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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面蔡东藩:文人救国岂止在文章?

文化 | 2014-06-04 16:4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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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杭州萧山临浦镇体育馆广场上的蔡东藩铜像

 

萧山临浦镇体育馆广场上,立有四座名人铜像:贺知章、汤寿潜、葛云飞、蔡东藩。这四位均是萧山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萧山人的骄傲。


简而言之,贺知章(659-744),唐代著名诗人;葛云飞(1789-1841),清道光年间抗击英军的民族英雄;汤寿潜(1856-1917),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活动家。


那么,蔡东藩(1877-1945)呢?


一度,他是才子,是枪手(替人代考),是知县,是编辑,是作家,是郎中,是实业家……然而,近阅蔡东藩生平事迹,发现蔡东藩其实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人生中几个重大转折,紧紧扣住时代脉搏,他的一生,有意无意地,走的是一条救国之路。


清官救国


“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


蔡东藩的当官之路具有传奇色彩,其中的迂回曲折,阴差阳错,如同一折一唱三叹的戏文。


蔡东藩自小聪明绝顶,据说,他五岁时与父亲一起到临浦镇上一家商店采购年货,因为家贫,买不起好东西,挑白鲞挑了几片最小的。无聊店主于是出题刁难:只要你对得出我的对子,这白鲞便送给你了。上联:“三片小白鲞”。蔡东藩从容对曰:“唔个大乌龟”——萧山方言,“唔”即是“你”,“唔”又与“五”同音,完美的双关,令人拍案叫绝。


——关于这则故事的真伪,有人说,不过是后人的无稽笑谈。后来我在萧山所前镇访问蔡东藩的小孙子蔡福绥,老先生轻敲八仙桌,眯起眼睛,笑而不答……


真的?假的?其实无关宏旨,蔡东藩“才子”美誉最有力的证据是,光绪十六年(1890)他考中秀才,年仅十四岁,在当年的临浦秀才里年纪最小,名次最高。


次年,蔡东藩经友人介绍,到杭州旗下营一个满族人家里做“家庭教师”。这家人是书香门第,“藏书颇丰,任其浏览”,少年蔡东藩在此开阔视野,大长见识。他在旗下任教九年,九年里参加了三次举人考试,前两次是为还家庭债务,以“枪手”身份替人代考。在当时,此举危险极大,一旦揭穿,弄得不好人头落地。有意思的是,作为“枪手”,蔡东藩两次进考场都中举,第三次,他以真实身份入考场,结果却毁在一碗鸡汤上。


话说1899年那场乡试,适逢中秋前夜。当时他的两个学生均已考中秀才,学生家长为表谢意,第二天一早拿了月饼、鸡汤前来慰问。推让之际,鸡汤泼溅,不慎将试卷弄污,重抄已经来不及了,结果名落孙山。


乡试三年一次,机会难得,1902年,已经回到临浦的蔡东藩再次进考场,此去志在必得,不过老天又开了他的玩笑,蔡东藩再次落榜,原因说出来简直难以置信:“天气酷热,大汗淋漓,试卷汗渍斑斑。”


关于“鸡汤事件”和“汗渍事件”,后来也有人提出质疑,特别是前者,“乡试”考试制度之严,犹如当今之高考,外人怎么可能进去,又何来“鸡汤污卷”一说?不过,所谓传奇或许就是这样,事实与戏说,历史与演义,贯穿交织,相辅相成,如此方才得以流传千古。如果我们将蔡东潘的这两次匪夷所思的落榜视为他传奇人生中两个耐人寻味的注脚,岂不有趣?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


“学而优则仕”可谓书生的必经之路,此后蔡东藩在临浦一边教书一边苦读,耐心等待三年之后的下一次考试。然而他的当官梦又化为泡影。1905年,清廷一声令下,将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了。


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内忧外患,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八国联军以坚船利炮打入中国。国破之后,便是家亡,泱泱大国,哀鸿遍野,民不聊生。1909年,清政府困兽犹斗,因为意识到满朝文武多半老朽,便组织各级书院,举行了一场以选拔人才为主的“优贡”考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蔡东藩的机会来了。


