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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蠲戏斋诗话

文化 | 2014-11-27 14:49:5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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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浮


马一浮书法


诗以道志,志之所之者,感也。自感为体,感人为用。故曰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言乎其感,有史有玄。得失之迹为史,感之所由兴也;情性之本为玄,感之所由正也。史者,事之著;玄者,理之微。善于史者,未必穷于玄;游乎玄者,未必博于史。兼之者,其圣乎!史以通讽喻,玄以极幽深。凡涉乎境者,皆谓之史。山川、草木、风土、气候之应,皆达于政事而不滞于迹,斯谓能史矣。造乎智者,皆谓之玄。死生、变化、惨舒、哀乐之形,皆融乎空有而不流于诞,斯谓能玄矣。事有远近,言有粗妙。是故雅郑别,正变异,可以兴、观、群、怨,必止于无邪。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指远,其辞文。故通乎《易》而后可与言博喻,为能极其深也;通乎《春秋》而后可与言美刺,为能洞其几也;通乎《诗》而后可与行礼乐,为能尽其神也。有物我之见存,则睽矣。心与理一而后大,境与智冥而后妙。故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春秋之世,朝聘燕食皆用歌诗,以微言相感;天竺浮屠之俗,宾主相见,说偈赞颂,犹有诗教之遗。中土自汉魏以来,德衰政失,郊庙乐章不复可观。于是诗人多穷而在下,往往羁旅忧伤,行吟山泽,哀时念乱之音纷纷乎盈耳。或独谣孤叹,蝉蜕尘埃之外,自适其适。上不可说,下不可教,而诗之用微矣。体制声律亦屡变而益繁,其味浸薄。然而一代之中,作者犹时时间出,虽辞不逮古,情志发乎中者,不可绝也。


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


诗者,志也。志能相通,则无不喻。但用事须有来历,体格气韵亦别有工夫,此则非学之深且久,未易骤悟。今人不学诗,诗教之用不显。然其感人不在一时,虽千载之下,有闻而兴起者,仍是不失不坏也。


诗以道志,亦是胸襟自然流出,然不究古今流变,亦难为工。须是气格超、韵味胜,方足名家。


诗以道志,须“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方是好诗,不可强也。


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古来诗人具此者亦不多,盖诗之外大有事在。无一字无来历,亦非畜养厚,自然流出,不能到此境界,非可强为也。世俗人能凑一二浅薄语,便自命诗人,此实恶道。


诗教甚大,而世之名为诗人者,其诗则小。果能闻道,虽不能诗,何损;诗虽工,而无当于性情之正,何益?汉魏以降,诗人多如牛毛,语其至者,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吾夙昔耽诗,每恨其多,不可胜读,然粗知其利弊,为之而不谬于古人,不溺于流俗,非用力十余年,殆未易语。但非谓诗不可学,亦弗谓可不学也。性之所近,以余力求之可耳,勿以是自喜也。


诗以感为体,必有真情实感,然后下笔,诗味自有不同。自古以来,历代诗人多如牛毛。然真正到家,一代不过数人;精心之作,一人不过数篇。诗学甚大,不仅文词雕琢。学诗得其门径,亦须十年功夫。若言诗学精微,则是终身之事。


古之所以为诗者,约有四端:一曰幕俦侣,二曰忧天下,三曰观无常,四曰乐自然。诗人之志,四者摄之略尽。若其感之远近,言之粗妙,则系于德焉。


诗是声教之大用。“此方真教体,清静在音闻”,一切言语音声总为声教。以语言三昧,显同体大悲。圣人说诗教时,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自然是实智。来问(坊间?)误以诗为多闻之学,只据“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一语断之,乃与上所引“颂诗三百”,“人而不为《周南》、《召南》”“诗之失愚”等语无涉矣。当知从初发心至究竟位,皆是诗,不得但以加行方便为说。“失之愚”者,愚相粗细煞有差别,略以爱见大悲及所知愚当之。一品无明未断,皆于诗非究竟也。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工夫,到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


诗乐微妙,非时人言艺术者所几。


脱俗须具悟门,诗中实有三昧。古来达道者多从这里过,然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直须自悟始得。吾言亦犹谷响泉声耳。


凡事取一种方式行之者,其方式便是礼,做得恰好便是乐。如作诗,格律是礼,诗中理致便是乐。


诗固是人人性中本具之物,特缘感而发,随其所感之深浅而为之粗妙,虽里巷讴吟出于天机,亦尽有得《风》、《雅》之遗意者,又何人不可学耶?笔下不必有诗,胸中不可无诗。至格律藻采,则非学不可耳。


咏史诗须有寄托,意在陈古刺今,方见诗人之志。古人于此等题皆不苟作,非徒叙事而已,此不可与述德诗并论。


凡诗皆不可作道理会,却不妨全体是道理,如此乃为知言。


诗亦人人性分中所有,唯须学而后成。“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即比兴之旨。诗贵神解,亦非自悟不可。五言先从《选》体入,以治经之余力为之,亦涵养性情之一助也。


严沧浪以禅喻诗,独尚神韵,譬之羚羊挂角,香象渡河。


诗能感发情性,植养伦理。


夫诗,不以辞害志。


洪巢林先生来书有:“日日忧旱,得雨而喜”语,因云:此是诗人本怀,固知忧喜雨旸本非二物,此余所谓诗以感为体也。人心有私系则失于感通,若虚中廓然,何所不格,雨旸寒暑即是变化云为,在《易》谓之贞,在禅谓之普。故曰“天下何思何虑”,言无私也。异由计(私?)起,涂虑万殊;贞乃本然,归致冥一。能会此,则即诗见道,体物不遗,然后物我顿忘,言象可泯,何事区区与古人较短长乎。


扬子云谓: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杜子美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皆甘苦自得之言。要之,诗之外必有事焉,而能一切发于诗,诗始可传。吾有旧句云:“自古言皆寄,从心法始生。”悟此,则学诗与学道一矣。


