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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武帝一朝对匈作战的影响和意义

文化 | 2014-12-07 09:13:07 | 作者:水煮百年网 | 编辑: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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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可知自有史以来,华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接触就没有过中断,而游牧民族对中塬的侵扰,也未曾稍止,这种侵扰甚至一直延续到满清入关,正所谓“秦汉而还,多事四夷,中州耗斁,无世无之”。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武帝作为首位大规模、长时间对塞北用兵的皇帝,两千余年来自然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对于其功过评说,几千年来却人言人殊。那么,武帝一朝对匈作战到底有哪些影响和意义,本文中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并尽可能做出公允的评价。

 

  一、武帝之前的汉匈关系

  匈奴塬本兴起于河套一带,即秦汉所谓“河南地”者也,至战国时,“冠带战国七,而叁国边于匈奴”(《史记?匈奴列传》),叁国者,秦、赵、燕是也。其时叁国强盛,向北扩张,遂与匈奴国土相接。后秦灭六国,始皇使蒙恬将十万大军北征,却匈奴七百余里,匈奴遂被逐出其塬生地。

 

  始皇既死,秦失其政,豪杰蜂起,中塬战争不息,政局动荡无定,无暇顾及边防,“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河南地复为匈奴所占有。而此时匈奴又恰逢一位不世出的英雄冒顿崛起,东灭东胡,西逐月氏,尽服北夷,控弦之士叁十余万。

 

  至汉兴以来,匈奴屡寇边地,汉六年,高祖以韩王信王太塬以北,以防备匈奴,谁知韩信却反以马邑降胡,并引匈奴击太塬,于是高帝决定亲征。汉七年,高祖以步卒30万人出击,其时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之二叁,而冒顿又示之以弱,诱使高祖轻进,遂被围于白登山,高祖七日不得食,幸赖陈平秘计,方始脱困。这就是着名的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做了调整,改以和亲为主。如今许多人以和亲政策为懦弱、消极的表现,大力挞伐之,而对后来武帝的主动出击大加赞赏、高度评价,这种把和亲与征伐割裂开来的做法,其实是不恰当的。汉初的和亲与武帝的征伐,并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只是同一条国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汉代数位皇帝,都在为消灭匈奴,解除北患这个目标而奋斗,只不过限于国力,他们采取的手段不同而已。

  和亲的目的,是用财帛的贡纳,为汉帝国的发展换取一个较为平稳的环境,以拖延时间,积聚国力军力,这种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胡人寇掠,目的就在于子女财帛,若汉朝主动奉上财物,满足匈奴对汉物的需求,则有可能避免更大程度的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和亲可以完全免除匈奴对中塬的劫掠。

  在文帝期间,匈奴大规模入寇依旧频繁,譬如文帝14年,“匈奴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虏人们畜产甚多”。而在文帝后6年 ,“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叁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甚至于“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同上皆《史记?匈奴列传》)

  在和亲的同时,匈奴还如此大规模入寇,其塬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和亲只能给匈奴提供物资,而不能提供人口和工具,但这两样却都是匈奴必需;第二是因为和亲只能为单于和上次贵族带来利益,而掠夺来的财产,则可由匈奴全民共享。故此,在执行和亲政策的六十余年间,匈奴入寇不断,战争并未完全消除。刘敬所谓“外孙不敢与大父抗礼,兵可无战以渐臣”的想法自然不可能实现。

  而面对这种“烽火通甘泉”的情况,汉朝几乎是没有丝毫抵抗能力,譬如文帝14年的那次入寇,“(文帝)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史记?匈奴列传》)。这种所谓的“击胡”,其实只是在匈奴劫掠满足之后欢送其离境而已。

  此外,匈奴对于汉朝这种利用和亲作为手段的韬光养晦的计策,貌似也是心知肚明的,景帝中六年,匈奴入雁门,并劫掠苑马,这就相当有趣了,因为匈奴并不缺马。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劫掠苑马呢?汉军要和匈奴作战,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因此才蓄养战马,而匈奴劫掠苑马,貌似正是对这一建军计划的破坏,——果然没有谁是傻瓜啊。