1909年秋的这次考试,蔡东藩录取为“优贡”,次年进京,后被分派到福建任“知县候补”。官是微不足道的芝麻小官,至少从此报国有门,只是官场的黑暗腐败,令他始料不及。书生耿直,岂肯同流合污,眼见“候补”的日子遥遥无期,不久便学了袁子才,拂袖回乡。


然而蔡东藩到底不似袁枚洒脱,没有随园可供吟风弄月。他只能在驿馆将愤恨诉诸笔墨:“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我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果再枉道以求官,那等于为国添一蝇苟,即为国家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以。”


这段文字简直是他一生的座右铭,与其初中秀才时的壮志凌云可谓“一脉相承”。当年临浦镇上有望族邀其赋诗,大庭广众之下,有老者夸赞其“临浦才子”,不想少年听后却公然拂袖而去。为何?临浦小地方,算什么!言外之意是有朝一日要鱼跃龙门,蟾宫折桂,要做中国的“才子”——可见其风骨之傲然。


然而二十年后,清官救国的使命尚未开始,即已结束。可叹,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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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教科书里的浩然正气


近来,频频登录“孔夫子旧书网”,为的是两本一百年前的教科书:《中等新论说文范》、《高等小学论说文范》(以下简称《中等》,《高等》)。不过,寻寻觅觅,至今未果。书当然是有的,只是残的残,破的破,难得有一套四本的《中等》,品相完好,却被人先下手为强。而《高等》则如乱世中失散的儿女,流落在全国各地。


我没有收藏古书的爱好,之所以对百年前的教科书发生兴趣,除了两书与蔡东藩有关,也为了解开一个疑团:书中词句是如何的激进,大胆?言论到底有何不当之处?特别是经蔡东藩修改后的《高等》,竟然引发了一场中日两国外交史上的纷争!


在细说事件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个人:邵伯棠。邵伯棠是蔡东藩的同乡,字希雍。此人也是一位饱学之士,长期在上海会文堂书局做编辑。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的“教育救国”论却一直在持续发展,清政府将各级书院改为高、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术”。既然是新式教育,教材当然不能是因袭守旧的四书五经,编写新式教材成了教育界的当务之急。邵伯棠与时俱进,着手编了《高等》,原来打算续编一本,但因为事杂体病,难以为继。此时蔡东藩恰好从福建回乡,路过上海,邵伯棠找到了他,不过蔡东藩因为官运不济,无意著书,婉言谢绝了。邵伯棠不依不饶,去信到临浦,再三请求,最终促成《中等》。


是年,二书出版,大江南北,一纸风行,短短数月,销量逾万。会文堂书局于是乘胜追击,考虑到《高等》某些内容“于时事有所未合”,决定重新修订。不料邵伯棠竟然在这年秋天病故了,修订的任务便落到蔡东藩手上。谁知这一改,竟改出了事端,中日外交史上一起教科书纠纷,由此引发。


1914年9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发文抗议,称《高等》内容:“充斥排日之激烈文字,辱日之痛切言辞,欲使支那小国民(小学生)与其父兄同样,培养以日本为敌国之精神……”文章见报后不到半月,当时的教育总长汤化龙收到日本驻华公使发来的公文,声称《高等》:“内载有种种诡激文字,挑发恶感,鼓吹排日思想……此等诡激文字,不啻于贵国儿童教育一般感念有害,且于两国感情亲交,大有妨碍。”


汤化龙接此公文不敢怠慢,翌日便复函日本公使,内容、言辞上均以息事宁人为要。几天后,为免事件进一步扩大,汤化龙又向袁世凯报告。10月2日,袁以总统名义,颁布禁令:“严行查禁,毋得稍涉疏忽,是为至要,此令。”禁书之后,日方未有异议,此事就此平息。


那么,这“挑发恶感”的“诡激文字”到底是什么?由于至今购书未成,不敢妄断,不过,试看前辈研究者(特别是萧山区图书馆杜永毅先生所著《中日外交史上一起教科书纠纷》一文)摘抄的书中段落:


