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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的硬伤

文化 | 2014-07-08 10:3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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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强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的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水煮百年
 
本文所引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数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禄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1],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两人长期以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在理念上大体都属于“洋务派”的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鸿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2]。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的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3] 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4] “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以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两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官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以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5]。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只因他手下的武卫中军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抵达西安的第三天,清廷立即开始大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6]。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遗折,以讹传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7],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死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立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8]。袁世凯得以署理直隶总督,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那么,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9],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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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论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全班军机大臣同被罢免,醇亲王奕譞以皇帝本生父隐执朝柄,以礼亲王世铎为傀儡,以孙毓汶担任中枢实际办事角色。直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龢再入军机,十一月奕訢也再次出任领班,翁同龢一直未能掌握中枢大权。次年李鸿章被“留京入阁办事”,被夺了实权。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十日奕訢去世,十多天后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翁同龢对朝政的主要影响力在财政方面(担任户部尚书),甲午期间对光绪帝主战起了重要作用,其他时期和朝政的其他方面,影响较小,实在谈不上“平分朝政”。李鸿章长期以文华殿大学士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主要国防军淮军、直隶练军,实际主持海军建设和对外交涉,淮系势力遍布各地,论实际权势,翁同龢望尘莫及。翁开始对大政发生重大影响时,李鸿章很快就成为“空头大学士”。就算是在翁同龢权势巅峰时期,军机处有恭亲王奕訢、礼亲王世铎班次在他之前,另有李鸿藻、刚毅等人分薄他的权力,光绪二十一年后军权主要落在荣禄手上,总理衙门由奕劻领衔。“平分朝政”,从何说起?
 
“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
 
唐德刚说太后“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作为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在六月十五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三,232)
 
康梁流亡海外,为了增强他们在海外华侨界的号召力,将翁同龢尊称为“维新导师”,此后即以讹传讹,真相完全被谎言掩盖。其实只要仔细阅读《翁同龢日记》,就不会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孔祥吉通过核对原稿,已证实通行版的《翁同龢日记》并没有太多删改[10],可以放心使用。
 
康有为的进用,翁同龢初期出力甚多,但后来感觉到康有为四面树敌,又开始退缩。正当光绪帝雷厉风行推行维新事业之时,翁氏这种出尔反尔甚至当面抗旨的做法,令光绪帝十分恼火。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在《定国是诏》颁布前,光绪帝传达慈禧有关变法的指示,是“今亦[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反而翁氏自己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犹不可忘。退拟旨一道……”[11]。结果,在他起草的《定国是诏》中,将变法纲领调整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大大降低了慈禧“专讲西学”的激进调门,也显示了翁同龢的保守倾向。在接待来访的德国亨利亲王来华时,光绪帝与之行握手礼、赐坐,遭到翁同龢极力阻挠,甚至在接见时大声呵斥德国随员,显示翁氏仍死抱“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不愿以平等之礼相待[12]。
 
翁同龢在康有为急需支持的关键时刻,坚决与之划清界线。四月初七日,光绪命翁同龢通知康有为再抄一份“进呈”图书(《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之类),翁同龢回答:“与康不往来”;皇帝追问为何如此,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皇帝再问“前此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帝又问起康有为进书的事,翁还是说“与康不往来”,导致皇帝“发怒诘责”[13]。翁同龢最初推荐康有为是出于传统的“自强”动机,也曾欣赏康的才华,但在进一步了解康的为人、“托古改制”等离经叛道的想法之后,撤回了对康的支持。将翁同龢说成“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与史实完全不符。

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
 
翁同龢因支持维新而被慈禧罢黜,这是康梁流亡海外时有意制造的神话,后来被不少史家全盘接受。但是,早在1957年,萧公权先生在用英文写成的《翁同龢与戊戌维新》长文中,即指出:“翁氏小心谨慎的变法路子与光绪无限的狂热相冲突,光绪准备摆脱当时也已失去慈禧宠信的翁同龢。……翁损坏了多年来他所培养的与光绪之间的信任与融洽的关系。就光绪看来,翁对他不敬是很不好的;但其先鼓励他变法,赞扬康有为,继而突然撤回,取消前言,实在令人难以忍受。”[14] 萧公权的研究得到了该领域主要学者后续研究的证实,如吴相湘[15]、杨天石[16]、孔祥吉[17]等。翁同龢罢官出于光绪帝主动,慈禧只是顺水推舟。
 
