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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季羡林为何加入井冈山兵团?

文化 | 2014-08-15 14:39: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陈贰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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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与季羡林(右)

文化革命前,周培源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季羡林是东语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文革中的1967年,他们几乎同时加入反对聂元梓一派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参加这个群众组织?他们在井冈山兵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先说周培源先生。
 
在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周培源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也向周恩来反映过对陆平的看法,认为陆平把北大搞乱了。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时,周培源正在筹备国际物理讨论会,对聂元梓大字报是持支持态度的。文革开始后,由于周培源在社教运动中的表现,北大群众没有把他划到“陆平黑帮”的圈子里,但由于他身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也没有把他当成“左派”而选入校文革领导班子。他的主要工作是分管北大汉中分校即“653”的工作。
 
1966年8月,聂元梓在中央文革支持下,赶走工作组,成为北大“校文革”主任,北大成了她的一统天下。北大汉中分校受到当地造反派的干扰,工作遇到困难,周培源从汉中回到北京,向聂元梓汇报情况,聂对此却毫不关心,十分冷淡;过了些天,周培源陪同柬埔寨王子访问北大,聂元梓又推说有事,不予接见,让外宾去参观《北大文革展览馆》,又遇到铁锁把门,吃了闭门羹。周认为聂元梓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外宾不礼貌,很有意见。
 
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和帮助聂元梓改正工作作风的愿望,写了一封《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不同意见的群众态度,提出了一些温和善意的意见。在信里,还提到被划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干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黑帮,不是三反分子,应该解放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可是聂元梓此时正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丝毫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反而认为周是反对校文革,为黑帮翻案。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北大陆续出现一些反对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如“井冈山”、“红联军”、樊立勤、杨勋、杨炳章等,“校文革”中聂元梓的战友孔繁(第一副主任)、杨克明(委员、新北大主编)等也站到聂元梓的对立面。聂元梓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残酷地镇压反对她的组织和个人,有的被抓进监狱(杨勋、杨炳章),有的被迫害致死(如沈达力),孔、杨被开除出“校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和受到批斗的学生有200多人。1967年2月15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策划下,成立《新北大公社》,成为支持聂元梓的群众组织。
 
1967年4至5月,北大反对聂元梓的势力日渐活跃,“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井冈山公社”陆续成立。6月5日,陈伯达在北大讲话,严厉批评了聂元梓,“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相继成立,形成反对聂元梓的5大团体。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致革命师生和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表明他们已经否认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站到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一边。
 
1967年7至8月,反聂的5个群众组织酝酿联合。虽然这些组织都以反聂为共同目标,但各个组织的具体观点有很多分歧,北大当时也没有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学生领袖能够为各个组织所接受,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于是,5个组织的头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凝注在德高望重的周培源身上,认为只有他才能被5个团体共同接受,只有他才能和聂元梓抗衡。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周培源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同意出任新组织的领导人。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召开成立大会,大多数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并致贺词(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周培源任勤务组组长,勤务组成员有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胡纯和、谢纪康等。在周培源影响下,又有著名教授侯仁之、周一良、赵宝煦和原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戈华等陆续加入到反聂的群众组织里。
 
周恩来得知周培源加入群众组织的消息后,派人传达了他的意见,劝说周培源退出,周培源接受周总理的意见,不再担任井冈山的领导职务,但有时仍出席有关会议。聂元梓为搞垮井冈山,暗中组织“周培源专案组”,内查外调,罗织罪名,企图把周打成“美国特务”,并准备把周抓起来。此事被新北大公社中同情周培源的学生得知,提前给周通风报信,井冈山兵团及时把周接进总部所在地28楼,保护起来。北大发生武斗后,周悄悄离开北大,住到女儿家(军队大院)。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又把周培源当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对象,直到1969年3月,8341部队进校后,才把周培源解放出来。9月27日,北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培源任副主任。1978年,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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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季羡林先生。
 
1965年秋天,季羡林到昌平南口参加农村社教,担任工作队副队长。1966年6月4日接到通知,返回北大。由于他只是个系主任,在党内没有职务,所以直到1967年春季,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参加了一些接待外地红卫兵、游行示威以及到农村劳动等活动。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两派组织都在拉拢干部和教师,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季羡林也成了两派拉拢的对象。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写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
 
季羡林加入井冈山,也受到周培源的影响。在《记周培源先生》一文中,季羡林写道:“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有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甚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
 
只记得北大两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举行过一次公开辩论,两派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我呢,我也上了牛劲,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赔上”。“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季羡林参加井冈山兵团后,当上第九纵队(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中也是少见的。由于他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的组织,不久就受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击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改。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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