见执行,元鼎以及此前的年号都是追认的、倒推的,汉武帝的纪年原先是每过六年改元,仅称一元、二元、三元、四元,至第五元的第三年(元鼎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数”,才给前四元命名年号,即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除“建元”不属于祥瑞之名外,其余各元只要是在此六年内或前一年出现的祥瑞,都可以作为年号的名称,如“元朔”名号乃得之于元朔最后一年的“朔旦冬至”,即“不仅朔旦与冬至重逢于同一天内,而且还回归了同一时刻……这种天象远隔七十六年始的一遇”。因此“元朔”元年年号,乃是根据六年后的所谓“天瑞”而倒推定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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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雷海宗的世界史与中外历史的综合构想


在世界史与对中外历史的综合认识上,1949年之前雷海宗先生是秉承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这在上文已有评析,此不多赘。但1950年之后,他已经不能公然坚持原有观念,因此在世界史教学中,雷先生所叙述的都是一般性教科书内容,没有多大的学术特见。1956年在世界上古史教学大纲的讨论中,才对中外历史的综合构想提出新的见解,并且写出作为教学参考材料的长文,即《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和土著世界》。本文比较细致地梳理古代欧亚大陆游牧部族与“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试图提供研讨宏观历史的另一角度,认为游牧部族对世界文化贡献很大,如马匹使用上的推广,如服装的特有设计,如起到亚欧之间交通媒介的作用等等,对历史教学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在当时不失为一股清新的空气。但重视游牧民族的历史作用,不是雷先生的发明,西方早有史家作出先例,“文化形态史观”本就强调“蛮族”侵扰的重大影响,甚至据此划分历史阶段。

 

雷文之中“土著”这一概念含义有些模糊,因与“游牧”对应,似指基本定居的农业民族。一般说来,古代定居的农业民族的文化要比游牧民族先进,古代世界文化的重大进步,主要是定居民族创建的。游牧民族对定居民族的侵扰,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但这一过程中也会使游牧民族学得一些先进的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世界史学科偏重对定居民族的研究是合理的。而从雷文的描述来看,似乎定居民族完全处于历史的被动地位,这是单单从进攻和防守的战争眼光来思考历史,观点已有偏颇。更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先生的论述从“土著”与“游牧”的民族关系上切入之后,随即犯了习于构建历史体系的老毛病,夸大这种古代民族关系的历史地位,将之认定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关键,他提出:“6世纪末,570年左右,由中国到罗马扰攘了几百年的游牧、土著关系的澄清,是最恰当的此种标帜,所以我们把上古史的学习就结束在公元570年的分界线上。”这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雷氏认为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都在公元570 年前后解决了游牧与土著之间冲突的问题;第二,认为这具有划分世界历史发展阶段的标帜性意义。但是,公元6世纪时真的解决了游牧部族与“土著”地区的冲突吗?答案是没有。至13世纪蒙古族政权的世界性扩张,这是极其明显的问题,照雷先生的标准上古史要下延到13 世纪了!但雷先生居然视而不见,随意将上古史下限定在了公元570年,既曲解了古代历史,也未能贯彻他自己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雷海宗先生提出对游牧部族予以一定的关注是正确的,但随意夸大其历史地位,就滑向了荒谬。雷先生将中国上古史下延至南北朝时期,是史学界不能接受的观点,因为中国的文化在两汉时期就已奠定基础,政权建设、经济制度的成熟化,儒学地位的树立,史学、文学的繁荣,都是在汉代初具雏形。既然文明发展在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并不平衡,所以也没有必要统一划定各地区的上古史时段,划定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主要应看其内部的社会状况、阶级关系,不当以民族之间的关系为标准。

 