一般人喜欢用“帝党”来称呼与光绪帝最信任的臣子群体。在下定国是诏前后,原来帝党中坚的汪鸣銮、长麟、志锐、文廷式等人已遭斥逐,朝中主要的帝党人物是翁同龢和张荫桓两人,而张荫桓有后来居上之势。张荫桓因推荐康有为、办理外交和借款受到持续攻击,光绪帝希望翁同龢能站出来维护张荫桓,翁氏不仅不配合,还极力想划清与张荫桓、康有为的界限,目的在于为自己洗刷。
 
皇帝要他力保张荫桓,也是为了整个“帝党”共同的利益,翁同龢的回答是“不敢阿附”,完全失去人臣之礼。以地位来说,张荫桓仅是侍郎,身为帝师、协办大学士、尚书、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将“阿附”这样的字眼用在张荫桓身上,他对张荫桓的嫉妒已显露无遗。此举显示翁氏毫无风度,极端失态,等于讥讽光绪帝过分宠信张荫桓,抱怨自己不受重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奕訢薨逝,翁同龢失去了朝中最后一个靠山[18]。二十六日,光绪到颐和园见太后,显然是有所请示;第二天即颁下亲笔硃谕令翁同龢“开缺回籍”。清代制度,皇帝的“上谕”一般是口述后由军机大臣传知军机章京缮写,重要机密由军机大臣亲自缮写,都用墨笔;只有最重要的内容,才会由皇帝亲自用专用的硃笔书写。硃谕中特别提到“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词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19],这都是皇帝此前召见翁同龢时情景的真实写照。如果是太后强迫光绪书写,而光绪依然宠信翁同龢的话,断不会写得如此具体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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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仍享有“独对”之权?
 
翁氏享有“独对”权力是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以前的事。检该年正月《翁同龢日记》:“懋勤殿首领传旨曰书房撤。余问长撤抑暂撤也?答曰长撤。余入见时奏,此事想懿旨所传,上颔之。”所谓撤书房,即是停止翁氏给皇帝单独授课。到戊戌变法时期,翁氏哪来的“独对”权力?取消翁同龢书房独对的权力,是荣禄向太后提出的,目的在于维护军机处的体制。清代军机大臣都是皇帝(或太后)集体召见,陈述的意见同僚都能听到。翁同龢有一段时间,利用毓庆宫行走的帝师身份,单独见光绪帝,秘密进言,破坏了“集体召对”的体制,引起与荣禄极大的冲突。甲午战争最紧张的时候,翁同龢鉴于淮军不可恃,曾提议用德国军官汉纳根为中国练兵十万,荣禄认为这样做是让外人掌握中国军权,极力反对;翁同龢利用“独对”机会向光绪进言,光绪帝第二天即宣布“必须交汉纳根练兵十万,不准有人拦阻”,甚至明说不准荣禄掣肘[20]。本来翁氏到毓庆宫是给皇帝上课,他却利用这个机会干预朝政,可以见出他的为人过分取巧。翁同龢“以巧致败”,这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共同的看法。政变后被杀的杨锐,在翁同龢被撤书房之后写信给他的老师张之洞,明确指出“虞山[常熟又称“虞山”]一生尚巧,乃卒以巧误”[21]。
 
康有为:“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
 
唐德刚误信康有为单方面的说法,以为政变前夕,“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安步当车的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三,235)
 
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用康有为自己的原话来直接驳倒唐德刚。康有为逃到上海吴淞口外,被接上英国轮船,在与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的谈话中说:“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22]。这个班德瑞当场记下的备忘录,是最原始而可靠的。康有为后来他在《自编年谱》中吹嘘说自己大摇大摆经荣禄督署到塘沽,只不过是事后的改口,为塑造自己“光辉形象”而造假。他为何在八月五日连行李也来不及收拾就仓皇逃命?事实上在八月初三谭嗣同与袁世凯摊牌之后没有得到袁的肯定答复,康必然料到“围园锢后”阴谋行将败露,只好借口奉旨办报,自己一个人先溜之大吉。密谋的当事人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也说:“天甫明,仆即往南海馆探之,康已急出京矣。”[23] 毕永年用一“急”字,与班德瑞“仓惶”二字,完全吻合。唐德刚过分相信康有为的自述,也经常以此出错。经过萧公权、刘凤翰、黄彰健、孔祥吉、茅海建等学者的跨度超过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我们对康、梁本人自述、回忆的可信度已有充分认识,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便采信。
 