古人说诗,各有其得力处。温柔敦厚之旨,当反之自心,看能体会到甚处。若有一毫刚忿,则遇物扞格,去诗教远矣。


凡说诗,则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足可忘疾。


欲明诗之正、变,须略明依、正二报之义。“正”是能依为身,“依”是所依为土。身业之染静,即为报土之胜劣。诗人之美刺,依于国政之得失以著其法戒。“正”为有道而兴,即报土之胜也。“变”因失道而作,即报土之劣也。《诗谱序》所谓“凶吉之所由,忧娱之萌渐,昭昭在斯,足作后王之鉴”者,是诗之功用在美教化、移风俗,是教人修其正报也。世有治乱,诗有正变,而诗人之志则一于正。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


“不学《诗》,无以言”,诗教亦是开权显实,若是灵利汉,举起便悟,不为分外。不可以谛言语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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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着得几首好诗,亦可拔除俗病。


诗人闻道者固不多。就诗而论,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而已。亦非是教人不学诗,但古之为诗其义大,后世之为诗其义小耳。或问王辅嗣《易》以何为体,答曰“以感为体”。余谓辅嗣此言未尽其蕴,感者,《易》之用耳。以感为体者,其惟诗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即感也。感之浅者其言粗近,感之深者其言精至。情感所发为好恶,好恶得其正,即礼义也。故曰“发乎情,止乎礼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此孔子说《诗》之言也。诗教本仁,故主于温柔敦厚。仁,人心也。仁为心之全德,礼乐为心之合德,礼乐由人心生,是以《诗》之义通于礼乐。程子曰:“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故《易》为礼乐之源,而《诗》则礼乐之流,是以《诗》之义通于《易》。政事之得失寓焉,是以通于《书》。民志之向背见焉,是以通于《春秋》。六艺之旨,《诗》实核之,诗教之义大矣哉!《三百篇》以降,代有作者。后之选者识不及此,各以己见为去取,或求备乎体制,或取盈寓篇章,博而寡要,于义无当也。吾尝欲综历代诗总别诸集及论诗、评诗诸作,博观而约取,删繁而撷要。其世则汉魏六朝唐宋辽金元明清,其体则乐府五七言歌行律绝,其义则风雅正变,足以考见一代民志之所向,国政之所由,世运之升降污隆皆系于是。好恶不失其正者,大抵一代不过数人,一人不过数篇。体不求备,惟其人,所以昭其志也;断代著录,所以著其事也。详其来历,通其旨意,以便教学。善读者潜心以求之,庶几继轨《三百篇》而六艺之旨可以概见。以是为教,其必有感发兴起者矣。


《诗大序》及郑康成《诗谱序》两文,说诗之义尽之矣。


音律亦须学,多读自然见得。至于白话之漫无音节者,则终不能成立。西洋诗亦有抑扬高下音韵,而十四行诗格律谨严,亦岂漫无准则耶?


昨说一切法界皆入于诗,恐学人难会此旨,实则盈天地何莫非诗?诗通于政事,故可统《书》;以声教感人,故可统《乐》;“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可统《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诗之效也,故可统《易》。子夏《诗序》:“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依风俗。”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明人事之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二说不别,故可统《春秋》。“《诗》亡而后《春秋》作,则知《春秋》之用即《诗》之用,拨乱反正之心即移风易俗之心也。如是广说,不可终穷。比及证悟,则皆剩语也。”


昔人评钟元常书,谓其“沉着痛快”。推而言之,作诗亦须沉着痛快,说话作事亦须沉着痛快。忠信笃敬,谈何容易。笃实便是沉着,反之则是不诚。


先儒谓《乐》亡而后乐教皆寓于诗。古人之诗皆可歌咏,被之管弦,即是乐教。故春秋之世,聘使往还,酬酢交际,皆有歌诗,后世酬唱即其遗风。


诗不仅尚其辞而已,诗之外大有事在。今人诗所以不及古人者,只是胸襟太小。古人所感者深,今人所感者浅,古人所见者大,今人所见者小,故判然是两个天地,不能相比。如果自己之所感与古人同其深远,自己之所见与古人同其真切,则发而为诗,自然亦可上追古人,但却非易事耳。诗教之义甚大,非心通天地不足以语此。但学者若能常常体会此理,则胸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久而久之,不知不觉间,气质自然变化了。故诗可以陶冶性情。


作诗是游于艺的事,但必须先志于道、依于仁,然后可。诗人所见者大,则其所言者远;其所积者深,则其所发者厚。不假安排,不事穷索,信手拈来,全是妙用。故曰:作诗须通身是手眼始得。有人问古德,狮子搏兔用全力,是个什么力?答:不欺之力。此虽说禅,亦可论诗。不欺便是诚,不诚则无物。狮子搏兔是用全身气力,故作诗须将整个学问运用在里面,所谓通身是手眼是也。善为诗者,言近而指远,称名小而取类大。心量通乎天地,然后可以动天地;至情通于鬼神,然后可以感鬼神也。


古者朝聘往来,赋诗见志,以微言相感。微者,隐也,不必明言,贵在暗示。实则一切言语属于诗,真有至诚恻怛之怀,发之于言,自是感人。慈母之爱子,不学而能歌,赤子之于母,闻声而相喻,几以真情感通之故。


大抵境则为史,智必诣玄,史以陈风俗,玄则极情性。原乎《庄》、《骚》,极于李杜,建安史骨,陶谢玄宗,杜则史而未玄,李则玄而不圣。挈八代之长,尽三唐之变,咸不出此,兼之者上也。自有义学、禅学,而玄风弥畅,文采虽没,而理却幽深,主文谲谏,比兴之道益广,固诗之旨也。唐宋诸贤犹未能尽其致,后有作者,必将有取于斯。若夫摆脱凡近,直凑单微,随举陈言,皆成新意,累句芜音,自然廓落。但取自适而无近名,舍俗游玄,绝求胜之心,则必有合矣。流变所极,未知其终。如今曰“背景”,犹之史也;亦曰“灵感”,犹之玄也。特言之尚粗,未臻于妙,而遽忘其朔,遂谓古不足法,斯则失之愚耳。


