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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

文化 | 2014-09-23 19:45:00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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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13年考人北京大学,到毕业后留校教书,前后共八个年头。想起北大当年,使我兴奋,令人回味。 


进北大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运动的产物,是维新派克服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建立起来的高等学府。辛亥革命后,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各科的监督改称学长,原来附属的高等学堂亦改称为大学预科了。 


1913年,我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读书。秋天,跳班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本科设在地安门的马神庙,预科设在北河沿的清代译学馆旧址。 


所谓“预科”相当于北大的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人本科。预科又分为两类:第一类预科毕业后升入文、法本科;第二类预科毕业后升入理、工科。它偏重于数学的教学。 


我在第二类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太吃力,便想去考本科,可是北大的理工科有严格的规定:凡报考本科者,必须有高等专门学校毕业的文凭。初期读文科的人并不太多,因此报考文科只要求同等学历,并不注重文凭。我升学心切,暑假改了一个名字,考上了文科。 


北大文科分哲学、历史、国文学、英文学四个学门(后改称为系),我上了哲学门。照北大原定的计划,哲学门分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三类,但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只是混合设立一个哲学门。我虽然人了哲学门,却一心不忘数学。那时,我见知于数学系主任兼代理学长冯祖荀先生,在哲学门不到两个月,又转入了数学门。 


可是转了数学门,我又放不下哲学。在哲学门两个月的学习中,时间虽然极短,但眼界大开,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我上的是数学的课,读的却多是哲学的书。从那时起,我主要研究的都是哲学及其有关科目。当然,数学书始终不断在我的涉猎之中,只是数学题从不肯做,化学实验更是绝少动手。 


藏书楼 


我刚进北大时,学校还没有图书馆,只有一个藏书楼,设在马神庙校舍后院的所谓四公主梳妆楼里。藏书楼的书可以外借,但没有阅览室。过了一年,藏书楼腾出一些地方,辟出阅览室,阅览桌放在中间,四周摆上书柜,柜里都是西文书。平时总是上着锁,线装书则放在楼上,借阅的人也并不多。我上预科的时候,常常从北河沿到藏书楼来借书,犹记得那时我借的书有德文与法文的《数理科学百科全书》等。一个大学预科一年级的学生,借读这样高深的德法文书,当时并不很多。这得到了冯祖荀先生的青睐,藏书楼的管理人员由此也给了我许多方便。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 


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装潢精美的书,是一个精装本,1914年美国出版,书名是《我们的外界知识》,英国罗素著。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又坐下来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了。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30年代,我一度再任北大讲师,专讲罗素哲学,这也可以说是与北大藏书楼的帮助分不开的。 


蔡元培主校 


1917年初,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先生的主持下,学校厉行改革,出现了新的气象。 


蔡先生是浙江人。1868年生,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为壬辰科翰林,时年26岁。蔡先生早年很有才名,他见清王朝已不能持久,为适应时代的潮流,便从事哲学、伦理学等新学的研究。他到过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后来又到德国学习。辛亥革命后,蔡先生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后因遭到袁世凯的仇视,被迫再赴欧洲。袁垮台后,蔡回国出任了北大校长,他虽是一个资产阶级学者,又是科举出身,但他对破旧创新有锐利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 


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旧学旧人不废,而新学新人大兴。他聘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章行严(士钊)、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陶孟和等任教授,后又聘任马寅初、陈豹隐等。同时,蔡元培还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排除了一批腐败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口号下,当时在校的教员既有宣讲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有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筹安会人物刘师培,另外还有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教生物学,年仅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先生讲印度哲学等。


蔡先生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的风气,这是他进行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北京大学过去是一座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不少学生以上大学为晋升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上学不读书,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还有的人打麻将、逛八大胡同。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 


面对这种局面,蔡先生从提倡思想自由出发,举办学术讲座,组织学术团体,例如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蔡元培亲任新闻研究会会长,以“研究新闻理论,增长新闻经验,谋求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邀请李大钊和著名的新闻界人士邵飘萍等到会讲演。同时,一些进步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成立,像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等。这两个团体分别编辑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新潮》。我亦参加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并为之撰写了一些短小文章。 


蔡先生还发起组织了一个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针对北大一部分学生的恶习,用这样的方法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个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上层道德堕落、生活腐朽的强烈不满。当时进德会在校内颇有影响,入会的人很多,对于北大部分知识分子个人道德的培养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蔡先生在学术上,是以治美学而闻名的。他刚到北大不久,我送他一大本新出版的讲述法国19世纪美学家居友(J.M.Gugau,1854—1888年)学说的日文书,他很快就看完了还给我。他组织了“画法研究社”、“音乐研究会”等一些课外文化艺术活动来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以贯彻其“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 