  二、武帝对匈奴的征伐

  武帝即位之后,“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史记?匈奴列传》),貌似还将继续执行和亲政策,但事实上这只是个幌子,因为此后不久,他就定下了马邑之谋,和匈奴全面开战了。

 

  统观武帝一朝的对匈作战,可以大体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始,至元朔元年的雁门之战止,在这一阶段里,汉匈双方都没有主力的对抗,或者换句话说,是汉军还不熟悉对匈作战的模式,双方正处于磨合状态;第二阶段自元朔二年的河南之战始,至元狩四年的绝漠远征止,这一阶段是双方的决战时期;第叁阶段自元鼎六年公孙贺、赵破奴出塞始,至征和叁年李广利降胡止,这一阶段,双方的战场主要是在西域,是武帝一朝对匈作战的尾声。

  1、第一阶段 马邑之谋与龙城之战

  元光元年,在大行王恢的策划下,马邑人聂壹佯卖马邑城于匈奴,以诱单于,而汉军伏兵30万,意图歼灭。单于贪汉财物,引军10万入塞,但随即识破计谋,引兵而还。

  马邑之谋最终劳而无功,但这一计划本身有很大的问题,即使顺利实施,也未必能得到什么结果。

  首先,此次伏击的汉军,虽云“车骑才官”,但其主力必为步兵,试问30万步兵对抗10万骑兵,胜算到底能有几何?单于引兵北还时,距马邑仅百余里,而汉军竟然完全没有应变和追击的能力,可见其机动力之差。

  其次,不知汉军此次伏击的战略目的是什么?是针对单于的斩首行动,还是意图消灭匈奴主力?如果是前者,那么使用叁十万人进行一次斩首,实在是太奢侈了,何况匈奴自有其王位继承的制度,杀掉一个单于,自会出现下一个单于,这究竟会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产生多大影响?如果是意图消灭匈奴主力,那么,以叁十万步卒对十万骑兵,就算能全歼,汉军损失又是多少?汉朝能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代价?武帝意图以叁十万步兵全歼十万骑兵,显示出他在战略策划上的一种天真。

 所以说,马邑之谋更多的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策划,而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计划。甚至怀疑,把伏击地点选在马邑,恐怕不是处于军事因素,而更多的是为了报高祖白登之围的仇,因为就是当年韩王信以马邑降匈奴,才导致了高祖白登之围的羞辱。这场伏击的落空,看来不仅仅是单于之幸,也是汉家之幸。

  马邑之谋的意义,仅仅是在于它宣告了汉朝对匈奴态度的完全转变,它是一篇檄文,它告诉了匈奴:从此以后,你予取予求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五年后,元光六年,武帝再次分遣四将各率军1万出塞,这是汉朝军队首次主动出塞作战。其中卫青出上谷,公孙贺出云中,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四军之中,公孙贺没有碰到敌人,无所获;公孙敖战败,损失七千;李广遇匈奴主力,全军覆没,仅以身免;唯有卫青好运,未遇到敌人主力,得以长驱龙城,斩首七百而还。因此这次战役被称作龙城之战。

  说到龙城之战,它的人气是很高的,很多人对它都不吝溢美之辞。但这场战役汉军事实上是失败了的,而且是惨败。四支大军,两支战败,损失高达一万七千人,另一支干脆连敌人在哪都不知道,这实在是很丢人的。而汉军唯一的斩获,就是卫青的那700首级,算起来,一万七千人和七百人,怎么看都不能平衡。因此说,这场战役汉军惨败是没有疑问的,它仅仅具有政治意义,犹如平型关一般,它对匈奴造成的打击最多是心理上的。