“六君子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三十一岁的康广仁”(三,239)。我在《戊戌政变:被遮蔽的幕后人物》(《私家历史》第二辑)一文中引证多方史料,已证明康广仁按大清律例衡量绝非冤枉,肯定不只是因“株连”被杀。八月十三日上谕说:“其情节较重之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犯,均著即行处斩。”康广仁只是个没有正式职级的举人,而被杀的四章京都是“四品卿衔”,杨深秀是正五品的刑部郎中,康广仁若没有配合康有为阴谋的实际活动,仅仅是株连的话,按惯例应该排在末位。之所以在上谕中排在首位,正说明他在六人中“犯罪情节”最重,仅次于乃兄而已。若不讲证据肆意“株连”,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林旭的族人林开章(军机章京,容留林旭同住)、杨锐的老师张之洞都不会如此轻松过关。
 
袁世凯:荣禄打算“杀袁而并其军” ?(五,90)
 
书中对荣禄的描写很多都纯粹出于想象,毫无史料依据,例如说荣禄在光绪二十二年“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五,90),简直就是小说家言。荣禄作为后起“军事洋务派”代表人物,因国家财力不足,暂时搁置海军,大力主张用西法训练陆军,袁世凯正是荣禄所物色到的得力练兵人才。甲午战败后,袁世凯得到李鸿藻的推荐,先在荣禄负责的督办军务处效力[25],接下来创办新建陆军,出任山东巡抚,到继李鸿章之后出任直隶总督,几乎都是出自荣禄一手栽培。可以说,没有荣禄,就没有袁世凯;荣禄权倾朝野,也得到袁世凯实力的支撑。唐德刚居然想象出荣禄想杀袁世凯这样的天方夜谭,我就不想再饶舌了。
 
“告密”辩诬
 
袁世凯“告密”导致戊戌政变发生,长期以来似乎已成定论。这种说法甚为不妥,完全站是在康、梁一方说话。唐德刚也不加分辨地沿用了“袁世凯告密”的说法。站在中立的立场,袁世凯身为前任直隶按察使、候补侍郎、新建陆军统领,向中央政府报告叛乱密谋,是他应尽的责任。事实上,按照大清律例,任何普通臣民都有报告谋逆密谋的义务,何况他是掌握军权的二品大员?经过茅海建的精密研究,光绪帝不认可他本人知悉“围园锢后”密谋[24]。光绪帝4岁即入宫由太后抚养,在慈禧积威之下,加之长期以来“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不太可能同意这种犯上作乱的激进主张。可以说,“围园锢后”密谋,是在皇帝不知情的情况下策划的。袁世凯揭露密谋,本是份内之事,何必一定要用“告密”这种含有贬义的词语。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七千馀人,兵力为诸军之冠”(三,236)。这是治史很不用心的人才会闹出来的笑话。据台湾学者刘凤翰的精密研究,当时在京畿地区三大国防军中,宋庆的毅军12000人,聂士成的武毅军15000人,都是经历过甲午陆战的百战之师;董福祥的甘军12000人,也是长期在西北地区作战的胜利之师。此外,直隶淮军与练军有26100人,庆亲王奕劻统率的神机营19510人,端郡王载漪统帅的虎神营约10000人。仅就人数来说,“新建陆军”不仅不是“诸军之冠”,连第5名都排不上[26]。有人或许会以为,“新建陆军”虽然人数较少,但经过德式训练,或许实力最强。这也是极大误解。“新建陆军”由胡燏棻初步训练的“定武军”改编而成,由袁世凯接手,这支新军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而宋、聂、董三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所部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新建陆军从来没有打过什么硬仗,而聂、宋两军在天津保卫战中曾让八国联军吃尽苦头。早在1964年,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已经刊行;1978年,刘凤翰又出版了900页专著《武卫军》,对荣禄统率下的宋庆、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各军有极为详尽的研究。刘凤翰是台湾著名的军事史学者。以康德刚和台湾学界的联系,这种疏忽绝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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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在小站防制革命党渗透新军”?!(五,88-89)
 
