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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学术自由 民主堡垒

文化 | 2013-07-18 09:31: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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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1938年春,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直到1946年5月,北大、清华、南开才得以复员北上,迁回原址。
 
西南联大,一所办学不到10年的大学,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可以说“教授治校”,功不可没。
 
“我的表,你戴着”
 
西南联大的成就,首先源于领导班子的团结。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梅贻琦曾毕业于张伯苓创办的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又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
 
北大校长、曾自嘲为“北大功狗”的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如果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
 
西南联大的主要管理机构,简而化之,一为常务委员会,一为教授会。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领导学校工作。同时,西南联大行政 上设教务、总务、训导3处,3位处长以及理、文、法、工、师范学院五位院长均列席常务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以上职位,除训导长由政府委派外,其他均由三 校教授担任。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一度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了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 麟恰好有事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教授于是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 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插话:“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 穆之论,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第二所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由于张伯苓和蒋梦麟不争名位,同时他们又都在重庆兼有其他工作,因此,主持西南联大的具体事宜,更多地落在了梅贻琦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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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从1931年起,梅贻琦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后直到1962年于台湾逝世,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梅贻琦又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台湾新竹清华大 学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但任何时期,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某某某,拥护梅 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梅贻琦向来重视教授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有关办学的一些 重大事宜上,梅贻琦注意听取有威望有影响的教授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 这并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作为校长,他能够摆正同教授的关系,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 子的。”
 
梅贻琦同时将自己比喻成京戏里叫“王帽”的角色,看上去煞有介事,前呼后拥,“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为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家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焉’而已。’”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
 
在西南联大,曾当过孙中山秘 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 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随即他解释道:“‘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 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在破格录用教授方面,西南联大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沈从文小学读完后就去当兵,发表了许多小说,尽管未当过教员、讲师、副教授,也未去国外留学,仍于 1939年被联大师范学院聘为教授。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从此便操着他那口浓重的湘西口音,在西南联大认真地讲授他的写作课。后来,沈从文培养出 了“最后一个京派作家”——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人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夜里12点以后才休 息。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书桌边,就放着马桶。朱自清改了整整一夜的作业,也拉 了30多次。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包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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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
 
西南联大在反对行政干涉和党化教育方面,尤为难能可贵。
 
为坚守民主治校,西南联大坚决反对“官本位”意识。就连称呼上,西南联大只有“先生”、“学生”两种称呼,学校教职员一律称“先生” 或者“某某师”,而不会有“某院长”、“某处长”、“某主任”之称。
 
1938年3月,国民党颁发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等文件,明确规定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的最高准绳,把各级教育纳入“最高准绳体系。”
 
同年秋,教育部又明文规定“党义(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对此,西南联大工学院院长吴有训曾非常不满地说:“三民主义”被蒋介石搞成了“三迷主义”——官迷、财迷、色迷。
 
据说当时西南联大开党义课时,讲师往讲台一站,马上给学生鞠一个躬说:兄弟这门课是奉送的。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西南联大的三民主义教学几乎到了举步 维艰的地步。不但听课的学生寥寥无几,就连为获得成绩的读书报告,很多学生也懒得交。学校也采取敷衍态度,交不交作业都给学生及格以上的分数。
 
1939年,陈立夫为教育部长,政府又规定说:西南联大院长级别以上的人,都得是(或要成为)国民党党员。对此,西南联大很多教授不以为然。法商学院院长 陈序经就说:“如果让我加入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闻一多发现同屋的教师是国民党员后,专门就此向学校提出换房,理由是在房间里骂国民党不方便。
 
1946年,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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