余见今之艺菊者,往往霜降后始花,经冬弥盛,虽冬至犹未凋。耐寒如此,异于朝菌不知晦朔矣,故诗人每以寒花喻晚节。因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虽卉木之微,亦贵其能久。陶公咏菊以“卓为霜下杰”称之,观物者何在而不可以取法邪。


晋简文帝云:“平叔巧,累于理,叔夜俊,伤其道。”此语题品嵇、何,或未称实。然立德不可以事存,希声不可以言取。故知俊、巧与道远也。况乃采绘虚空,吟弄风月,托之名句,抑已末矣。



希腊古诗歌,洒然有《风》、《骚》之遗,英法诸家篇什所祖。德最晚起,制作斐备,尔雅深厚,乃在先唐之上。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学记》言:“不学搏依,不能安诗。”“安”字最有意味,盖一字、一语未惬,总是功夫不到也。


五言实难于近体,熟看《选》诗可也。


短篇偈颂亦近于诗,古人自道其悟处,不嫌语拙。


东坡尝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特托物起兴,缥缈出微之思,亦如云气变化,乃臻妙境。


大凡作绝句须宗盛唐,要气格雄浑,音节高亮,方合。选字不可不审也。


《乐》亡,则乐之意唯寓于诗,故知诗然后可与言乐。


诽世贬俗之言须有含蓄,出词蕴藉,方有诗教遗意。


“磨砻去圭角,浸润着光精”,细之谓也。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故虽时有率语、拙语,亦不害其为细,最好体味。唯细,乃可入唐贤三昧也。


词虽不及诗之博大,亦殊不易工。


《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与乐岂能分邪?



作诗以说理为最难,禅门偈颂说理非不深妙,然不可以为诗。诗中理境最高者,古则渊明、灵运,唐则摩诘、少陵,俱以气韵胜。陶似朴而实华,谢似雕而弥素,后莫能及。王如羚羊挂角,杜则狮子嚬呻。然王是佛家家风,杜有儒者气象。山谷、荆公才非不大,终是五伯之节制,不敌王者之师也。尧夫深于元、白,元、白只是俗汉,尧夫则是道人。然在诗中,亦为别派,非正宗也。吾于此颇知利病,偶然涉笔,理境为多。自知去古人尚远,但不失轨则耳。


严羽《沧浪诗话》云:“诗有别才,非关学也。”实则此乃一往之谈。老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知学力厚者所感亦深,所包亦富。但如王壬秋教人学诗,纯用模仿,如明七子拟古,章句不变,但换字法,自是不可为训耳。《易》云:“修辞立其诚”,诚之不足,则言下无物,近于无病呻吟,当然不可。乃至音节韵律,亦须是学。唐人音节极佳,宋人则虽东坡、荆公、山谷、后山诸贤,诗非不佳,而音节则均逊于唐矣。


作诗亦须自有悟处。陶诗好处在于无意超妙而自然超妙。论者言颜诗如“错彩镂金”,谢诗如“初日芙蓉”。谢之视颜,自是较近自然,然犹有故意为之之处。陶则本地风光,略无出位之思,不事雕馈而自然精炼。似此境界,却不易到。东坡和陶尽多,无一首相似。如《和饮酒》云:“三杯洗战国,一斗销强秦”则剑拔弩张矣。王摩诘诗自有境界,如《终南别业》“中岁颇好道”一首,大似陶诗。《辛夷坞》“木末芙蓉花”一首,亦是眼前景物,信手拈来。


作诗贵有比兴之旨,言在此而意在彼,方能耐人寻味。唐诗云“夜半钟声到客船”者,无人相送,不胜寂寞之感也。“轻烟散入五侯家”、“帘外春寒赐锦袍”者,君恩只及贵幸也。“乐游原上望昭陵”者,虽以罪言去官,而眷眷不忘故主之恩溢于言表。昭陵,太宗之陵也。“众鸟高飞尽”,以比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以自况也。“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言山色之外,不堪举目也。或问黄仲则“十有九人堪白眼”之句,笑曰:何笨重乃尔,了无余味矣。


诗贵含蓄,忌刻露,意在可见不可见之间者为佳。李太白“众鸟高飞尽”以喻利禄之徒,“孤云独去闲”用以自况,两句尽好。“相看两不厌”两句便失之刻露。宋诗刻露益甚。《三百篇》亦有刻露之作,如“人而无礼,胡不遄仕”、“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等。然亦有须各人自己理会者,“萚兮萚兮,风其吹汝”,《诗集传》以为淫女之辞。以予观之,此诗意味深厚,类似《风雨》《鸡鸣》之章,当是贤人处乱世,以危苦之词互相警惕而作。


今人以感情归之文学,以理智属之哲学,以为知冷情热,歧而二之,适成冰炭。不知文章之事发乎情,止乎礼义。忧乐相生,有以节之,故不过;发而皆中节,故不失为温柔敦厚。看古人诗总多温润。如云:“虽无旨酒,式吟庶几;虽无佳肴,式食庶几。”情意何等恳挚,读之者深味而有得焉,乃能兴于诗。移刻薄为敦厚,转粗犷为温润,乃能“立于礼,成于乐”,亦即变化气质之功。昧者反是,但以增其回邪耳。




胡元瑞《诗薮》以汉乐府桓帝初童谣“小麦青青大麦枯”与少陵《大麦行》“大麦干枯小麦黄”比较言之,以为即此便是汉唐音节之别。前者用虞韵,便有含蓄;后者用阳韵,便觉高亢。吾尝有取于其说。以诗而论,少陵亦更进一步,故弥觉发扬踔厉也。大抵唐诗高亢响亮,晚唐便哀蹙。义山诗虽工,音节已哀。李后主词未尝不妙,而纯是亡国之音。北宋词亦多哀音。山谷、后山诗自工稳,音节终不及唐。推而上之,正风、正雅音节舒畅,变风、变雅便见急促。惟文亦然,六朝徐、庾骈体,句句工整,而靡弱已甚,此亦有不可强者。故闻铃铎而辨治乱,听鸟鸣而知安危。有时下笔成诗,押一韵脚,往往出于自然,非由安排也。