《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和土著世界》传播了不少古代游牧民族的具体知识,但其中也有重大错误,错误中显现出治史态度的不严谨。例如文中将中国殷周时期猃狁、鬼方、昆夷、犬戎、西戎等等许多部族一股脑归于一起,都说成是秦汉时匈奴的前身,认为“以上这些名词,如鬼、昆、混、犬、畎、串、猃狁,实际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转,只是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已”,这是非常武断的谬说。1915年王国维发表《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通过罗列古音韵的字音转变,将三个名称的上古部族说成一族。但这是错误的,拨正其误者是西南联大王玉哲1943年答辩通过的硕士论文《玁狁考》。文章反驳王国维并且得到答辩中各位教授的高度赞扬,这在校内应是很轰动的事情,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雷海宗先生岂能毫无所知?王玉哲接着曾又发表一篇《鬼方考》,进一步否定了王国维的说法,并指出了王国维在研究方法上的错误 ,此文获得当时教育部1945年度的学术发明奖金,这是整个史学界给予的肯定,雷先生也应有所闻知。王国维只是主张三个上古部族的同一,还设法做了很多论证,雷海宗先生之文把王国维的错误大为扩充,却什么论证也没有。此时(1956年)王玉哲教授也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已为全国驰名的上古史专家,而精通古音韵、古文字的造诣,更居于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家之列。雷先生与王先生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居所也近若咫尺,遇到这种涉及上古部族问题时,雷先生理应与王玉哲先生商讨,而中国上古音韵学是很艰深的学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雷先生稍懂此学,焉得肆口言说“鬼、昆、混、犬、畎、串、猃狁,实际都是同一名词的音转”?由此可见,雷先生对待学术问题也太轻率了。

 

《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源自雷海宗先生的一次讲座,随之发表于《历史教学》1957年第7期,其中关键之处是表达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是否经历奴隶制社会的怀疑。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相当敏感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必然经过奴隶制社会、中国是否有过奴隶制时代?这是十分复杂的历史问题,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即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辩,辩论双方都提出过许多事例与理由。

 

从学术的角度言之,判断几千年前的社会状态、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决非易事,需要进行缜密的理论思维,更需要艰苦地发掘、考订和准确地解析历史资料。雷海宗先生直接讲出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古罗马具备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度,其他欧亚古国皆难以确认为奴隶制社会。这种提法具有引发学术思辩、推动历史研究的积极作用,但雷先生自己却未经缜密研究,仅摭取一些零散事例,就凭个人的解释和发挥得出宏大的结论。这个直率的做法从另一角度观察就等于轻率。此与另一史家黃现璠的做法进行对比,即可了然。

 

几乎与雷海宗对奴隶制社会发表怀疑的同时,黃现璠于1957年6月印行《广西僮族简史》一书,从广西壮族历史的研究中提出有些民族未经过奴隶社会,论证中充满了具体历史状况的考订和清理,虽为个案,但有力地挑战了关于人类社会必然经历奴隶制社会的学说。随后,他对整个中国的上古史做出多年的清理、考订和研究,最终写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其中对西亚、印度、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的上古社会,也作了深入研讨,从多种语言文字源流与社会地位上查考被称为“奴隶”群体的身份,谨慎地做出鉴定,认为在整个世界的上古,都不必然经历奴隶社会。而雷海宗先生显然未进行这种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其敷陈的事例和主张都缺少坚实的证据,却有很多颇具争议的提法、臆想的成分和讹误的观念,例如:试图以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划分古代的历史阶段,是浅层的方法,没有多大实际意义;认为“农民都是善于消极抵抗的,统治阶级只要叫他感到不满,他就会怠工、破坏、故意减产,除了自家糊口外一粒无余。所以农民一般是不能奴役的”,这纯属臆想;对于生产力,雷海宗仅仅重视生产工具,认为劳动者的“技术经验只是一个假定数”,因而否定人的作用,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另外,在对具体的疑难之处缺乏深入研究的状态下,雷海宗先生同样急于构建新的认识体系,他先是主张以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划分古代历史阶段,又考虑这种提法不能表达社会性质,遂又提出“依社会性质,这两大时代可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部民社会、古典社会、封建社会”,却紧接着又说此乃早就具有的说法,“并无大的毛病,但也无深奥的道理”。如此游移不定、迟疑不决的态度,难言其具备学术底蕴。


应当指出:到今天为止,历史是否必然经过奴隶制时代、中国是否有过奴隶制社会,学术界仍在辩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被学界简称为“有奴”学派与“无奴”学派。当初,“有奴”学派的主张,是一种概略的、粗线条的论证,在政治因素的参与下成为不可冒犯的主流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与主流不同的主张也是粗线条地概略表述,结果将无缘产生学术效应,因此必须做艰苦、深入的详细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黃现璠教授为代表的许多学者,以细致的具体考订结合宏观的考察,强化了“无奴”的理念,迫使“有奴”学派也进入细致考索和理论修订的状态。胡庆钧、廖学盛主编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 一书,就是从细致考察凉山彝族的社会历史起始,扩展到对中国上古史、欧洲上古史的探讨,得出“奴隶占有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结论,并且提出“授产奴隶”、“分居奴隶”等值得注意的理论性概念。其思路历程,也是从深入考察一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而切入,随之扩展开来,竟与黃现璠的治学路径惟妙惟肖但观点相反。这场学术论辩,一时还难以得出最后结果,但论辩的意义在于:双方都会对社会历史的理论有所阐发,对上古世界社会群体的身份地位予以考释,在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探索上、在具体历史事物的清理和考订上做出成绩,这才是值得赞许之处。但雷海宗先生在与政局形势不协的条件下,粗放地提出逆反的意见,不可能取得发展理念、考明史实的效果,因此他对“无奴”学派也未能做出实质的贡献。