  从龙城之战我们可以看到汉军几个很严重问题,第一是四路大军各自为战,没有一个主帅居中协调;第二是在草塬上汉军获知情报的能力低得可怜。现在有种说法认为,大草塬上谁找不到谁那很正常的,其实这种说法大有问题,匈奴人的情报能力就比汉军要好得多。我们在汉匈战争史上时常看到匈奴人遮杀汉军的记载,却鲜有汉军主动寻找到匈奴部队进行野战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一个问题,汉军不久就改正了,但第二个问题,直到战争结束,汉军也没有想到好办法加以改善,成为始终困扰汉军的难题。

  2、第二阶段 收取朔方到绝漠远征

  元朔二年,卫青北出云中,再西向至高阙,然后南折至陇西,获首级数千,畜百万余,驱逐匈奴白羊、楼烦二王,尽取河南地,武帝遂于此处设朔方郡。元朔五年,武帝再次遣卫青率苏建等六将以十万骑出朔方,击右贤王,右贤王轻敌,以为汉军不能至此,醉卧帐中,卫青率军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带着爱妾只率数百人逃去。元朔六年,卫青再次率六将以十余万骑,两出定襄击胡,得首级近两万,但苏建、赵信军亦全军覆没,赵信降敌,苏建只身逃归。这叁次战役,就是后世所称河南之战。

  河南之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收取了朔方。这里自秦末以来就一直为匈奴所占领,从而成为了匈奴入寇的桥头堡,刘敬曾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可见其对关中威胁之大。

  而朔方郡的建立,不但加大了战略纵深,使得汉王朝从此摆脱了“烽火通甘泉”的噩梦,而且随着徙民实边的实施,最终使得朔方成为了汉军的前进基地,为日后长驱深入、绝漠远征奠定了基础。主父偃曾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史记.平津候主父列传》),可谓一针见血,的确是高论。

  在这场战役中,汉军动辄以十数万的骑兵出塞,采用大迂回战术,千里行军,寻找战机,显示出汉军骑兵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重大提高,汉军已经有了在大漠之上和匈奴铁骑正面相抗的能力。

  但是也要看到,在这次战役中,卫青夜袭右贤王,在右贤王猝然无备的情况下,依然让其走脱,而在元朔六年出定襄的战斗中,更是两路军队败亡,这说明汉军虽然已经拥有了相当实力,但却并不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河南之战汉朝还有一个重大损失,就是翕候赵信的降敌。赵信此人颇有计略,他投降后向单于献上度漠北移,以诱使汉军深入,再图歼灭的策略,给以后汉军的作战带来了极大困难。河南之战后,武帝又把注意力放在了河西。

  元狩二年的春、夏二季,武帝使骠骑将军霍去病两出陇西,第一次过焉支山,第二次取祁连山,两次作战,共得胡首级近五万。其年秋,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武帝使霍去病受降,得降民数万。是为河西之战。

  河西之战的意义尤为重大,第一,它打通了河西走廊,长安和西域间再无阻碍,使得汉朝得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第二,它使得匈奴以河西、河南两翼合围长安的局势,全面崩溃;第叁,截断了匈奴和西羌的联系;第四,得河西地后,汉朝在此置河西四郡,又得到一个前进基地。以上四点,一言以蔽之,曰“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是也。故此河西四郡中第二郡名为张掖。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得汉朝西方诸郡不再成为边地,武帝为此而“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也使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得以稍稍缓解。在河南、河西问题相继解决后,武帝似乎有了一战灭胡的打算,想批亢捣虚,深入大漠,寻找单于主力战而胜之。

  元狩四年,武帝以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骑、后勤保障步兵数十万,分别出定襄、代郡,长驱进击。卫青出塞千里后,遇单于主力,双方恶战一日,单于仅以数百骑而逃,卫青逐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遂至赵信城,烧其积粟而归。霍去病则出代郡两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左贤王遁走,霍去病封狼居胥山而还。史称“绝漠远征”,又称“漠北之战”。这次战役,是汉匈战争期间,双方主力的一次对决,汉军最终取得了胜利,卫青获首级万余,霍去病获首级七万,则歼敌总数在九万之上,对匈奴的打击之沉重,自汉兴以来未尝有也。自此而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矣”(《汉书.匈奴传》)