“上国文课,先生为讲《史记·游侠传》……振人之困,心中怦然。次算术,颇有所悟。次地理,愤日人并吞朝鲜之野心勃勃,思有以创之……”(《拟日记》)


“彼区区之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吾国自强,将粪除彼土……”


杜永毅先生曾详细查阅《民国时期总书目》,发现1912年-1914年间,中国发行中小学作文教科书共19种,而日方提出抗议的唯有邵、蔡合著的《高等》,杜称此书有“浩然正气”。“浩然正气”四个字,让人心有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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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救国:“我有笔如刀,应为振兴中华效力”


在网上寻找教科书时,“蔡东藩”的名目有七千五百多条,洋洋洒洒一百五十多页,如此庞大的数据归功于一部书——《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萧然大地,人才辈出,蔡东藩之所以能被后人铸像纪念,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这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全书共11部,650多万字,包括了从汉到民国时期的历代通俗演义。唐朝诗人刘长卿被誉为“五言长城”,如果以量来衡量,“文字长城”这一称号如果蔡东藩认了第二,估计没有人敢认第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创办杂志《新小说》,提倡“小说界革命”。一时间,包括“历史演义”在内的各种小说风起云涌。蔡东藩响应号召:“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


可想而知,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写这么一部鸿篇巨制,除了靠作者的学识和毅力,不可或缺的还有“胆识”。《民国史通俗演义》蔡东藩并未写完,后四十回是一位叫许廑父的萧山浦沿人花了两年时间续写而成的。演义未完,其实另有隐情。


《民国史通俗演义》是蔡东藩写的第四部历史小说,如果说写前朝演义还有“二十四史”等前人著述可查,而民国史则是正在进行时,无本可据。他写风烟未消的辛亥革命,写孙中山下野,写袁世凯称帝,写张勋复辟,写五四运动,“我申我见,我为我文”,冷嘲热讽,毫无顾忌。如此这般,写了一百二十回,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一封匿名信,拆开一看,掉出两颗黄澄澄的子弹,言外之意非常清楚。蔡东藩终于没有写下去:壮志未酬,何况还有妻儿!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民国不能写,写前朝历代同样可以“以史为鉴”。


坦白说,我对这位乡贤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介寒儒,穷十年之功(1916-1926),冒死写下如此巨著,所以,我到临浦寻访“临江书舍”时,几乎有一种“朝圣”的意味,心怀敬意。


临浦镇上现在有东藩路,东藩小区,蔡东藩的大名也人尽皆知。临江书舍位于峙山脚下,达弄12号。因为坐落在小区深处,找起来并不容易。近日听说临浦镇计划重新修缮临江书舍,而我春天去的时候,它还是一座淹没在民居里的陋屋。


跨进12号的木门,是一座平平常常的百年老屋,上下两层,一百多平方米,呈“凹”字形,显然亟待整理和修缮。门外有一块“文保”石碑,墙上钉着“青少年教育基地”的牌子,没有陈列室,没有生前遗物,几间空屋里堆放着各色杂物,凌乱不堪。里面有人居住,是一对老夫妻,姓朱,七十岁上下,上海人。朱先生称,他们并非长住,但是每年总会来此住上几个月,这样的“度假”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了十年。是蔡氏后人?不是的。


原来这房子并非属于蔡家,房主姓金。当年蔡东藩家住临浦牛场头,因为侄子患有精神疾病,三天两头大吵大闹,搞得蔡无法静下心来写作,于是开始物色租处。这金姓人家因为有儿子在其门下读书,便将这房子租给了蔡东藩。因房子邻近浦阳江,蔡东藩取名“临江书舍”。从1914年撰写《清史通俗演义》起,到1937年迁至萧山所前,蔡东藩一直居住在临江书舍。


房子二楼的西面,就是当年蔡东藩的书房,《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大部分都是在此写成的。现在,书房内尘土满地,空无一物。


实业救国:坤元毛巾是当时所前家家必备之物


1926年,《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全部完稿。两年后,蔡东藩用包括稿费在内的毕生积蓄,在萧山所前庄里陈村(现在的娄家湾)建了一幢房子。蔡东藩的这个决定让人觉得奇怪,当时蔡家在临浦镇上有祖宅,为何无缘无故到所前造一幢房子?