《选》体诗当熟读。宋人荆公、山谷不可略,然不读《景德传灯录》,亦不能读山谷诗也。


古来诗选尽有佳者,《文选》尚矣。《唐文粹》著录亦精,而不及律师是其阙略。


诗人胸襟洒脱,如陶公者,略无尘俗气,出语皆近自然。谢灵运华妙之中犹存雕琢,视陶自是稍逊。太白天才极高,古风至少三分之二皆好,然学力不到。老杜则深厚恳恻,包罗万象。退之于诗非不用力,子厚诗极幽秀,过于其文,顾皆未能免俗。荆公才高,亦有率易之作。山谷理境自佳,颇喜逞才。至其称东坡《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首为“不食人间火语”,允为知言。东坡此词,几于全首集句,然固过于其诗,以襟怀之超旷也。总之,李杜文章,光焰万丈,但使文字不灭,精气亦长存人间。读者有以得其用心,斯与古人把手同行,无间今昔。


排律之工,老杜古今独步,篇篇俱佳。非特百韵长篇,即二三十韵,亦复沉雄细密,极开阖动荡之致。后人如李义山学杜律极工,而排律终不能及。宋人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更逊一筹矣。清人朱竹鬯有《风怀》一首,三百年来可称压卷。但其事无足存,以视老杜之题目正大,魄力沉雄,去之远矣!谢无量先生宣统间有排律一首八十韵,纪归蜀事,甚好。吾亦曾报以长篇。吾诗所以不及杜者,一则才力未逮,二则末法时代,亦无许多大题目也。


晋宋诗人只陶、谢时有玄旨。谢诗虽写山水,着玄言一两句,便自超旷。唐人王摩诘最善用禅,故自高妙。宋人诗用禅理者,山谷、荆公、后山、东坡皆能之。山谷才大,当推第一,荆公次之,东坡于禅未深,在四人中为最下。山谷诗如:“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喻悟道之后,更无远近方所,无入而不自得也。时山谷方在戎州,即今之叙府,盖亦兼寓身世之感。荆公拜相诗云:“霜筠雪竹钟山路,投老归渔寄此身。”观戏诗云:“侏优戏场中,一贵复一践。心知本是同,所以无欣怨。”想见此老胸次亦复超逸。但惜操术未当,至于引用小人,遂以误国耳。


古诗比兴之旨,人多忽略。如韦苏州“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朱子最喜之。盖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意思,言君子虽身处衰世,光如流萤,仍是自强不息,未敢一日稍懈,如流萤之飞度高阁然。又程明道诗:“未须愁日暮,天际是轻阴。”言衰乱之世,君子道消,不过如天际轻阴,终有晴朗之一日也。词句工丽虽不及韦苏州,然胸怀与气象则非韦所及。学子须识得此意,方可言诗。


古来词人利弊,此难具言。以诗为比,太白如苏、李;后主如子建;温、韦如晋宋间诗;北宋诸家如初唐;清真如少陵,律最细,词最润;梦窗如义山。以是推之。


自来义味玄言,无不寄之山水。如逸少、林公、渊明、康乐,故当把手共行。知此意者,可与言诗,可与论书法矣。


骨力谓峻峭特立,舒卷自如,如右军草书,体势雄强而使转灵活,不可以粗豪刻露当之。试观义山近体,学少陵非不温婉致密,然骨力终逊。山谷、后山力求矫拔而不免生硬。以此推之,亦思过半矣。此亦如人学射,久久方中,学力未到,不可强为。


“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王龙标诗也。“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韩致尧诗也。王语怒而韩语哀,国可知矣。牧之才放而自叹无能,怨其不用也,故谓“绿华成阴”,不必定系本事,益令人低徊不置。吕紫薇“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谢茂秦爱之,予亦爱之。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斯近乎治世之音矣。诗人之志与时偕行,不可强也。


近代论诗,沈寐叟实为具眼。“三关”之说,同时与寐叟游者,皆习闻之。予亲见其与香严书,言之如是。当时曾与香严论此,戏谓当更增一元,以元和已变盛唐,当增开元以摄李杜。寐叟意以元嘉摄颜谢,元和摄韩柳,元祐摄苏黄。鄙意苏多率易,不如易以荆公以配山谷。透得颜谢,则建安以来作略俱有之,则予无间然矣。


宋诗兼融禅学,理境过于唐诗,惟音节终有不逮。宋诗中山谷、后山为最,荆公次之,东坡、放翁又次之。苏门六君子颇有青出于蓝者,以视韩门诸子学均出其下者,有过之矣。


盛唐音节响亮,句法浑成,晚唐便失之雕琢。宋诗音节便哑,虽荆公、山谷亦然。东坡于诗并不用功,只凭天才,失之率易。王壬秋教人为诗,篇模句拟,大类填词,方法太拙,往往只具形式。渠长于《选》体,歌行亦能为之,而短于律师、绝句。张文襄亦颇能诗,晚近则有陈散原、郑孝胥。郑诗颇类后山,固不必以人废言。陈石遗能评诗,所作诗话颇可观。及其自为之,乃不能悉称。樊樊山、易实甫虽摇笔即来,不为无才,而体格太率,仅可托于元、白而已。中国文学流派太多、历史太长,欲于各家各体一一沉浸精通,大非易事。是以胸中不可无诗,笔下则不必有诗。


王昌龄诗云:“赤风荡中原,烈火无遗巢。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韩致尧诗云:“临轩一盏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绿阴。”王诗益怒,韩诗益哀。吕本中诗云:“雪消池馆初春后,人倚栏杆欲暮时。”谢榛盛称之,采入《四溟诗话》。此诗虽有迟暮之感,却无怨怒之意。池馆雪消,庶几治世先声。


后山学少陵极有功夫,亦失之于瘦。其生处可学,涩处不可学。山谷才大,有时造语生硬,亦病于涩。东坡亦才大,但多率易,则近滑。从宋诗入手易犯二病。少陵虽有率句,却不滑;虽有拙句,却不涩。义山丽而近涩,香山易而近滑。


杜诗最深厚,是儒家气象,但不能为绝句。惟《赠李龟年》一首为佳。谢诗最华妙,陶诗最玄远,太白最豪放。韩诗精炼,柳诗理境格调学谢,用字用韵在韩之上,但不成大家,名家而已。绝句,王昌龄、李太白为佳。