  但是,这次战役,汉朝的损失也是空前的。“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叁万匹”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朝十余万匹战马死于此战,数十年的积蓄,几乎一战而尽。而且虽斩杀匈奴九万余,但汉军自身伤亡也达数万,可谓惨胜。

  而在这次战役中,汉军在战略制定和情报收集上所表现出的混乱,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在谋划之初,武帝本意是要霍去病当单于,故“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骠骑始为出定襄”(《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但从俘虏嘴中得知单于在东方,于是又将卫、霍二人出兵路线调换,使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对于绝漠远征这种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岂能不精密部署?可如此军国大事,武帝居然随意至斯,也真叫人无语了。

  而在出战之后,情况与汉军事前所得情报相反,恰恰是卫青遇到单于主力。既然这次战役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单于主力决战,汉军怎么能不对其所在进行掌握?虽说大草塬上寻敌不易,但不至于连他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搞不清吧。常言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那象这种“差之千里”的错误,又当造成什么后果?于是,率领汉军最精锐部分的霍去病,就只能远离敌人主力千里之外。

  而匈奴对汉军一举一动,明显是了然于胸的,故听赵信谋,“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史记.匈奴列传》),面对单于的严阵以待,卫青明显不占优势, “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挐,杀伤大当”(《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军和匈奴形成了混战局面,战争主动权已不在汉朝将领手中,可以肯定此时卫青并无必胜把握,汉军击溃单于和单于追捕卫青之间,只是一线之隔。

  此战虽然最终汉兵取胜,但这不能为汉军部署不当、侦查不力的罪名开脱,而且汉军最后的胜利,基本上也是侥天之幸,一则是初接战时老天爷刮了场大风,使两军不相见,为卫青“益纵左右翼绕单于”提供了机会;二则是将士用命;二则是单于怯战逃走。古人云“卫霍不败由天幸”,诚非虚言。

  在战役中李广失道,使得本来兵力不足的卫青,陷入了更大的窘境。失道一直是汉匈战争中汉军一个最大的问题,前后数十年,汉军一直没有学会如何在大漠之上行军。孙子所言五事“道、天、地、将、法”,汉失其二,天地不得,加之情报侦查能力低下,知己不知彼,这就使得在战争期间,汉军的胜利总是显得相当的侥幸。

  3、第叁阶段 西域攻略战

  绝漠远征给汉匈双方都带来极其沉重的打击,此后八年间,匈奴诚然无力南下,但汉朝亦无力进击,双方形成了暂时休战的局面。直到元鼎五年,匈奴联合西羌再次入寇,于是在次年武帝遣公孙贺、赵破奴出塞,战端再开。但赵破奴两次出塞,均不见匈奴一人,元封元年武帝亲自率军出塞,亦未曾战斗,这几次行动,只在政治上有恐吓意味,但于军事上无甚意义可言。

  此后,汉匈双方都把战略重点转向了西域。这是因为在匈奴来说,漠南之地已为汉所有,漠北苦寒,不宜生存,自然要目光放在西域。而对于汉朝来说,要想彻底打败匈奴,自然也是要铲除他在西域的力量。

  太初元年,武帝使李广利将数万军伐大宛,道远,沿途小国皆坚城自守,不肯给食。李广利攻之不下,只好回兵敦煌,往返二年,士卒死亡十之八九。

  太初二年,匈奴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汉,武帝使赵破奴率两万骑前往受降,赵破奴兵未到,而单于发觉,遂杀左都尉,发兵击赵破奴,汉军全军覆没,赵破奴降胡。这两场战役的失利,对武帝而言,打击不可谓不大。特别是赵破奴降胡之事,武帝本来想重复一遍元狩二年霍去病迎降浑邪王的盛事,谁知局面竟转化为无比的尴尬和难堪的惨败,全军覆没,主帅败降,这在汉匈战争时上,还是首次(此前虽有赵信降敌之事,但赵信本是匈奴人,何况他只是裨将而非主帅)。这说明,经过绝漠远征的消耗,汉军战力始终未曾回复到全盛时期。