 

综上所述,如果实事求是地从学术功力是否深厚、逻辑理路是否缜密、治史态度是否客观、论点论据是否确凿等标准衡量,雷海宗先生的历史学成绩实为乏善可陈,相当平庸,远离“历史学家”的头衔不可以道里计。


五、雷海宗“走红”问题简析

雷海宗先生长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尚十分缺乏世界史学术人才的条件下,就在大学宣讲世界历史课程,其贡献不可一概抹杀。他的论文论著虽多有讹误,但也不乏富于启发性的新颖提法。 雷海宗并未自诩为历史学家,他在史学上的讹误已经时过境迁,现今也无人承袭,若无他故,原本没有细致指摘的必要。但是在某种人为地竞相打造偶像的风气下,历史学科的世界上古史专业恰恰缺乏如同中国古代史之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陈垣那样年辈相当的学术大家,于是雷海宗先生被强抬上轿,意外“走红”,被捧上了学术大家的地位。加之某些争名声、争利益需求的推动,循环炒作,越闹越热,以至于学术理性逐渐流失,不仅人云亦云酿为惯例,甚至竞相捧场,过甚其辞。例如王敦书先生在1988年发表介绍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的文章中,指出“雷海宗的历史观与施宾格勒、汤因比的理论观点一样,在本质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具有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的色彩”, 这不失为具备学术理性的分析。但随着“挺雷”热度的逐年上升和学术理性的缺失,连明显荒诞的“战国策派”观点,也不断出现曲为辩护之词;雷先生不合规范的所谓“历史考证”,也被一些人吹嘘为史学佳作;连雷先生“脑子特别好”因而大脑被天津市总医院留作标本这样无知的谎言,也被信以为真。雷先生论文、论著白纸黑字,水平如何是明摆着的,史学专业人士只要细读,即可认知。如果哪位学人在无理性的喧哗中被抬举为学术大家,并无相应的学术成就支撑,那将使学人感觉到所谓“大家”,乃可随意打造,不必具有真正的学术贡献,这对学风的影响不可忽视,此为学术的公正性、严肃性所关,不得不明辨之。

 

在随风赞扬雷先生史学成就的群体中,有人是出于对其遭受政治挫折的同情,于是道出泛泛的褒扬之语。但应当理性地认识到:学术建树与政治境遇毕竟不在一个层面,我们不能因为政治方面的同情就用学术的捧场来弥补。

 

有人是出于对老一辈教师的尊敬之心,或者早年得到雷先生的某些惠顾。这种尊师、感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应知尊师不是只尊敬成名成家的教师,所有尽心为我们传授知识的小学教师、中学教师,都应当从内心予以尊敬和感谢。同时,我们也不能将自己尊敬的教师,都鼓吹为学术大家,否则,学术史将会是何等的混乱无序!

 

也有一些人根本不明底里、不知详情,被盛情邀请而作应酬性赞誉,但三番两次的应酬也就积重难返,被裹挟其中,一发不可收拾。

 

无论是学术评议还是社会舆论,在某种社会背景或情绪化的波潮涌动下,都可能出现众口一词的暂时“理性缺失”状态,当然其中不能完全排除隐藏了少数人的利益驱动因素。因此,学术研讨必须强调客观公正和保持学术理性的原则,提倡深入审视、实事求是的学术评价,决不可随波逐流,避免被裹挟于错误的话语之中而尚不自觉。

 