杜诗排律出于齐梁,能得其细,此前人未发之论也。齐梁诗,向每病其绮靡,比稍复视,乃知其细。简文之作犹佳。


老杜所以为诗圣,正在其忠厚恻怛,故论诗必当归于温柔敦厚。时贤如谢先生,诗才非不高,亦有玄旨,然所得者老庄之粗耳,其精处固另有深远者在。至于儒术,彼固未尝致力,故终嫌其薄。


选诗须摒除余事一年,抄录亦须一年乃可毕事。断自汉代,从冯惟讷《诗纪》、《乐府诗》、《全唐诗》等书取材,另加按语,乃可抉出古人之用心。


渔洋《万首绝句选》颇好,《古诗选》次之。渔洋亦长于绝句者。绝句须流利,古诗可出以郑重。《唐诗三百首》中绝句多佳。


作诗亦是无处不相见,忽然触著,打失鼻孔,不是草草。……卫武公大贤也。《抑》之诗末后数章,其言痛切。《小序》以为刺厉王,朱子全释作自儆之辞,意味尤深。

 


 


蠲戏斋诗话【四】(马一浮 撰;后学羊文多敬录)


 



少陵之诗,人皆圣之,予亦圣之。杨大年辈虽狂诋极訾,宁足以屈少陵?若夫真而忘拙,易而近于率者,则有之矣,要未必遂为大家之病。予方爱之、重之,愿世之人效之,何敢诋少陵?非惟不敢,亦不暇。虽然,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少陵虽圣,犹有过。“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之教也。端居多暇,读少陵诗数过,摘其疵语于简。邢之才言:“思误书,恒是一适。”予谓得古人佳句,固足乐;得其疵句,往往对之至于拊掌,亦是一适也。古人之惠我岂不厚哉。朋游谈讽,用资笑乐,则可;以之轻薄訾毁古人,则不可。题曰“杜诗瘢”者,“瘢”乃索之于外,非膏盲、废疾之比也。


《曲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写景非不切,属对非不工,然似题春册诗。


《不归》:“面上三年土,春风草又生。”自是行役经时之感,然“土”“草”字面连属,便似草生面上。


《进艇》:“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似题春册诗,又似村里小儿新婚房联。且与妻泛舟,作此昵语,不令老妻羞杀。


《绝句漫兴》:“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似嘲妓诗。着“颠狂”“轻薄”字,亦过直率,了无意致。#8



汉乐府:“所交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曹植:“鸱枭鸣衡厄,豺狼当路衢。”用意略殊而施语各当。后人沿之,往往以豺狼、豺虎为习用语,未可骤易也。老杜诗此类多矣,独于《大云寺赞公房》诗乃云:“泱泱泥污人,狺狺国多狗。”虽用《九辨》“孟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语,意有雅俗难易之别,何其率也。


《咏怀》、《北征》诸诗,叙遭乱流离之苦,如“入门闻号眺,幼子饥已卒”及“经年至茅屋”至“谁能即嗔喝”一段,情事如画,愈直愈巧,愈琐愈真,信为难及。独《彭衙行》云:“疵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则刻画太过,令人生厌。事既不妙,词又不工也。


《病后遇王倚饮赠歌》一首,通体用粗拙语而气格甚健,独云:“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瘦命如线”,则过于直率,乃觉可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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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道州《贼退示官吏》诗,盖仁者之言,不独诗工也。


伊川称韩退之《羐里操》“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道得文王心出来,此文王至德处也。乃谓其得怨而不怒之旨。其实退之此诗好处在善怨。“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则怨而近于怒矣。“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乃纯是怒。


柳学谢,胜于韩。韩有气势而少韵,所为琴操俱胜。柳所为骚亦佳,骚固不易为也。


元、白新题乐府,虽长于讽喻,而少温厚之旨,气格亦渐靡弱矣。王湘绮亟称微之《望云骓》骨力可追少陵。以今观之,殆为过词。然此篇固《长庆集》中杰作,高出《连昌宫词》远矣。


元、白亦是古典文学,非不用典,但用典使人不觉。以元、白为不用典,直是胡说。


《乐府解题》:“竹枝本出巴渝,刘禹锡在湘沅,以俚歌鄙陋,乃依楚声作竹枝新词,教里中儿童歌之。禹锡谓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之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今观其辞,如:“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则近似吴歌子之类,盖郑卫之音也。贞元、元和间最盛行,亦唐诗之衰音。偶以遣怀,未为不可,然其音节亦不易谐。


李义山绝句在杜之上,排律只能作十韵,至多二十韵。若夫洋洒千言,极开阖动荡之妙者,则古今诗人惟有少陵耳。


宋诗山谷、后山均佳。放翁以多为贵,仅比元、白,视白尚有逊色。梅圣俞虽尝见称于欧阳公,而意境殊不高,非上乘也。


《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文,各有平日得意,不过数篇,然他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阳公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公《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苕溪鱼隐亦引《石林》语,且谓在汝阴见棐而问之,良然。今阅公诗者,盖未尝独异此三篇也。余读《居士集》,喜其五言清隽不费力,七言似犹有累句,以其太多,为之又易。此三篇者,诚为集中他作所难并,欧公自许甚当。然余颇谓《明妃曲》后篇实胜前篇耳。


荆公诗云:“事变有万殊,心智才一曲,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以荆公之才高学博而又深于经术,不能济世,反成民病,用世岂易言者。


山谷《登快阁》诗云:“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人多赏其雄放,不知乃自道其智证之境也。


山谷快阁诗均佳,而“万事转头同堕甑,一身随世作虚舟”、“落日荷锄人著本,西风满地叶归根”、“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等句尤为妙语。


山谷诗“心猿方睡起,一笑六窗静”,注引中邑洪恩禅师答仰山问如何是佛性义公案。此段公案着眼在中邑与仰山相见处,至于山谷随手摭用,乃诗家常事,不可为典要也。


后山、遗山二子,皆学杜而能得其骨者。


邵子诗《答人书意》、《无妄吟》二首,乃是圣贤血脉所在,今人未尝梦见邵子毫毛,而轻肆讥议,真不可教。


宋有比丘尼,发悟后作诗云:“镇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却捻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此乃绝好题瓶梅诗。


