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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回到张之洞

文化 | 2014-07-22 18:00: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刘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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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姚中秋)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 著有《为什么是市场》,已出版的译著有:《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法国大革命讲稿》、《法律与自由》、《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哈耶克传》。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以《回到中体西用的道路上来》为主题发表演讲,认为如何在古今和中西之间做取舍,由此就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思考方式,也可以说是两个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两条现代转型之路。

他分析说,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所有那些试图全盘改造中国,然后全盘重建中国的那些人,代表中国的都是破坏,无一例外,文化上的破坏,政治上的破坏,社会上的破坏,教育上的破坏,所以只有中体西用,只有中体西学,我们只有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中国才能成长。

秋风认为,我们今天所要构造的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在解决世界的问题。随着中国的兴起,一个真正的世界才刚刚开始,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天命,就是给正在兴起的这个真正的世界,提供一套更普遍的秩序想象。

以下是演讲全文: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主办单位,我觉得这样一个历程的安排,还是蛮恰当的,因为前面三位发言人,不管是我们儒学的大家,还是我们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是我们政治宪法学的代表人物,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和学术的取向。那当然,卢老师不用说了,尤其他们二许,他们其实都在回到中国,所以他们给我下面发言的主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亲切,非常生动的例证,那我下面要谈论的这个主题就是回到中体西用。我大概分四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浅见。

中国历史上的两条道路之争

那第一部分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中体西用这样一个命题的历史命运。各位都知道,我们今年是甲午年,那1894年那个甲午年,中国遭到了一次惨痛的失败,或者说大家都觉得非常羞辱的失败,那就是败于日本。这个对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构成了一次强有力的冲击,由此他们就开始了一项非常伟大的事业,那这个事业到今天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那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学习从西方传来的现代的知识、价值和制度。所以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那就是古今中西之纠葛。如何在古今和中西之间做取舍,由此就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思考方式,也可以说是两个价值观,也可以说是两条现代转型之路。一个是激进主义,一个是保守主义,那这两者的区别,不是说变还是不变,而是怎么变。

我想大家对激进主义都非常熟悉,比如像胡适的早期,还有陈独秀,还有鲁迅,他们都非常系统地表达了激进主义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全盘破坏,全盘重建,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立场。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的立场概括为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做中国人了,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外国人,我们要从外到内把自己彻底地改造,甚至于我们要把自己的信仰都要彻底地改造,我们的生活方式都要彻底地改造,这是激进主义。

在这个之外另外有一群人,他们同样认为中国必须要变,中国必须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建立一系列现代制度,但是我们中国并不必因此而全盘地改变。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不应该变的,而且不必变,而且也不可能变,所以我们就不要试图去改变它,而不去改变它并不影响我们中国建立一个现代的社会治理体系,而不影响我们去回应现代的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格局对中国所造成的冲击,这就是保守主义。

在我看来保守主义的第一次系统表达,就是张之洞的劝学篇,他是在1898年年初出版的。关于这本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提出的四个字,中体西用。当然他通常是用八个字来表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那意思都一样,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我看来张之洞的这样一个命题的提出,当时针对的其实是康有为的那样一个比较激进的变法的方案。

中国历史的变迁其实特别的有趣,我们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们都经历了一个从激进到保守的转型。我自己也算一个小小的例证吧,那像康有为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个不去管它。当时的康有为在戊戌维新中其实非常激进的,而张之洞就提出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方案。但是这样的一个方案在当时并没有获得皇帝的一个肯定,所以当时整个的政治其实是沿着一个比较激进的路线发展的,结果他失败了。

那么在晚清,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到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但是他并没有取得成功。随后中国就卷入了一波又一波激进的浪潮,所以中体西用就成为被人嘲笑的一样一个思想命题或者说政治命题。那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当你听到我在说中体西用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要去谈这样一个所谓中体西用。

当时的严复就对中体西用提出了一个看似十分机智的一个反驳,马有马之体,马有马之用,牛有牛之体,牛有牛之用,你怎么可能把马之体牛之用结合在一起?这个反驳很机智,但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我后面也许会讲到它,总之中体西用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基本上都是被嘲笑被批评的一种主张,但是到了今天我还是要提出一个命题,就是我们还是得回到中体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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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西用”是中国现代转型唯一正道

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完成现代转型的唯一正道,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了。那为什么这样说,这就到了我的第二个议题。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中体西用,那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略微地提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陈寅恪先生,他在1927年,王国维先生自沉于颐和园之后,曾经写过一首挽诗。这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有四句诗,我念一下,他说“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