这是典型的“关公战秦琼”式笑话。唐德刚说:“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二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既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又何须作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之渊薮,为防制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五,88)。前半段没什么错误,后半段就纯属胡说。袁世凯开始在小站训练“新建陆军”是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2月)[27]。这一年虽发生广州重阳之役,香港兴中会人数极少,用的主力是出钱招募的游勇,孙中山、杨衢云此时被通缉刚开始流亡,在日本根本就没有跟留学生接触。革命党跟留日学生大规模的结合,是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的事。况且,在光绪二十一年,并无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甲午战前,清廷派学生到英国学习海军(严复等),到德国学习陆军(段祺瑞等),当时中国人眼里哪有日本?中国学生到日本学习军事,是戊戌前后日本放宽限制,并通过做张之洞的工作而达成的。唐德刚此处犯了两大错误,一是当时并无留日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而是当时就算有极少留学生也没有跟革命党发生联系。
 
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绝无其事!
 
1900年列强和清廷开战,其原因至为复杂。但具体到“宣战”这个细节,事实是极端清楚的。慈禧太后从来没有向列强宣战过。人们可能会说,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不是有个《宣战诏书》吗?其实,那天发布的上谕(“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颁给国内臣民的。上谕历数道光以来中国“一意拊循”、洋人“益肆枭张”的事实,关键在于指出“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认为是列强“自取决裂”;紧接着颁发的另一道上谕则指出“洋人肇衅猝起兵端。”[28] 可见,这个上谕无论如何都不能称为“宣战诏书”或“宣战照会”。第一,上谕认为已经开战,发动战争的是“洋人”,也就是说,这个命令是应战;第二,上谕明确提到“杜士兰照会”,明明知道无论是宣战还是提出要求,在国际惯例上是以照会形式向对方提交的。而这份上谕,从来没有提交给驻北京或天津的外交官,而是对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发布这个上谕的前提,是双方已经开战,即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正如太后在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上亲口所说:“现在是他开衅,若如此将天下拱手让去,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29] 说双方此前已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有很多证据:一、各国驻天津领事推法国领事为代表,在五月二十日发出“杜士兰照会”即最后通牒,要求大沽炮台守军在第二天凌晨2时撤出。这份最后通牒实际上到二十一日清晨5点钟才到达直隶总督府,而大沽战斗已经打了几个小时[30]。五月二十日,“西摩联军”与董福祥甘军姚旺部在廊坊也已展开激战。更早一天,天津河东陈家沟洋兵攻击义和团,“制台竟传令开炮……水师营开炮帮打。”[31] 很明显,在五月二十五日上谕发布之前的五、六天,已发生了中国正规军与列强军队之间较大规模的战斗,何劳过了这么多天再来“宣战”?这份上谕,只是一份给国内臣民的战争动员令。
 
“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四,169)
 
唐德刚说:“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七月二十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作一臂之援……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七月十九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清档中亦无此件。”
 
唐德刚先主观认定“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然后就断定美国档案所藏《国书》是李鸿章伪造,还进一步胡说“清档中亦无此件”,严重违反了史学研究最起码的原则。唐德刚就算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有清代档案查过一遍,也不可随便断定“清档中亦无此件”;更何况这是从正式外交档案中查出来的,不容鲁莽断定为“伪作”。
 
查《光绪朝上谕档》,该年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军机处有一急电给袁世凯:“办理军机处为咨行事。本日奉有国电三道,相应咨行贵抚,即希电传苏松太道余联沅转电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出使法国大臣裕庚、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呈递,幸勿刻延。须至咨者,右咨山东巡抚袁。”[32] 接下来是三封致法、德、美三国元首的电报(也即前文所称“国电”,唐德刚称为“国书”)。给美国总统的电报摘录如下:“大清国大皇帝问大美国大伯理玺天德好。……昨接使臣伍廷芳电奏,知贵国慨念邦交,近事深蒙垂念,曷胜感佩。今中国为时势所迫,几致干犯众怒,排难解纷,不得不惟贵国是赖。为此开诚布臆,肫切致书,惟望大伯理玺天德设法筹维,执牛耳以挽回时局。并希惠示德音,不胜激切翘企之至。”[33]