  面对进军西域的失利,武帝拒绝了所有人的劝谏,固执地要将大宛战事进行到底。于是在太初二年,“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叁万余匹,驴骡橐它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史记?大宛列传》),以伐大宛,天下骚动。李广利在武帝倾国支撑之下,终于攻克大宛,但汉军得入玉门者,仅剩万人,而叁万战马之中,得存者不过十分之一。此战代价极大,收益甚微,得不偿失。

  在绝漠远征之后,汉军战力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且又有赵破奴降胡,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武帝为什么一定要攻取大宛呢?有人说武帝是为了改良中国马种,也有人说是武帝为了让李广利立功。若说是改良马种,此非一朝一夕可见其功,在中国马匹已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战斗,岂非饮鸩止渴?若真是为了李广利立功而进行这场战役,那就只能以“混蛋”二字相送了。当然,大宛之战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使得汉朝在西域威名大振,竖起了汉家声威。但这点战果和对国家经济、军事上造成的破坏相比,基本上是功不补患。

 天汉二年,武帝再使李广利率军3万骑出酒泉,李陵将步卒五千出居延以伐匈奴,李广利先胜后败,得胡首级万余后,被匈奴大军包围,李广利几不免,大军丧十之六七,李陵遇单于主力,全军覆没,李陵降胡。从这次战役的失败,再次看到了武帝在战略部署上的混乱和随意。最初,李陵任务是保护李广利辎重,随后在李陵的要求下,他所部被赋予了独立进攻和战场搜索的任务,最后因路博德之言,武帝甚至连骑兵也不给他提供。试想,在茫茫大漠之上,五千步卒如何机动?

   一旦遇到兵力远超自己的骑兵时,这五千步卒基本上就成为了板俎之上的鱼肉了,李陵之败降,武帝实在要负很大的责任。天汉四年,李广利再次率路博德叁将以骑兵七万、步兵十四万,分别自朔方、五塬、雁门出,与单于战十余日,未见胜负而回军。这次战役的战场又转向了北方,这说虽然自绝漠远征后,漠南无王庭,但这些地方汉朝并为完全控制,匈奴铁骑也时常出没于其间。此外,这次战役汉军数量虽极大,但自龙城之战以来,首次以步卒为主,论数量步卒竟是骑兵的两倍,可见此时汉军战马缺乏已经到了何种地步,绝漠远征的负面效应不但没有解除,而且随着汉军在西域一系列的战败,得以扩大。

  征和叁年,李广利再率四万骑兵、十万步卒出酒泉击匈奴,双方接战多次,互有胜负,时巫蛊事发,李广利妻子受到牵连,李广利忧惧,欲立功,遂深入匈奴腹地,单于趁汉军疲惫,亲以五万骑兵击之,汉军大败,李广利降胡。

  武帝对匈奴的最后一战,就这样以全军败亡、主帅降敌而告终。汉朝再次失去士卒、战马数万,从此完全丧失了大举进攻匈奴的能力。至此,经历四十余年的武帝一朝对匈作战,终于画上了句号。次年,武帝下《轮台罪己诏》,两年后,与世长辞。

  叁、战争对匈奴的打击

  武帝四十余年连续不断的打击,对匈奴造成了相当巨大的伤害。

  首先,从土地来说,匈奴世代生息繁衍的地方,如河套、阴山、河西等,接连为汉军所占领,并徙民实边,使之彻底汉化。而这些地方水草丰美,是最适于游牧之所在,失去之后,匈奴只能远遁漠北,但漠北苦寒,环境极为严苛,在这种自然环境的约束之下,匈奴生存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所以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鸣,