雷海宗先生主要治学活动是在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阶段)与南开大学两校,当年清华大学名师众多,雷海宗根本排不上学术“大家”的座次,何炳棣透露出当年陈寅恪、吴晗等人对雷海宗学问的鄙视,雷先生所主讲的中国通史课程仅列于不大适合史学专业学生的乙组。在赵俪生教授回忆中,对雷海宗的讲课内容不免有所贬抑 ,均可反映真实状况。而雷先生在南开大学仅工作5年,至1957年就结束了学术活动,无论学术成果还是对南开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都远远不及同辈的吴廷璆教授,也比不上年纪轻些的杨生茂、俞辛焞、张友伦诸教授。因此,仅仅在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范围内,肆意抬高雷海宗一人的地位和作用,也是极不公允的。当前,依据真实的历史资料,以学术理性的精神冷静审视以往的议论,客观公正地评析历史学的全部历程,重新评价近现代史学界的人物和事迹,这是中国学术史与史学史学科的要务。


(作者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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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武帝纪》记载元鼎元年、四年都曾获得宝鼎,雷先生之所以造出“因事改元,都在事件发生的当年或次年”的规则,是为了否定元鼎四年得鼎,但正好是取错弃正。元鼎四年得鼎有十分丰富的证据,《史记》、《汉书》多处描述,汉武帝为此发布制诰,明言“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稍一推算即可知是元鼎四年,决无疑义。至于《汉书·武帝纪》记述的元鼎元年“得鼎”,孤零一条,朝廷无任何相应举动,司马光早已考订为“误增”。不知为何雷先生在相互歧异的史料之中,专取讹误的一项。
  

雷先生此文刚一发表,立即受到日本学者藤田至善的严厉驳斥。藤田至善为京都大学教授,见到《清华学报》1936年11卷3期的雷文,很快就在《东洋史研究》1936年2卷1号(1936年10月出版)发表《漢武帝の年號制定に就いて : 雷海宗「漢武帝建年號始於何年?」の批判》一文,对雷文作了逐条的反驳,论定了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建立年号的近真说法。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当然不能苛求每个发表议论者都完全正确,古代、近代学者考订汉武帝建立年号者,多有结论的错误或偏差,关键在于考订方法是否合乎考据规则、治史态度是否实事求是。雷海宗先生对《史记》最基本的史料也不多加搜集,对前人的研讨也大多置若罔闻,更随意地修改史籍明确记述的年数,已然脱离考史的基本理路。
  

考订汉武帝建立年号问题,其难度很不寻常,近代学界不乏历史考据大家如陈垣、陈寅恪等,但都未曾着手考证此事,盖缺乏全面梳理有关史料和前人研讨的条件,难以获得满意的结论。直至2009年,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发表《重谈中国古代以年号纪年的启用时间》 ,用5万字的篇幅才梳理和考订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其中既解释《史记·封禅书》相关记载之文的脱漏,也考明《汉书》为之弥缝造成的舛误,更清理了历代学者的考释,将年号建立的过程疏解清晰,许多歧异的记载得以辨析,还特别指出年号“元朔”名称的来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汉武帝初期是每六年改元,第五元之第三年(即元鼎三年),因有司之奏议追认了前四元(共24年)的年号,依次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第五元虽已三年,仍未有年号,次年得鼎于汾阴,方确定年号为元鼎。但所有这些年号皆用于追述往事,并非用于当时的纪年,朝廷发布诏令时均不采用,此后的“元封”年号依然如此。至“太初”建号,方正式用作纪年,而此后也改为每四年改元的体制。总之,追认年号自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开始,但年号并不用于当时的即行纪年,只用于追述往事,尚不是年号纪年制度的确立。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才真正开始实行年号纪年。考订西汉建立年号纪年制度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而雷海宗先生本不擅长历史考据,染指如此艰难的问题,可谓无知因而无畏。