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 


李大钊和红楼 


1917年底,李大钊经章士钊之荐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 


自从蔡元培主校后,北大藏书楼改为图书馆。1918年夏,沙滩的红楼建成,图书馆也搬了进去,占了新楼的第一层楼。李大钊的主任室就设在红楼东南角上的两间房子里。一时红楼成了新思想运动的中心,许多进步的教员、学生聚集在这里读书、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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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大钊还是在1916年他到北京后不久。我的一位同学郭小峰与大钊是同乡,他们同是河北乐亭人。经郭的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大钊从日本留学回来,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即后来《晨报》之前身),继后,他又主编《甲寅日刊》。1917年,我曾在此刊物上发表过讲“青年问题”的文章。 


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人中国,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李大钊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思想敏锐,博学多识,广泛接触社会,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著名文章。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演讲会,邀请名人讲演,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使民主和科学的口号逐步深入人心。一次,大钊以“亚细亚学会”的名义组织讲演会,我也去听了,地点在当时有名的湖南会馆。邀请的讲演者有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李石曾、张继等人。这次讲演会听众很多,整个湖南会馆都挤满了。每个人讲演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大钊组织这次讲演会不久,就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了。 


大钊到任后,对图书馆的业务进行了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并开始注意收集有关马克思学说的书籍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著作。是时,我在北大已经毕业,留校做助教,教预科。平时课程不太多,就在图书馆帮助大钊做些工作。我的工作室标为登录室,在主任室的旁边。其时,李大钊组织一些学生“勤工俭学”,课外帮助整理图书,翻译、编目、打印卡片等,我则负责检查和校对。毛泽东同志来北大时,一度也参加了这项勤工俭学活动,担任登录工作。由于工作之便,我得时与大钊聚谈。每年北大放暑假,大钊回家乡到五峰山休假,我就代理他在图书馆的职务。


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图书馆成了北大校内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许多激进的学生经常到图书馆和大钊讨论各种新的思潮,听他介绍新的思想。大家也常常在此聚会,探讨中国的出路,寻找救国拯民的方法。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6月底,由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还有四条信约:一奋斗,二实践,三坚忍,四俭朴。学会总会设在北京,成都、南京等地还设立了分会。 


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很多,大多数人希望通过这个组织,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团结进步青年,从事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想通过它寻找中国的出路,但他们往往不能把握现实,陷在不切实际的空想中。邓中夏、高君宇、赵世炎、毛泽东以及杨钟健、周太玄、袁守和、朱自清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后来成了国家主义分子的李璜、左舜生、曾琦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学会组织成份很复杂,内部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总会正式成立于1919年7月。学会出版了《少年中国》月刊和《少年世界》。《少年中国》由北京会员编辑,一至七期,由王光祈负责。从第八期起,组织了少年中国编辑部,由李大钊、康白情、张申府、孟寿椿、黄日葵五人担任编辑事宜。上海亚东图书馆办理印刷发行。 


学会经常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和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常会,内容多是研究学会的日常工作、与各地分会进行交流等等。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为了联合进步团体,采取共同行动,全体社员到北京,邀请北京的进步团体举行座谈会。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等五团体20余人参加了这次座谈。 


8月16日,座谈会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觉悟社社员刘清扬主持会议并报告了开会宗旨,继由邓文淑(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多来的活动,接着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致答词,他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认为近年以来,世界思潮已有显然的倾向,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的行动。我也在会上发表意见,极力赞成改造联合。会议决定,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三人,再次开会讨论联络办法。 

 

8月18日,各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开会,议决定名为“改造联合”。并公推我起草“宣言”和“约章”。根据会议的决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见,我草拟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后经过各团体的讨论,得到正式通过。《改造联合宣言》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集合在“改造”赤帜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此土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一个的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 


以后《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发表在《少年中国》杂志的第二卷第五期上。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少年中国学会的内部斗争日益激烈,以致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最后终于公开分裂了。


离校赴法 


1917年,我在北大毕业,留校三年后提为讲师,继续教逻辑和数学。在此期间,学校从教育部得到一笔经费,决定陆续资送四个教员、四个毕业生到国外学习深造。教员四人是朱家骅、陈大齐、周作人、刘半农,学生中第一人就是我。我报的学习专业是美学,学校却指定我学图书馆学。但是还没有等到学校资送,就又有了别的出国学习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中法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参加了发起和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华法教育会的鼓吹和倡导,逐渐形成了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许多进步青年为探求彻底改造中国的真理而踊跃报名。当然有许多人是因为国内军阀长期混战,民不聊生,到欧洲去寻求生活出路的。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中法大学,但是很缺教授。经别人推荐,他们找到我,我是受聘教逻辑的。其时,蔡元培先生正准备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遂约定与蔡同行。我用“蔡先生秘书”的名义办理了出国手续。 


1920年11月下旬,我离开了母校,离开了祖国,登上了旅法教书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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