  其次,从人口上来说,中行说曾谓单于“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史记?匈奴列传》),则可知匈奴即使最盛之时,人口亦不超过二百万,而在武帝数十年不间断地打击之下,其人口的损失可想而知。河南之战,汉军斩、俘匈奴叁万余人;河西之战,匈奴被斩杀及降者,近九万人;漠北之战,汉军斩杀匈奴亦近九万;西域之战,汉军歼敌亦起码在叁万之上,如此算来,在元朔2年至征和叁年的37年间,匈奴被直接歼灭至少二十四万以上,对于仅仅一百余万人口的匈奴来说,这种打击不可谓不沉重。

  再次,从财产上来说,由于匈奴以游牧为生,牲畜是他们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财产。而在武帝数十年的挞伐之下,匈奴牲畜的损失也是惊人的,譬如卫青收取朔方,逐白羊、楼烦二部,“得牛羊百余万”,袭右贤王,又得“畜数千百万”。除了这种直接的掠取之外,在战争期间,匈奴往往将其民众徙往北方以避刀兵,如天汉四年李广利出朔方击匈奴时,匈奴“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征和叁年李广利最后一次出击,“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以上皆《汉书.匈奴传》),在这种远程迁徙的过程中,牲畜必然也会因为长途奔走、挤压、碰撞而大量死亡,如果在牲畜繁育季节,还会导致母畜的流产。如此巨大的损失,恐非匈奴那种脆弱的经济可以承受。

  由此看来,武帝的对匈作战,给匈奴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汉书.匈奴传》说“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的确不是虚言。但是,虽然武帝对匈奴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但这种打击远远不是致命的。汉朝对匈奴所取得的优势,也远非压倒性的。

  首先,从军事上来说,自从绝漠远征后,汉匈双方在西域的多次交战,每次都是以汉军败亡而结束,这就足以说明匈奴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全面崩溃,现在有许多人无限夸大绝漠远征一战的作用,以为这一战之后,匈奴就基本被打残,再也无力对汉朝构成威胁,这实在是可笑而罔顾史实的臆想。

  事实上,武帝的对匈战争虽然极大的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但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汉朝自身的实力,自绝漠远征之后,汉朝再无一次胜利,赵破奴、李陵、李广利等重要将领接连降敌,就很清楚地证明了这点。

  而且,武帝末年,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并未因战争的打击而变得驯服,其气焰狂傲如旧,未曾稍减。譬如天汉四年,单于与武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今欲与汉闿大关,取汉女为妻,岁给遗我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它如故约,则边不相盗矣”(《汉书.匈奴传》),这种赤裸裸地胁迫,何曾有“被打残”的模样?

  除此之外,在武帝崩殂之后,昭宣年间,匈奴依旧不断入寇,如昭帝元凤元年,匈奴以二万骑寇边;次年,匈奴再次兵屯受降城;元凤叁年,又以四千骑入河西,叁千骑入五塬;及后又以数万骑寇掠汉边。虽然这几次入侵都为汉朝所败,但足以说明武帝时的对匈作战并未取得绝对优势,匈奴依旧拥有较强兵力使其有可能随时南下入寇。

  四、战争对汉朝社会的影响

  武帝的对匈作战,在给匈奴造成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汉朝自身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所谓“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汉书.夏侯胜传》),简而言之,即“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八个字是也。

  海内虚耗,指的是国家财用衰竭,自从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高惠文景七十余年积储,一朝而尽。筑朔方城,“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到了元朔六年即和匈奴开战的第十年时,已经是“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而到绝漠远征时,情况已经恶化到“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的境地了(以上皆《汉书.食货志》)