唐德刚不清楚当时慈禧在被迫应战之后,仍维系与列强的沟通管道,为议和预作准备。将中、美两国档案对照,这份《国书》的真实性绝无可疑!由于北京电报线已断,当时北京给列强的电报,都是用快马送到济南,由袁世凯转发上海再转各国,虽然不能立即送达,大体在2-3天内可到。清廷此电7月17日从北京发出,袁世凯7月19日转发,美国在7月20日收到,完全没有问题。这个电报传递速度,也可从袁世凯致清廷报告伍廷芳电奏一电得到印证,即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紧”马拨传递,时间一般在2-3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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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口开河的更多例证
 
康德刚这套百万字巨著“满纸荒唐言”,很多史实仅凭记忆随意写出,混淆年代、张冠李戴、以偏概全、似是而非之处甚多,篇幅所限,无法一一作详尽分析。为了让读者有个大概印象,列举唐氏更多常识性错误,也许有助于加深认识。
 
吴长庆“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五,46)。唐德刚自称“淮军遗族”,与吴长庆家有亲戚关系,“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又自夸对李鸿章如何了解,却对吴长庆事迹毫不留心。其实在常见的《李鸿章全集》(以前称《李文忠公遗集》)中,即收录了李鸿章有关吴长庆请病假及去世的奏折、奏片。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吴长庆请假片》称:“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近年在朝鲜营次,积受风寒,遂得喘咳之证[症],……抵金州以后,咯血哕逆,夜不能寐,元气大亏,几有虚脱之象。咨请转奏赏假一月……”[35]。六月初二日即有《吴长庆请恤折》,报告吴长庆病逝,奏折并称“今春奏令撤带三营内渡,筹办金州海防”[36]。如此,则吴长庆驻扎朝鲜后,于光绪十年春带领庆军三营驻扎辽宁金州,最后在军营病故,并非唐德刚所说的被褫职“还乡务农”。
 
唐德刚在第五册开头回顾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说:“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五,47)。唐氏不知道台湾学者林德明广泛征引中、日、韩及西文史料写成的《袁世凯与朝鲜》一书,用了超过400页的篇幅,是这个领域最权威也是最详尽的著作。该书早在1970年就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唐氏到1996年写作此文时还没有见到。而陈志让写的《乱世奸雄袁世凯》,以中译本来看,其中的“朝鲜生涯”只有27页。
 
《晚清七十年》字数百万,真正独到之处屈指可数,据我浏览所及,也就是唐氏依据美国外交档案分析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等少数几个地方。此书广受欢迎,实在并非他有什么深厚的史学功力,而在于他能时刻将晚清史事与民国以后的政治联系起来,大搞以古讽今,让读者觉得“骂得痛快”;靠大段“政治正确”的空泛议论,吸引饥渴的眼球;或靠大胆的预测,给人虚幻的希望:“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五,74)这一套论调,既给了自由主义者一个可望可即的远景,又满足民族主义者的意淫需要,堪称左右逢源。
 
拙文仅仅是举出甲午战败前后的小部分例子,若以全书计算,错误岂止数倍于此。史学著述自有其规范,若常识性错误频频出现,则不能算是合格的史学著作。名气越大的学者,则更应该越加谨慎,以防误导世人。学术界也应该检讨自身在学术成果普及方面的失职。新的学术成果若不能及时进入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将严谨的研究结论向公众广泛传播,“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仍将不断出现,又谈何从历史吸取有益的教训。
 