三、析雷海宗对中国历史的见解
 
雷海宗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论述和讲说,数量上超过了涉及外国历史的内容,其中大量属于课程讲义、一般历史知识、文献知识的叙述,此中时或也有零星的个人见解,但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评述。除上文论及的关于文化形态循环论历史观和历史考证之外,雷先生还撰有一些学术独见的论文,如《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司马迁的史学》等,值得注意。为行文方便,我们先来看《司马迁的史学》一文,此篇发表于1941年,全文对《史记》作出了空前的全盘否定,其主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指出《史记》的记述史事大量失实,且举出若干例证。这个指责在具体史实层面是正确的,但雷先生的总结和评论上则很片面。《史记》记事有不确之处,这是自古以来学者的共识。唐、宋之后,学者对《史记》的载事讹误的具体指摘日益增多,清代历史考据学兴盛,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一书达36卷,专门指摘《史记》记载史事的疏误。但所有这些学者,都没有全盘否定司马迁的史学成就,原因在于《史记》毕竟系统记载了自上古直至汉代的许多真实史事,创造了纪传体的史籍编纂方式,其功甚巨,不容抹杀。至于记事讹误很多,自然是司马迁史学的局限,但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局限,西汉时期还没有形成对史实精密考订的史学意识,撰述书史的方法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即对不同文献的异同记述进行调和和拣选,无论经学、史学亦皆如此,这在顾颉刚1935年发表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和辨伪》 中早已阐释。对于《史记》这样开创性的著述,指出其中若干讹误而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允当的,况且雷先生列举的事例和依据,无一不是取自前人的考订,如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邵泰衢《史记疑问》、顾炎武《日知录》等等,并非自己的发现, 也未注明原作者和原出处。近代学人引用前人的成果若偶未注明,不必过于纠摘,但似雷文这样引录如此多项前人的考订,却对来源含混不言,岂无掠美之嫌?

 

第二,雷海宗先生认为《史记》大量抄袭旧籍,而且很不善于抄袭,即该抄写者多有未抄,而寡要之文、荒诞之说却抄写不少,自然也举出一些实例。这确实是《史记》作为史籍所存在的问题。在汉代,扬雄即指出司马迁撰《史记》有“爱奇”之弊,即采用传闻故事,载事驳杂。历代学者对《史记》之中许多新奇有趣故事和上古传说,做过质疑和考辨,如对春秋时孙武的讲述、晋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等,都因《左传》未有此等记载而深被质疑。而《左传》载有的重要史事,也有不少未能载于《史记》,东汉经学家颍容的《春秋条例》一书,即曾批评司马迁述史与《左传》每有出入,“尤多阙略” 。因此,自古就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未曾见到《左传》一书,甚至认为西汉前期《左传》并未行世,如刘知幾即言“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至于清代、近代,则形成怀疑《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说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就力倡此说,这种见解已经走向了另一极端。平心而论,司马迁受刑之后著书,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是得到了朝廷认可和支持,不一定具备大力查寻资料的条件,他在《史记》中提到《左氏春秋》,却未言曾经阅读,与明言“予观《春秋》、《国语》”有所不同,故司马迁完全可能未曾见到《左传》。因此,如果根据《左传》的记载考订《史记》具体史事记载的疏失,属于有益的学术研讨,但若据此攻击“司马迁对古人古事可说完全缺乏了解的能力”,谴责“司马迁抄袭术的低劣”,则显得极端的刻薄。

 

雷先生指出《史记》记述周宣王事迹过简,没有综合《诗经》的资料整理出周宣王的功业,此言近是。但在《史记》之其他篇目如《秦本纪》、《鲁周公世家》等,也都记载周宣王事略。《诗经》中哪些是关乎周宣王之诗,其含义如何?至今尚有很多争议,难以贸然引为史事根据。宋人赵与峕《宾退录》批评了《史记》记载周宣王事迹“不若《国语》之详也”,而同时也说:“周宣王中兴之贤君也,然考之于《诗》,曰箴、曰规、曰诲、曰刺,不一而足,第序《诗》者不能直书其事,故后世儒者无敢訾议。”可见《诗经》中的相关资料较难判定和利用。后来史家撰著的先秦史书如宋代苏辙的《古史》、清代李锴的《尚史》等等,均与《史记》类似,也未能作到详述周宣王的事功。因而我们可以按照史学的标准评议《史记》的缺陷,却不该脱离历史条件的分析对司马迁横加贬斥。

 

第三,雷海宗先生认为《史记》对秦汉之间人物的记述十分生动,但都是抄自陆贾的《楚汉春秋》一书,而凡无书可抄的叙事之文“几乎都是空洞虚弱的”,除非是“有牢骚可发时,才有可观”。这就是说,司马迁连写作文笔也是很拙劣的。雷先生的这个观点前无古人,但是并不正确。司马迁撰写《史记》,自然会将汉初陆贾的《楚汉春秋》作为史料来源,但雷文说“全部《楚汉春秋》除次序的变动外,大概一字不改被收入史公的作品中”,则全然不符事实。查《史记》三家注援引《楚汉春秋》之文,多与《史记》之文不同,有的叙事根本不被《史记》采纳,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述“三老董公”拦路向汉王刘邦说义帝之死事,没有采取《楚汉春秋》之文“董公八十二,遂封为成侯”。笔者实在不明白:雷先生在作出论断之前,怎么也不读读《史记》的三家注而稍稍做些对照呢?