1930年谜底揭晓,原来年过半百的蔡东藩要开工厂了。然而,一介书生,文字纵然炉火纯青,搞实业却未必得心应手。所以,我百思不得其解,当时的蔡东藩怎么会突发奇想,要开工厂,还是一家毛巾厂?


蔡东藩的孙子蔡福绥老人回答我四个字:实业救国。


蔡东藩的一生,后人津津乐道的始终是他650多万字的通俗演义,“实业救国”这一段大都一笔带过,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我问蔡福绥老人具体情况,他说他其实也不清楚。他生于1940年,而1940年,日寇已经渡过钱塘江,横扫萧山,毛巾厂已被洗劫一空。


好在,这段往事有人知道。是蔡家的邻居,一个姓胡的老太太,今年八十多岁了,口清目明,非常健朗。她当年在坤元毛巾厂工作过。


坤元毛巾,在当时所前一带是家家必备之物。工厂规模并不大,十多个工人,厂址就在陈村新房子里。管理工厂的是蔡东藩唯一的儿子蔡震濆。最初几年,蔡东藩仍住在临江书舍,一边教书,一边跑“销售”,当年的所前名牌坤元毛巾,大都通过门前的西小江,船运到临浦和萧山县城。


胡老太太在毛巾厂做了六年,十三岁开始到十九岁出嫁。那时候“做一天,一个银角,一个银角可以买一斗米,很不错了”。毛巾厂的幸福生活让胡老太太至今记忆犹新。不过,日寇一到,一切都毁了。“日本鬼子,杀人放火,老百姓吓都吓死。那天要不是我跑得快,躲到楼上,老早就死掉了。”她提起裤管给我看腿上的伤疤:“日本人散毒气(细菌),沾到身上就烂,有的人头上、身上都是,严重的就这么活活烂死了……”


毛巾厂自然开不下去了,厂房能够留存下来也是侥幸,“日本佬拿着火把要烧房子,我娘跪在地上求他们,不要烧,不要烧……紧要关头,外面日本佬突然吹号子喊集合,他们急忙赶出去,这样才没有烧掉。”蔡福绥先生回忆。


1940年3月,蔡家为避战火,辗转躲到诸暨的一个山坳——藏绿坞。蔡东藩在那里凭借早前学过的医术,替街坊邻居治病,并且整理诗集《写忧草》、《风月吟草》,写下回忆录《浮生若梦》。1944年年底,因为得了非常严重的疟疾,儿子护送他回到所前。次年3月5日夜,蔡东藩吟罢两句诗之后,病逝:往事不堪回首忆,来生再望出头年。


当年的“坤元毛巾厂”,现在以“蔡东藩故居”的身份成为萧山区文物保护单位。大半个世纪过去,“红极一时”的坤元毛巾一块也没有留下来,不过蔡老先生告诉我,他小时候还在家里见到过一种雪花膏盒子——原来,当年除了毛巾,还做雪花膏。


蔡东藩有三个孙子,老大蔡福源前几年过世了,老二蔡福恒住在绍兴,蔡福绥是老三,他在萧山所前“蔡东藩故居”住了六十多年了。房子三面围墙,上下两层。围墙外、竹架下迎风摇曳着毛豆、茄子、葫芦,很有一种烟火人间的味道。能够住在祖父的故居固然荣幸,让蔡老先生担忧的是房子年久失修,多处破损,“去年屋顶漏水,我请人来修好了,不过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补。我老是在想,如果以后我们死了,这房子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来管……”


让蔡老先生挂心的还有五里外,割子山上蔡东藩的坟墓:“前几年,上面组织迁坟,几个不知情的工人将坟墓四周的围栏全毁坏了,后来看到草丛里‘文物保护’的石碑才住了手,破坏的地方至今还没有修复……”


临走时,蔡老先生说你写的时候帮我呼吁一下!——我突然有一种悲伤袭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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