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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家训中的修身与养生

文化 | 2014-06-24 16:2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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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身穿儒冠儒服的乾隆皇帝画像

 

家训是中华文明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以家长对家人及后世子孙在待人接物、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诲和训示为主要内容。家训最早产生于西周,经历代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

  
家训主要关注的是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人生追求及精神情操等方面的问题,希望子孙们始终保持清白家风以达到家族的福泽绵长。但正如李鸿章在一封家书中所说:“人虽有文章、名誉、金钱,而无强健之身体,亦何所用之?故养生之术,不可不注意也。养生非求不死,求暂时之康健而处安乐之境耳。”(《千家训》)康熙时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在其《聪训斋语》中也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子女的康宁是家长关心的头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家训中也有不少有关养生的内容。不过家训中所谈的养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紧同修身相结合,更多地强调精神因素和道德修养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这一点,在清人家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上面提到的《聪训斋语》,是曾国藩最为推崇的一部家训。他曾讲过,教育子侄,“不在多书”,只要有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和这一本《聪训斋语》就够了,因为此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谕纪泽儿》,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其作者张英,是清代名臣张廷玉的父亲。他在这部书中,用相当篇幅讲了“致寿之道”,有一些道理颇能发人深省。

  
张英把“致寿之道”归纳为四个字:慈、俭、和、静。“慈”就是要有爱心,要懂得关爱他人,乐于助人,决不可有害人之心,行损人之事。“人能慈心一物,不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损于人,亦不轻发,推之戒杀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养天和,无论冥报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恺悌之气,自然灾沴(lì,灾害)不干,而可以长龄矣。”“俭”就是要戒奢靡,戒挥霍,朴素简约,淡泊自甘。“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处,可以蠲烦去扰。”这些都对健康长寿有益。“和”就是要心情愉悦,襟怀坦荡。“人常和悦,则心气冲而五脏安,昔人所谓养欢喜神。”他在书中引用一位明朝人的话说:“日间办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寻可喜笑之事,与客纵谈,掀髯大笑,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认为“此真养生要诀”。他还转述一位年过百岁的农村老人对长寿经验的回答,说“予乡村人无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欢,从不知忧恼”,他认为这一点是“名利中人”很难做到的。“静”就是要一无挂碍,去浮戒躁,从容镇定,宠辱不惊。“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以应之,此心凝然不动,如澄潭,如古井”,则一切纷扰自然无所施其害。他总结说,“此四者,于养生之理,极为切实”,是比起“服药导引”更加重要的养生要义。(《家训辑览》)

  
张英所谈的“慈、俭、和、静”的内容,既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重要体验,也是涵养性情、培育良好操守的内在要求。在这里,身和心、体和德、形和神,被很好地结合、统一了起来。在此书的另外地方,张英还讲到了养生的具体禁忌,提出“养生六慎”:“养身之道,一在谨嗜欲,一在慎饮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烦劳。有一如此,足以致病,以贻父母之忧,安得不时时谨凛也。”这六慎之中,不少也与修身养性有着紧密的关联。
  
在清人家训中,通过修身以养生,或寓养生于修身的内容,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点:

  
一曰戒贪。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就强调,“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为什么清廉可以致寿、贪渎足以伤身呢?因为贪官浊吏为了聚敛财富,不惜损公肥私,弄权枉法,巧取豪夺,百计搜刮。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戕害了政治的清明,又加重了百姓的苦难,所以上下交伐,既为朝廷所不容,更为小民所不齿,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正如乾隆朝大学士陈弘谋所形容的:“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粪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防虑之切,甚于盗贼。”《在官法戒录》未曾暴露之时,心神不宁,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东窗事发,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秽及父母,祸延子孙”。像这样的人,心劳日拙,心力交瘁,自然难望有身心康泰之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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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位看起来悠然自得的人,便是乾隆帝他老爸雍正帝。雍正帝在位期间国事操劳,这幅《雍正行乐图》中的悠然场景,倒是比较少见。

 

二曰戒多欲。这当然并不是主张“尽革人欲”,宣扬把一切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人的本性欲求统统视作罪恶渊薮的禁欲主义,而是指不可纵欲,将物欲的追求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沉溺于锦衣玉食,酣梦于纸醉金迷。严复说:“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严复集·与甥女何仞兰书》)曾国藩说:“古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他把欲的内容从物的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指出过分热衷于名利的追求,也是“多欲”的一种表现,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张英则详细论述了“多求多欲”造成的种种苦恼:“多求而不得则苦,多欲而不遂则苦,不循理则行多窒碍而苦,不安命则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蹐地(天虽高,却不得不弯着腰;地虽厚,却不得不小步走。形容惶恐不安,窘迫无路),行险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乐。”他还以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为例,来说明过分追求口腹之欲,怎样成为“致寿”之大害。“古人以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脏腑肠胃,常令宽舒有余地,则真气得以流行,而疾病少。”那些“燔炙熬煎,香甘肥腻之物,最悦口而不宜于肠胃。彼肥腻易于粘滞,积久则腹痛气塞,寒暑偶侵,则疾作矣。”睡眠也是一样,“安寝乃人生最乐。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起居有节,眠食有时,自然神清气爽,益寿延年。

  
三曰戒恼怒。曾国藩立的家规,有所谓“八本之教”,就是八个根本原则,其中之一是“养生以戒恼怒为本”,把“戒恼怒”作为养生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就是说,自己在精神上充满生机活力,遇到烦恼之事,也就能驱恼制怒,泰然处之了。清初被称为“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在所写家训中也说:“嗜欲正浓时,能斩断;怒气正盛时,能按纳,此皆学问得力处。”(《荆园小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淡泊处世,心康体健。假如已经有了疾病,就更应该“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曾国藩在题为《致沅弟》的一封信中说:“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他说“药饵”无能为力,自然失之于绝对,但注重控制情绪,戒绝恼怒,却颇合乎医理。

  
四曰亲近自然,动静相济。清人家训中十分注意涵养性情对养生的作用,认为一个人“性情不乖戾,不谿刻(尖刻,刻薄),不偏狭,不暴躁”,“无忤于人,无羡于人,无争于人,无憾于己”,这样就可以“无心意颠倒之病,无取舍转徙之烦”。而亲近自然则是怡性养情的重要途径。还是这个张英,在上述家训中描写了一幅“茅亭草舍”、“菜陇瓜畦”的清雅恬静的田园风光:“淡泊而可免饥寒,徒步而不致委顿。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岁时伏腊,而鸡豚可办;分花乞竹,不须多费,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结篱,不烦华侈,而皆能天然入画。”曾国藩特别赞许说,这部家训“其中言养生、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要求子侄们“宜常常省览”,并且嘱咐他们“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曾国藩还强调要“多走路少坐轿”,“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这不仅是为了活动筋骨,也是戒骄戒惰的良方。关于这方面,申涵光讲了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常有小病则慎疾,常亲小劳则身健。恃壮者一病必危,过懒者久闲愈懦。”心境贵宁静,而身体则应该“常亲小劳”,不可“过懒”“久闲”,此中颇有一点辩证思维。
  
当我们读这些议论的时候,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超出养生范围的人生感悟。
 
(本文作者李文海(1932-2013),著名历史学家,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史学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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