刘静修出于《击壤集》而又文采过之。


世所名宋遗民,其人与事不一。言之近激而行之若未醇者盖有之,然大抵皭然求出于滓反乎洁。推其志,有以合乎圣人之所与,可以厉天下不洁者。虽未遽跻于夷齐,不可谓非狷者之徒也。可勿称乎?彼其愁忧憯怛,譃暴日月之下,若甚创其生。其为诗,音湫以厉,噍以肃,訇若裂石走霆,物怪怒搏,幽若哀湍急雨,鬼啸林谷,魂魄荡撼而不能休。孰驱之哉?夫固有所不得已也。且夫音声者,动于志而后发,感于气而后成。怨诽之兴,其趋也怪以怒,有致之者,夫孰能遏焉。吾观《宋遗民诗》,岂唯见元德之猥,亦以悟宋之所由衰……所谓宋遗民者,其言莫不怆然有亡国故君之思,岂非民德之厚欤!


由《三百》以至于今,凡为诗者,较其词则远矣。乃若其志考之,盖犹有合者焉。宋之遗民,其人大都憔悴悲思,呻吟痛苦,譃天以自舒,虽欲弗怨,其可得乎!后之人诵之,有以见亡国之酷如是,而知所以发愤自拔。


俞德邻《游杭口号》末首:“倘有圣贤吾欲中”,方夔《清明》“酒向南方颺后灰”,周友德《钱塘怀古》“人死海中沈玉玺”,皆于文为不词。


郑思肖为诗颇近怪怒,若《大宋地理图歌》云:“悖理汤武暂救时,谋簒莽操生大逆。”以汤、武下与莽、操比称,斯言实害义之尤。虽曰愤激所出,别有寄托,然足贼矣。又《续洗兵马》云:“当知孔明杲卿辈,巍然三代古君子。吕尚蹯溪钓文王,乃是汉唐人才耳。”杲卿与孔明人物不同,未可比论;以太公望为出自孔明、杲卿下,即孔明、杲卿能安之乎?即曰寄托,其词亦甚病。《德祐元年岁旦歌》:“不变不变不不变”于文为不词。


赵必嶑《赠黄槐谷》一首,若以怼天为词,亦近违道之言。


唐玉潜《清明日》诗,其言婉以思。


《白沙集》版本不一,一本后有古诗解注,重音节,甚好。白沙诗亦讲音节,颇近刘静修。


《白沙诗教》之白沙自叙甚好,湛甘泉序便嫌太长。


湛甘泉说白沙诗为教外传。往年见而好之,比更展示,颇惜其说之繁。孔子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彝德“,但云:”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彝德。”着一二虚字而已。《棠棣》之诗,本怀人之作,孔子说来,则成讲道之诗。亦只云:“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皆着墨不多,而意味自足。《诗.小序》虽不尽可据,亦无枝蔓。


王船山“六经逼我开生面,七尺从今作活埋”之言,在诗则为险语,亦见船山气象未醇。


朱竹鬯诗,在清朝不失为大家,读书多,亦工亦博,文则欠排奡,视诗有逊矣。偶观其年谱,六岁时,塾师指王瓜属对,信口答曰“后稷”。师怒,欲扑之,不知适以自彰其陋。即此可以见其天才矣。其余,查初白尚可观,吴梅村固不逮也。


赵尧生犹是江湖诗人,陈散原用力甚勤,失之沾滞,俱无胸襟。沈寐叟胸襟较高,而学义山、韩、孟,失之艰涩。郑孝胥较笨重而站得住。谢无量先生胸怀超旷,惜亦学仙习气,未免以服食射养为大事,而悉心以求之。故余赠诗有云:“还丹驻世应无疾,天眼观身是众缘。”意谓身是四大合成,不妨土木形骸也。谢先生天资高,知吾微讽之意,故答句云:“观生何日不乾乾?”此语亦易及,而出句“伐鼓四邻闻坎坎”,以卦名叠字相对,却亏他想得到。


说王壬秋题扇诗云:此人一生学《老》、《庄》,故其论扇,以为见捐者恒为纨素,常见者反在蒲葵。至于文人画家之所题绘,往往藏之箧中,备而不用。总之,其意以为用者不好,好者不用而已。颇得老庄之旨,然非有道者之言也。


沈培老有胸襟,有眼光,近体亦学义山,古诗则学昌黎,而玄义纷纶,气格峻整,虽所作不多,以较王壬秋为高,然亦终是未熟,尚费气力。


沈培老论诗有“三元”之说。“三元”者,元嘉、元和、元祐也。余为增开元,成“四元”。元嘉有颜、谢,开元有李、杜,元和有韩、柳,元祐有王黄。透此三关,向上更无余事矣。


金香严叟于诗早学湘绮,晚师乙庵,而其得力乃在东野,时与乙庵并称,拟之韩孟。乙庵所谓已透元祐、元和二关,但余末后元嘉一关,过此便大事了毕者是也。


洪樵舲先生为人笃厚,诗从义山入手,惜稍为所缚,止于晚唐。吾尝劝其作古诗,又见沈培老为题其诗集数行,亦欲其进而求之《楚辞》、《文选》,融会禅理、玄言。惜其不及试也。


肇安法师和余兰亭诗,理致高绝,故是奇作。而运词稍朴,微似有憾。师之所存,岂在区区文字之末,正复以此弥见真味耳。


赵尧老古诗不多见,近体偶有率易处,吾未能知其所诣也。


谢无量一九二0年见寄诗,绰有逍遥之致,庶几正始遗风。夫随流妙尽于无住,体物莫神于会寂。无住则遗照,会寂则忘功。照遗则有无俱遣,功忘则物我齐丧。若此者,缘应万殊,湛合恒一,复何滞者。