 

《史记》记述陆贾撰书,向汉高祖“每奏一篇,帝辄称善”,雷先生就说“可见陆贾是一个善于文词的人”。但陆贾上奏的是他的《新语》而并非《楚汉春秋》,汉高祖“称善”乃因其政治见解合意,与文词优劣无关,更丝毫不能证明司马迁全部抄录其文。这类淆乱史实的评论方式,岂不是自欺欺人?《楚汉春秋》到宋代仍存于世,如果《史记》全部抄袭其书,为何汉代学者“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为什么批评司马迁的汉明帝也承认“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答案只能有一个,即司马迁《史记》的文笔之优乃有目共睹,自古以来除雷先生之外再无一人予以否定。从此篇《司马迁的史学》对《史记》的全盘否定来看,雷先生的史学评论,极为欠缺实事求是精神。


雷海宗先生对中国史的研讨,以《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为重要代表作,《中国的兵》一文主旨,在于叙述中国自先秦至东汉末年的军事状况,从而树立这样的观念:“由春秋时期到汉代的发展经过,总括一句,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西汉之后,军制越来越堕落,从征兵制度变为募兵制,令防御外部侵略的能力大为降低。其结论是战国时期的征兵制最为优越,汉代以后的募兵制是国力衰弱、民族屈辱的根源。此文虽多臆测无据之词,但特别关注军制问题,不无历史研讨的启迪作用。不过,作者偏颇地以军事制度为核心来看待历史,不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上寻求军制变化的原因,反而将国力盛衰归因于军制,则是根本性错误。实际上无论古今,军力的强弱主要决定于经济力量的大小、经济的构成,以及经济与政治机制的组合、运行状况,片面夸大军事制度的作用乃是浅薄的历史认识,这是无论文人学者还是军队官员都应当懂得的道理。不仅如此,雷先生所谓的军制,只是纠缠于“征兵制”抑或“募兵”等兵士来源问题,似乎用什么方法解决兵士来源就是军制的根本性质,这也是大错特错的看法。军事制度的核心,在于军队的组织方式、管理体制、训练和教育内容、奖惩与升迁的规则等等,这要比征兵、募兵等兵源来历问题更为重要。在战争中,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因素很为复杂,其中一个较大的因素,就是包括军队在内的官场政治是否清明。古代中国军力软弱的王朝,大都由于君主与将领的权力纠葛、军内将官与普通兵士之间的利益对立所导致,很难想象在君主长期严密防范将领、将领长期欺压和剥削兵士的条件下,军力还能保持强盛状态。

 

在雷先生看来,征兵制是绝对的好,古代王朝因废黜征兵制而衰弱化,“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这是本末倒置的谬误观点,须知能否实行征兵制,不由统治者的意志所决定,乃受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综合制约。“征兵制”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统治政权能够有效施行“编户齐民”的社会管理,而黄巢起事、李自成起事等等,根本没有“征兵制”的条件,但其军力却横扫中国;朱元璋起兵和建立政权初期也无法实行征兵制,但却削平诸雄、驱灭元朝,这充分说明军力强弱与征兵制没有必然关系。第二,兵制必然受政治局势和经济体制的制约,被雷先生视为“半征兵的府兵制”之所以废止,就是因均田制的解体而导致。因此,即使能够维持统治秩序的政权,也以多种方式解决兵源问题,如明朝“弘治二年,立佥民壮法,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五人,五百里四,三百里三,百里以上二。有司训练,遇警调发,给以行粮,而禁役占、放买之弊。富民不愿,则上直于官,官自为募,或称机兵”。这就是征兵与募兵的结合,另外明朝还定有身份制、职业化的“军戶”。近现代军事技术与军事装备对于军力的影响加大,雷先生所鄙视的职业兵也就越发重要,各国都设置许多军事院校来培养这种职业性官兵、军种,即为明证。

 

雷海宗先生对于“兵”的论述,在整体上是错误的,而在具体史事的叙述上,也常常凭空臆测,甚至曲解史料。例如《论语·季氏》记载孔子“君子有三戒”之言,其中“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意思十分明白,这是说人们在某种年龄段之时要注意防止武力争斗。但雷先生为了证明春秋时期人人勇敢善战,却解释为“他们要‘戒之在斗’,必有‘斗’的技艺与勇气……”这真匪夷所思的逻辑!照此说来,如当时下令不许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岂不也是必有抗日的“技艺与勇气”?《吕氏春秋》记述秦穆公曾有恩于一群“野人”,后来在与晋国的韩原之战时,得到三百多野人的意外救助,因而取胜。雷先生为说明春秋时期必有平民参军,即称“由这个故事我们可见韩原一战,秦国军队中最少有三百个平民出身的军队”。史料中清清楚楚写明这是“野人”,怎么就说成“平民出身”的兵呢?

