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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郭沫若的笔墨官司

文化 | 2014-06-12 11:14: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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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左)、郭沫若(右)

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鲁迅于1927年9月25日(即离开广州移居上海的前两天)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同仁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人组成的太阳社,共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郭沫若对这些后期创造社成员的做法,不仅妥协迁就,而且参与了推行“左”的文艺路线。

郭沫若流亡日本之前写的《英雄树》、《桌子的跳舞》、《留声机器的回音——文艺青年应取的态度的考察》,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内容及其性质与任务作了理论阐述,他们都力图使文学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把自身的文学活动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应该说,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他们这些人仍勇于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但是,他们宣传的理论与口号,深受日本福本和夫的影响,存在着“左”的错误。例如夸大文艺的作用,说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越生活”;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浪漫主义文学说成是“反革命的文学”。他们以惟我独革的姿态,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排斥文艺界的许多同仁,扩大了打击面,说“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的口号,认为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都有进行批判的必要。

郭沫若说,后期创造社批判鲁迅,是一种“社会意识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不仅限于鲁迅一人”,而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这就是说,以郭沫若为主帅的后期创造社的骨干成员,认定鲁迅在文艺界是代表了没落的封建阶级,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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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杜荃的人(即郭沫若)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他(指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现通译为法西斯,也有的译为棒喝主义者)。”在这段文字里,郭沫若给鲁迅加上了三个罪名:“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法西斯”。除郭沫若外,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也攻击鲁迅“这位老先生”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他常追怀过去的昔日,悲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果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成仿吾(署名“石厚生”)也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一文中攻击鲁迅,说“传闻他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么?还是只涂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他们把鲁迅描绘成一个没落的、满嘴黄牙的老头子,固守着破旧的城堡,留恋那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社会,流露没落阶级的情绪……

后期创造社这些主要成员并不注重问题的论争,而是热衷于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除了给鲁迅扣了上述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之外,还攻击鲁迅的籍贯、年龄、态度、气量,说鲁迅的态度“尖酸刻薄”、“冥顽不灵”,气量“太窄”,“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鲁迅是一个“落伍者”。这些号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人不具有论争的能力,却盛气凌人,“左”得出奇。

面对“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鲁迅陷于孤军奋战,虽然他偶尔也骂创造社一伙是“才子+流氓”,挖苦郭沫若有“一副‘创造’脸”,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是坚持了理性批判的精神的。

首先,鲁迅批评了后期创造社这些骨干成员在推行“左”的路线时所表现的惟我独革、飞扬跋扈的恶劣作风和态度。他指出,创造社“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

其次,鲁迅揭露了这些人的“突变”说的虚伪性。“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余,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他指出,“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再次,鲁迅批评创造社一些人片面夸大了“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说“这是踏了‘文学是宣传’的梯子而爬进唯心的城堡里去了”;而且,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轻视生活实践,轻视文学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鲁迅后来说:“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多,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郭沫若后来也说,与鲁迅的一场论战,创造社“几乎弄得不可收拾”。

不过,历时一年多的论争,鲁迅自认为是有收获的。为了弄清一些理论问题,促使他去研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1929年秋,中共组织经过细致的工作,把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等人联合起来,停止论争,并于1930年2月16日,召集这些人开会,检讨了原先的小集团主义、没有掌握科学的批评方法、放松了对真正敌人的注意等缺点。经过积极筹备,终于在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宣告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它标志着我国现代文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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