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中体西用,或者为什么说中体西用是中国实现现代转型建立一个可运转的稳定的现代秩序的唯一道路。因为西方对于中国而言,它永远都只能是学,它是知识,它只是一个知识。我们就在这儿,我们是在中国,我们是在中国这片大地上成长,中国就是我们的体,这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要寻求生长,要去应对外来的挑战,但应对的这个主体就是身体本身,我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所谓中体这个概念的。

中国就是我们这群人的身体,我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身体改变成他人的身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激进主义者,他们试图要改换这个身体,可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改换,把这个身体予以彻底的改换,但他们都失败了,即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对中国文化彻底地革命也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人或者中国的身体,而我们仍然是一个中国人,仍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就证明了中国这个身体,一个如此庞大的身体,人类有文明史以来最为庞大的一个身体,任何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改变它。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是什么样的信仰,还是什么样的制度,乃至于你有什么样的强大的炮舰,都不足以改变它,中国四千多年的历史其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就是中国,我们这个中国的身体要成长,所以我们就当然是要学习西方的各种知识、制度,都没有问题。所有这些学习的目的,都是为了我们身体的成长,而不是为了把我们身体改换成其他的身体,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那这是我的第二看法。

第三个看法跟第二个看法密切相关,我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身体的成长,所以大家不要把我,理解成一个守旧主义者,张之洞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变化,而事实上大家如果了解近代史,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张之洞是晚清推动现代化最有力的人物之一。晚清所有的现代化的重大的举措都跟张之洞有关系,所以他并不是守旧者。而且我认为恰恰是因为张之洞有中体西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他才非常有效的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而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所有那些试图全盘改造中国,然后全盘重建中国的那些人,代表中国的都是破坏,无一例外,文化上的破坏,政治上的破坏,社会上的破坏,教育上的破坏,所以只有中体西用,只有中体西学,我们只有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中国才能成长。

儒学还应为世界提供秩序想象

我其实在前头一直讲的一个要点是,我们大家要记住要实现现代转型,要建立一个现代的优良的社会秩序的主体是我们自己,但我们自己要成长,我们并不会闭着眼睛不去看这个世界,我看了这个世界,我们要成长,我们怎么成长?我大概提出了几个词,用这几个词我们也许可以讨论中国成长之次第。第一个词是道,第二个词是学,第三个词是术,第四个词是器。

道,我们中国人一直走在自己的道上,那就是中国之道。这个道刚才卢老师跟我们很充分地展示了,虽然她没有时间来讲,她讲到了尧舜,讲到了《尚书》、《诗经》,我们不去讲其他更早的,那么明明白白地,我们可以学习,找可以体会的中国之道,从尧舜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起步了,我们通过研读六经,研读五经,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受到,体会到中国之道,中国过去四千年就是沿着那条道走的,我们今天也依然如此。尽管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开阔了很多,但我们仍然是自己走自己的路,而不是走其他人的路,因为你做不到,你就是你,你要走的就是你的路,你的这条道就是从四千年前开始一路走来的。

但是这个道需要我们用学来阐明它,所以我这几年一直在说,经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学问,虽然经学已经中断了差不多一个世纪,我们这一代学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重建经学或者接续经学的传统,我们理解中国是什么,中国人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学的构造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可以把西方的所有的学纳入到我们的知识体系中去。道,中国的道是一,但这个学可以跟汉学跟宋学会有不同,会比它可能更丰富得多,所以这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学提出了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有没有能力把西方之学纳入到、弹射到我们中国之学中,有没有这个能力?

那接下来这术,就是办法,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办法,找到一些制度,找到一些政策来实现这个学中所阐明的这个道。

最后是一个器,器就是形态,我们能不能找到公共的和私人生活的美好的健全的形态?比如说,我们能不能在快速流动的城市化的社会中重建社区,重建我们公共生活的一个合理的有效的形态,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人要面临的一个共同的任务。尤其是精英群体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思想的创发,制度的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或者说它是我们应有的主题,其实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给中国的身体,这个生长的这个身体找到合适的一个衣服,或者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中国这个身体凝定,变成一个优美的固定的形态。

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讲到说我们正在探索独特的中国道路,我对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是有所保留,我们探索的是一条普遍的中国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构造的优良的社会治理秩序。不仅是在解决中国的问题,也是在解决世界的问题。那既然说到世界我就用一句话结束我的简单的发言。这句是什么,这句话是说随着中国的兴起,一个真正的世界才刚刚开始,所以中国人有一个不可推卸的天命,就是给正在兴起的这个真正的世界,提供一套更普遍的秩序想象。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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