 

《无兵的文化》一文拉杂地讲说汉代至南北朝的官制、改朝换代、人口与治乱等等,杂糅最表层的中国历史知识、斯宾格勒的历史理念、道听途说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等等,不知要领何在,甚至文不对题。既然题目是“无兵的文化”,那么雷先生至少应当解释:《孙子兵法》以及曹操对此书的注释,为什么也属于“无兵的文化”?据《隋书·经籍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上百部兵书,为什么文化上还算是“无兵”?但雷文对此无一字述及,而在叙述官制之时,也对汉代以后权势甚大的“大司马”、“大将军”等军事官职避而不谈,文章对官制说到南北朝时期为止,似乎也是因为无法面对隋唐之后官制中有了六部之一的“兵部”。大概雷先生以为,他叙述官制避而不谈军事建置,就算是中国古代“无兵的文化”。

 

1939年,雷先生以《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二文为中心,将以前发表过的《皇帝制度之成立》、《中国的家族制度》、《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等文改换题目,加上一些新撰之文,合集出版,题书名为《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这被视作雷先生的代表作。各文意在梳理中国古代社会的几种传统文化,但目的是寻求将中国历史套入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框架的方法,因此可视为后来宣扬“战国策派”历史观念的预备阶段。各篇文章固然也讲出一些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史实,但总方向既然错误,具体观念就多有纰缪,例如《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对秦始皇的暴政帝国情有独钟,频加赞誉,称推翻暴秦者是“反动的势力”。《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开篇就对当时世界大势做出预计,认为各国政治都要走向独裁,所有这些见解都是按文化形态循环观念“套”出来的。《皇帝制度之成立》发表于1934年,这里已经推崇专制君主使用暴力维持的集权、一统,暗示中国需要参酌皇帝制度建立新的元首制度;《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发表于1936年,已经基本形成中国历史两周循环的轮廓。因此,有些文章为“战国策派”的主张辩护,称其违背民主的政治主张和“战国时代重演”的说法,是产生于全国抗日战争的背景,情有可原。这完全不合乎史实,抗战的背景不过使一批这类主张的人结成群体而更加活跃而已。

 

雷海宗先生的中国史论述还有很多,但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问题上,都不时出现按照自己意志曲解史料而随意发论,这是其治史生涯中的致命伤。例如《章学诚与蓝鼎元<饿乡记>》一文,本于其家所藏清代河北永清县人贾澎手本《耕馀集》,发现被章学诚录于《永清县志》的贾澎《饿乡记》,原来是剽窃康雍间名人蓝鼎元的作品。章学诚不仅失察,而且还当作贾澎之文予以修改,并称赞“其命意立志,矫矫不同于流俗矣”。雷文将蓝鼎元原文、贾氏手稿与章学诚录于《永清县志》的文本,予以列表对照,主题本应是揭示贾氏的剽窃,并且批评章学诚的失察,但雷先生议论的落脚点,却是为章学诚争取一部分“著作权”:“实斋增删更改处甚多,几可称为章氏饿乡记。”“章氏饿乡记”的提法已属无聊,而雷文更引出一个怪戾的伪问题:“并且关于《饿乡记》一篇,他实际是在改正鹿州(蓝鼎元号鹿洲,雷文此处有错字——笔者)的文字,至于他是否有资格为鹿州的师保,或改后的文字与原文孰优孰劣,那只有请文学批评家去判断了。”明明是章学诚孤陋寡闻,误将剽窃之文当成贾氏之作,但雷文竟然提出章学诚改文的“资格”和与原文比试“孰优孰劣”的讨论,这岂不是对被剽窃者蓝鼎元的进一步伤害?荒唐无理,莫此为甚。本有文献学价值的论题,也被弄到是非颠倒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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