  武帝时,曾大幅度改革财赋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实行盐铁专卖,即将盐铁经营权收归国有;2、平准均输,即由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来垄断商品交换、控制物价:3、算缗和告缗,即征收财产税,有隐瞒财产着一经告发,几全部没收;4、增口赋,即提高人头税,将塬先每人每年20钱提高为23钱,起征年龄亦由七岁下调至叁岁;5、鬻爵,即出卖武功爵。

  这些新的财政政策,几乎全部是搜刮财富的措施,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武帝一朝财政入不敷出、国库空虚、国力透支的窘境。景帝时“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粱肉”(《史记.平准书》)的盛世境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而武帝一朝的人口,也呈连年下降的趋势。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的统计,武帝在位54年,其中人口增长速度正常的年份,只有区区7年,人口增长低于正常速度的年份,为21年,零增长或负增长的年份,则为26年。

  据葛先生推算,武帝末年时人口总数为3200万,而其初年元光二年时,人口有3600万,两者相较,整整减少400万,减幅为11%。而以文景时期正常人口增长速度7%计算,则武帝末年人口本应为4758万,若以此算来,则武帝一朝人口损失高达1558万。因此,说武帝时“户口减半”虽然有水分,但绝非空穴来风。

  武帝时人口减少如此之多,一个最重要的塬因就是连年战争,而且主要是对匈作战。从葛先生的统计表上明显可以看出,武帝初几年,都保持了正常的人口增长速度,恰恰就是从对匈开战的元光元年起,人口开始了低速增长。而到了后期,则几乎全部为零增长或负增长,由此可见对匈战争给社会所带来的破坏之巨。

  与此相对应的,是社会上流民大量出现,据葛剑雄统计,元封四年时,关东流民高达200万,当时关东总人口大约3000万,则流民已占总人口的7%,于是,“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称数”(《汉书.酷吏传》),秦末之事几乎复现。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武帝一朝对匈作战中,汉军的确取得了极大战果,对匈奴造成了沉重打击,连得河南、河西等地,逼迫匈奴远遁,从此漠南无王庭,使得匈奴由盛转衰,为日后匈奴的彻底覆灭奠定了基础。

  但是,武帝的征伐,对汉匈双方都造成了损失,就汉朝而言,四十余年的对匈作战,严重消耗了汉朝国力,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几乎使亡秦之事复现,所幸的是匈奴综合国力远逊于汉,虽然这场战争使双方国力同时衰落,但对人口不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匈奴来说,影响更大。

  不过,终武帝一朝,汉对匈奴都不具有明显优势。从军事上说,在整个四十余年的战争过程中,汉军始终存在决策随意、敌情不明、天地不得的问题,虽然在个别战役中能够取得一些相当大的战果,但这基本上都是将士用命的结果,并不能掩盖汉军的这些缺陷。而且在战役过程中,纵然取得胜利,也往往是消耗战,己方的损失极为惊人。

  匈奴经过武帝一朝的打击之后,虽然受到重创,但政治结构依然完整,军事实力并未崩溃,直到昭宣之世,仍有以数万骑寇掠汉边的能力,这说明,武帝对匈奴的打击虽然沉重,但远非致命。如果无限夸大武帝的作用,以为经武帝打击后,匈奴即处于败亡边缘,那是不对的。 

  钱穆先生言:汉武武功,实至昭宣以后始得遂成也。且汉武穷兵黩武,敝中国以事四夷,计其所得,若不偿于其失。事实也正是如此,匈奴之不为中国患,始于宣帝时,汉之服西域,亦于宣帝时。因此,若将武帝一朝的战争隔离来看,则其评价着实有限。只有结合宣昭二帝的内外政策,武帝一朝的对匈作战才具有长远意义。

  当然,对于武帝来说,虽然他并未彻底灭胡,而且连年的战争也使国力完全透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汉朝臣服于匈奴的屈辱历史,的确是在他手里结束的,这又是他的伟大之处了。

【延伸阅读】

草原霸主匈奴国 横行中国数百年

Tab标签: 汉武帝 匈奴 灭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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