注释:
1. 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7月第6册第3712-3713页。
3.《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载《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第71页。《历史文献》的释文将“荣仲华”误读成“叶仲华”,是因繁体行草书的“荣”与“叶”字形相近而误;当时京城高官中也无“叶仲华”其人。荣禄早年曾得曾纪泽推荐请英国医生德贞为其腰部动手术,比较相信“洋医”;后期患有腿脚病,故李鸿章要李经方问候荣禄“脚气好否。”
4.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三册第672页。
5.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李鸿章致电行在军机处:“各使以围馆有甘军、武卫中军,系荣禄所部,不肯接待保护,恐有险,可否特召回行在当差?鸿乞代奏。”陈旭麓等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 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第287页。
6.《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九月二十二日上谕。
7. 王彦威、王亮编:《西巡大事记》,《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第四册第4275-4276页;徐一士:《一士类稿 一士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第361-362页。
8.刘路生:《李鸿章遗片保荐袁世凯说质疑》,《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
9. 见《愚斋存稿》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后各电报。
10. 孔祥吉:《〈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清人日记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第18-36页。与康有为相关的几处已经弄清,如一处“康长素”改成“李莼客”,在总理衙门接见康有为一节事后加上“狂甚”二字。
1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32页。
12.“南配殿廷中闲人壅塞,余饬首领太监叱出之,曰不速出即捆”。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册,第3124页。
13.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册,第3128页。
14.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7月,第119页。
15.吴相湘:《翁同龢戊戌罢官原因》,《晚清宫廷与人物》,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63页。
16.杨天石:《翁同龢罢官问题考察》,《晚清史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6-93页)
17.孔祥吉:《翁同龢为什么被罢官》,《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巴蜀书社2004年,第250-263页。
18.张达骧、李石孙《晚清重臣李鸿藻事迹述闻》:翁同龢排挤张之洞,竟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荣禄因为翁为光绪帝党,早就对他疾视,一时没有机会除他,自西安将军内擢步军统领,旋授协办大学士,预闻机要(事在光绪二十年),便向奕訢和李鸿藻示意,欲逐之为快。李鸿藻为翁竭力缓颊周旋,奕訢虽亦不喜翁,为了李鸿藻的关系,不得不加照顾,屡向荣禄说:“国家多故,对外对内,均须驾轻就熟,方好应付。用人惟旧不宜更张。”荣禄因二人支持翁而无法下手,翁乃得暂安其位,对于李鸿藻感激万分,后李鸿藻灵柩回籍时,翁步行直送到彰仪门外,挥泪不已。次年奕訢亦死,翁竟奉到罢免回籍之旨,终为荣禄所逐。(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3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190页)。此文有些记述不全面,翁同龢被逐,主要因素不是荣禄,但奕訢主张“用人惟旧不宜更张”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奕訢一死,翁即被逐,如响斯应。
19.《光绪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四月二十七日硃谕。
20.荣禄致陕西巡抚鹿传霖便条,《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下册第711-712页。
21.茅海建:《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之二: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兼谈孔祥吉发现的“百日维新密札”作者》,《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4期,第132页。
22.《白利南致英国外交部次大臣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第三册,第524页。
23.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第4页。
24.刘凤翰:《武卫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40页。
25.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32-137页。
26.刘凤翰:《戊戌政变前后畿辅兵力的分布》,收录于《袁世凯与戊戌政变》,文星出版社1964年初版,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27.《德宗实录》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己丑上谕。
28.《光绪朝上谕档》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各上谕。
29.《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中华书局1964年5月,第50页。
30.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跨国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12月,第291-292页。
31.董作宾《庚子佚事》引述桐翁《庚子日记》,《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上册第508页。
32.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二十六册第203-204页。
33.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二十六册第205页。
34.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奏为代奏伍廷芳电达美国政府声明事折》:“窃臣于本年六月二十三日,接准两江读臣刘坤一,将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二十一日电奏一件,转电到臣。查该大臣原电内称,钦遵初三电旨,详达外部,并将洋兵不应攻占炮台切诘婉讽。现美廷声明,北京有警,各督抚如能认真保护各国人民,美人认真和好。……再,此折系由驿六百里加紧具陈,合并声明。谨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奉硃批:知道了,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资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8月,上册第691-692页)袁世凯六月二十三日从济南用“六百里加紧”马拨送奏折到北京,二十六日即奉到硃批,可知从济南到北京用“六百里加紧”传递,时间在2-3天。
35.《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1915页。
36.《李鸿章全集》,时代文艺出版社,第四册第1928-1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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