谢无量窦圌山长篇信是奇作。读之洒然如置身飞仙亭,尽睹云岩之胜,讽咏反复,使人泠然有御风之想,真足以忘世矣。及读其哀独秀诗,又愀然以悲。以彼才士,天下之好,岂独交旧之感而已。然使独秀有知,得此诗可以不憾。


无量五言力追大谢,近体亦逼少陵。今风雅荡然,出之可以振起颓俗。


谢无量先生近作五言廿首,一片天机,空灵动荡,的是天才。


谢无量先生《青城山杂诗》超妙自然,全不费力,如行云流水。求之今日,殆无其俦。


谢无量先生说李义山《贾生》诗云:“贾生但知有政治经济,汉文毕竟高超,二千年来帝王,几人解问鬼神事耶?”其言超旷玄远。


自来以理语入诗最难,唯渊明能之。朴而弥隽。沈尹默先生五言风神标格,深得力于陶公。亦不刻意唯取其貌,是以为高。


蒋苏盫近作有句有篇,不少佳构。稍恨肉胜于骨,下字未及精纯。欲更进于此,气格当力求其高,音节必益期其朗,而简去凡近习熟语不用,自能迥出常流。五、七言古宜留意盛唐高、岑、王、李,学其清壮顿挫,宁瘦无腴,然后泽以玄言,乃可优入晋宋,勿自安于小成也。


词不足学,声律亦要自悟。词本乐府之极变,深于唐诗者,不患不能词。然其流近靡,唯太白为祖,以其不靡。李后主是词中子建,《花间》、《草堂》虽风华绝代,实亡国之音。两宋名家,何烦具举。苏、辛颇有风骨,不善学则近粗,莫如先学诗为能识其源也。


赵尧夫词大有功夫,无一首率易之作,四五十岁已自成就。集凡三卷,上卷稍逊,中卷渐胜,末卷弥见精彩,亦晚而益工也。如咏园蔬杂花数十阙,无一不佳。读书多,用事精切,盖毕生所读书皆用之于词矣。惜格调不甚高,可为名家,不可为大家。其于诗卒无所成者,亦以此故。太白词格之高,亦以其得力于诗者深耳。


赵尧生先生词,在清代当成一家,虽细密不及朱彊邨而雄壮有得于辛稼轩。《生日》一首可见,即此一篇,足当传世矣。



《绝句漫兴》云:“隔户杨柳弱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挽断最长条。”牧儿山歌也。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倾银注瓦惊人眼,共醉终同卧竹根。”拙野可笑,乍读之,如嘲村妇鄙语。


宋以来谈杜诗者,均谓老杜短于绝句,信然。通集佳者只有“虢国夫人”、“李龟年”二首耳。余篇寥寥,俱未入调。而《凭人乞果树》数首,尤可笑。《于韦少府处乞大邑瓷碗》一首,末句可为绝倒。诗云:“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又《访徐卿觅果栽》句云:“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真小儿语也。


《江上独步看花》七绝句,音调如《竹枝》。首章云:“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有何风致。


《城上》:“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似儿童对句。


《放船》云:“江流大自在,坐稳兴悠哉。”似武夫、衲子口角。


《自阆州领妻子却赴蜀山行》第二首结句云:“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下五字似老学究赠妇诗。


《赠王二十四契》云:“晓莺工迸泪,秋月解伤神。”或以为佳句,然谓“月解伤神”,犹有意境;“莺工迸泪”羌无事实。李白戏甫诗云:“借问如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谓此类也。


《绝句》云:“蔼蔼花蕊乱,飞飞蜂蝶多。幽栖身懒动,客至欲何如。”似病妓遣怀诗。


少陵好用“吃”字,如“对酒不能吃”、“但愿残年饱吃饭”、“梅熟许同朱老吃”之类,甚多。


《题桃树》云:“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妻与盗对堪,可发一噱。


“两个黄鹂鸣翠鸟,一行白鹭上青天。”小儿佳句也。


少陵好言鹅鸭,诗中数见。如“不教鹅鸭恼比邻”、“鹅鸭宜长数”之类。如此老一生与鹅鸭有缘。


又好言犬。如“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之类。知少陵甚爱其犬,其犬爱之正复不薄。


《拔闷》云:“长年三老遥怜汝,捩柂开头捷有神。”蔡梦弼曰:“长年三老,峡中谓篙师,柁工也。‘捩柂’、‘开头’皆行船之事。”写行船情景如此擘实,正大年所谓村夫子也。结云:“已办青钱防雇直,当今美味入吾唇。”说来一何可笑。


《昼梦》云:“二月饶睡昏昏然,不独夜短昼分眠。”似懒妇述怀诗。


《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语多可笑。第二首云:“周宣汉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后代看。”真弹词矣。“英雄见事若通神,圣哲为心小一身。”亦乱弹戏文。


《喜闻番寇总退口号》第五首云:“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大历二年调玉烛,元元皇帝圣云孙。”绝妙一首颂圣戏文,老末上场诗也。只须易“大历”二字,俱可通用。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石出倾听枫叶下,橹摇背指菊花开。”自来聚颂。或谓佳句,或谓不通,皆过也。“倒听”、“背指”,亦由思苦所致,此视“莺工迸泪”之句尤苦矣。


《即事》云:“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小儿语也。


《戏作俳谐体遣闷》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沈存中谓:“乌鬼,鸬鹚也。”每读之辄失笑。然既云俳谐体,却不妨有此。


杜集中以珷玞乱玉者,莫过《清明》七言排律二首。或疑为后人伪作,然杜容或有之。仇兆鳌《详注》载朱瀚所论骘甚备,因具录之如下:《清明二首》:“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湖光净客船。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支亦可怜。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虚沾周举为寒食,实藉君严卖卜钱。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朱瀚曰:“朝来”率尔。“新火”“新烟”重复。“绣羽”字面尘坌。“衔花”“骑竹”属对不伦。“他自得”“我无缘”“还难有”“亦可怜”,纯是暮气,岂少陵顿挫本色?自正孤舟老病,牵情“楚女腰支”,甚无谓矣,出言有章者不应如是。“城旧处”“井依然”,神理安在?“钟鼎山林”“浊醪粗饭”,堆积陈腐。“各天性”“任吾年”与“他自得”“亦可怜”等同一庸软耳。“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绣中。风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朱瀚曰:起四句竟似贫病拿舟乞嗟来之食者,有一字近少陵风骨否?因右臂偏枯而以左臂书空,既可喷饭,只点“左”字尤为险怪。“蹴鞠”“秋千”,坊间对类。“将雏”“习俗”属对殊难。“钻火”句又犯“朝来新火”。“秦城”二句,街市对联耳。“汉主”更不可解。“风水“句亦是吴歌。结句无聊。铺叙情事则有五言百韵等篇,格律精严则有七言八句,集中偏缺此体,无须蛇足。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


