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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不该被遗忘的“二传手”

政治 | 3-10 12:03 | 作者:徐庆全 | 编辑: 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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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是继毛泽东之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对于一九七零年代以前出生的人来说,对他的记忆,也仅仅是当年流行的宣传画上那个慈祥的“英明领袖”;而对于七零年代以后的人来说,除了从教科书上“四人帮”和“两个凡是”两个关键词中还能见到他的名字以外,他的行迹几乎荡然无存。

  

在他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对于他的评价,官方有一个“一正四负”的说法。“一正”:“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四负”:一是“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二是“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的进程”;三是“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四是“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也负有责任”。这就成为对华国锋评价的基调;一些著述还由此衍生出更多的负面评价:“阻挠和拖延恢复邓小平工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洋跃进’”等。

  

因为有这样的评价,离开权力核心30年来,他一直是个“沉默老人”,未发表过任何一本回忆录甚至只言片语的文章或谈话,就是在出席中共党代会场合被海外媒体追问时,也只是讲几句不着边际的之言。也因为有这样的评价,学者和媒体对他也都保持沉默。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谢世。新华社发表的“华国锋生平”对此有所改变:“一正”有所加强,说他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他“拖延和阻挠”,而是“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至于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新华社的生平未置一词。

  

2014年8月,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创作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连续剧中,华国锋不再被人忌讳,首次以正面形象出现在屏幕上。

  

从“父母官”到“接班人”

  

来自山西交城带有浓重乡音的华国锋,1938年投身抗日,任中共交城、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随人民解放军南下到达湖南省后,时年29岁的他,被任命为湖南省湘阴县解放后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此后,他在湖南一干就是27年,直至1976年10月当上中共中央主席,他才不再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之职。

  

1952年,年仅31岁的华国锋任湖南湘潭县委书记,毛泽东的家乡韶山曾隶属湘潭。毛泽东之所以能从无数的省、地级干部中注意到华国锋这个党内的后辈,与他这一任职有很大的关系。1955年秋天,华国锋在长沙见到了毛泽东,衣着朴素,面相忠厚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同年10月,毛泽东破例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年逾60的毛泽东对34岁的华国锋说:“你是我的父母官!”1969年,华国锋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中共九大是“文革”混乱中一次重要的会议。说重要,是因为这次会议填补了接班人的空缺: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份昭示世人。

  

对于毛泽东等领导人来说,选择党的事业接班人,一直是关乎后继有人的大事。从1945年中共七大直至“文革”前夕,刘少奇一直以毛泽东的接班人身份出现。“文革”爆发后,这位接班人却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迫害。而林彪这位毛的“亲密战友”作为接班人,不但毛心安,全国党员都心安。华国锋作为新晋中央委员,自然拥护中央的决定。不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数年后,他会成为新的接班人。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实际上宣布了毛式“文革”的失败,接班人问题成为他更为焦虑的头等大事。而此时,与毛一起走过的党内元老大多被迫远离权力中心,毛的目光只能转向党内“新贵”。尽管朴素、忠厚的华国锋给毛印象深刻,但从资历而言,他却并没有进入毛的视野。

  

毛泽东曾一度打算以“造反司令”王洪文为接班人,但他很快发现,王洪文除了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外,别无长处。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华国锋:1973年8月,提拔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显露出培养华国锋为接班人的端倪,华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不过,华国锋缺乏参与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等经历,也从无高层的政治阅历,无法与党内元老相比,其地位并不稳固。毛泽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他在重新启用邓小平的同时,继续重用华国锋。1975年,华国锋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邓小平复出后,进行整顿,否定“文革”,自然为毛所不容,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时势造英雄,华国锋成为当然的接班人。1975年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作报告,开始逐步接替已病重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工作。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开始任代总理。1976年4月7日,毛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再一次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而毛泽东在1976年9月去世前,则曾给他写下“你办事,我放心”批示,华国锋便以毛泽东的继承人身分,为毛泽东追悼会致悼词。在当年10月“四人帮”被拘捕前,华国锋已是中共党内最高负责人。

  

华国锋走上权力高峰,是至今公布的史料也无法破解的偶然或者必然,因而始终是学者的饶有兴趣的话题。

  

在毛泽东时代,1949年以后27年的威权统治,“强人政治”是中国的政治架构。他逝世前后,“强人政治”基本上陷入真空,“常人政治”时代未雨绸缪。因此,中国政坛上出现三股势力,一是江青等激进派,也就是被称之为“四人帮”的人,他们以毛泽东的衣钵继承者自居,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追随者。二是元老派,他们大多是“文革”的受害者,也是“文革”的抵制者。三是华国锋、吴德、纪登奎等人,我姑且称之为“新贵派”。从年龄上来说,他们算是毛的下一代人,对毛很崇拜,很忠诚;他们基本上是“文革”的受益者,对“文革”没有抵触情绪,但与江青等激进派则不同。基层工作的经验使他们有务实的一面,“革命”也“抓”,“生产”也“促”,但均不大走极端。这样,他们就与激进派拉开了距离,而与元老派则有了感情的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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