若欲作诗,亦不出《论语》“小子何莫学夫诗”一章,更无余义。若有言,若无言,莫非诗也。


诗贵神悟,要取精用宏,自然随手拈来都成妙谛。搜索枯肠,苦吟无益。语拙不妨,却不可俚。先求妥帖,煞费功夫,切忌杜撰。不属善悟者,不须多改。近体法门亦已略示,舍多读书外,别无他道也。


有意要排奡,即非佳诗。诗亦煞费功夫,倒纯熟时自然合辙,勉强安排不得。


禅要活,诗尤要活。


作诗先求脱俗,要胸襟,要学力,多读书自知之。江湖诗人摇笔即来,一字不可看,俗病最难医也。宁可一生不作诗,不可一语近俗。俗病祛尽,方可言诗,佛氏所谓“但尽凡情,别无胜解”也。


诗不可苟作,旧日文士积习,言下无物,无所取义也。


作诗不必定工,但必须祛除习俗熟滥语。


诗中用古事贵活用、暗用,方不粘滞。


作诗须意有余于词,不可但将字面凑合,此事煞有功夫。约而言之,在多读书耳。


凡咏物寄托之辞,题目虽小,寓意要深,方不为苟作。


感时伤乱,须实有悱恻之思,不能自已。言之有物,方可成诗。五言宜先熟于《选》体,虽短篇,具有法度。未能悟入,勿轻下笔。


有字然后有句,有句然后有篇,此亦具名句文三身。一字疵颣,绝不可放过,方见精纯。


欲写闲适之境,以太白“碧山”一首最为可法,右丞辋川诸五绝亦难到。


凡诗中用寻常景物语,须到境智一如,方能超妙。忌纯用理语填实,便嫌黏滞。


作意先欲分明,再求深婉,遣词先欲妥帖,再求精炼,然后可议声律。切忌晦涩率易,下字不典。


凡感时之作,须出以蕴藉。选词第一要雅,用意尤不可怒。


俗语以四时为四季,奇谬、奇俚,万不可入诗。


严沧浪以“香象渡河”、“羚羊挂角”二语说诗,深得唐人三昧。“香象渡河”,步步踏实,所谓“彻法源底”也;“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于法自在”也。作诗到此境界,方是到家,故以“香象渡河”喻其实,谓其言之有物也;又以“羚羊挂角”喻其虚,谓其活泼无碍也。


庾子山诗云:“索索无真气,昏昏有俗心。”今人通病大抵不出此二语。人谓钟太傅书沉着痛快,今始深觉其言有味。不唯作书要沉着痛快,作诗亦要沉着痛快,说话做事亦要沉着痛快。


少陵云:“新诗改罢自长吟”,“得失寸心知”非深历甘苦,不易到古人境界。读破万卷,不患诗之不工,谓诗有别裁不关学者,妄也。但此是“游于艺”之事,不工亦无害。若为之,则须就古人绳墨,方不为苟作。天机自发,亦不容已,但勿专耗心力于此可耳。


须多读古诗,选择一两家专集熟读,字字求其懂,乃可触类悟入,知古人作诗有法度,一字不轻下。杨子云曰:“读赋千篇,自然能赋。”此甘苦之言也。然读而不解,与不读同。诗即能工,而胸襟不大,亦不足贵。忧贫叹老,名家亦所不免,非性情之正也。贫而乐,乃可与言诗。且先读陶诗,毋学其放,学其言近而指远,不为境界所转而能转物,方为近道。明道作康节墓志云:“先生之于学,可谓安且成矣。”陶诗佳处在一“安”字,于此会得,再议学诗。


学诗意先读陶诗及《唐贤三昧集》,《古诗源》亦可看。不独气格不可入俗,亦当领其超旷之趣,始为有益。袁简斋俗学,无足观也。宜多涵泳,切勿刳心于文字。


说理须是无一句无来历,作诗须是无一字无来历,学书须是无一笔无来历,方能入雅。


诗中用理语须简择。


近体入理语要超妙,否则不似诗。绝句尤贵韵致,通首用字亦须相称。


近体诗虽是末事,煞要功夫,入理语更难。寻常俚浅熟滥之词,实不足为诗也。


诗中着议论,用义理,须令简质醒豁与题称。虽小篇,亦当步骤谨严。


学诗,选句先求清新,习熟字须避免,格调务须讲求,句法要有变换。少陵云“老去渐于诗律细”,“细”字须着功夫始得。


多读古人诗,自解作活计。


改学人“记取真山是假山”句为“莫认真山作假山”云:以幻为真,是颠倒见;以真为幻,亦是颠倒见。真幻二俱不二,乃悟一真一切真。诗中理致如此,方是上乘。


凡作诗,不可着闲言语,亦不可着一闲字也。

五言必宗晋宋,律体当取盛唐,下此未足为法。大抵选字须极精醇,立篇不务驰骋,骨欲清劲,神欲简远,然后雕绘之巧无施,刻露之情可息。自然含蓄深厚,韵味弥永矣。


五言短篇忌平板无变化。韵多少虽不拘,韵少者须不伤局促。


凡用韵必须有来历,结句尤重。


古体用仄韵者,上句若连用平声押脚,则气格不健。故上句末字平声至多到三联,必须改用仄声字。否则便无顿挫,读之不成音节。


“庚”“青”韵不可通“真”“文”,尤不可通“侵”。若用仄韵,则可稍宽,不若平韵之严也。



【延伸阅读】

民国林庚白诗话精选33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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